《朱生豪小言集(精)》介绍了,1939年9月朱生豪应詹文浒先生之邀去《中美日报》任职。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中美日报》撰写时政短评“小言”。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日军攻入租界为止,共写了近四十万字的一千余篇“小言”。《中美日报》从总体说是持抗日反侵略立场的,因此朱生豪在“小言”中倾注了他的爱国精神和对日寇法西斯的深仇大恨,加上朱生豪深厚的文学功底,用范泉先生的话说:“这些短小精悍的新闻随笔,都是他阅读当天新闻后写下的即兴抒怀,思维敏锐,形式多样,笔锋犀利,讽刺与揶揄兼备,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时政散文创作。”
《朱生豪小言集(精)》是朱生豪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为上海“孤岛”中的《中美日报》小言专栏所写作品的汇编,时间从1939年10月11日到1941年12月8。每篇小言主要是对当天发生的国内战事及国际战事发表评论,作者多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事件进行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爱国之心。每篇字数多在二三百字,短小精悍。通过这些文章,可以使读者了解当时国内社会情况及其国际局势。此外,本书通过朱生豪的文字,展现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注。同时,本书也是研究朱生豪思想的重要资料。
所望于华董诸公和樊克令先生者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关于沪西越界筑路区交涉问题,我们曾于本月十九日和本月廿四日社论中,一再表示意见,本来可以不必再多所申说,不过鉴于此项交涉的关系重大,当现在结果如何尚未确定之先,似乎尚有不能已于言者。
第一我们希望工部局华董诸公能严守华人的立场,一致反对向第三国卵翼下的非法组织作任何屈辱的让步。越界筑路区的主权属于中国,只有中国的合法政府可以出面交涉,绝对不能由他人越俎代谋。
第二我们希望工部局美总董樊克令先生在进行此项交涉时,能以严正不阿的态度主持正义,在此美政府对日取坚决立场的当儿,尤其希望他能仰体其政府的意志,不要作使中国人民失望的事。
引狼人室,自贻伊戚,深愿租界当局勿图眼前的苟安而忘其远者大者。英日重开谈判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停顿已久的英日谈判,将于不久重开。根据英国历次所作“远东政策不变”的保证,我们本不必怀疑她行将对日让步,不过她现在因被欧洲的事束手束脚,正在无暇顾及远东之时,一方面为图免去后顾之忧,一方面也许还希望有所借助于日本,那么她的谋与日本妥协,也未始没有很大的可能。
然而所谓“绥靖政策”者,现已失败于欧洲,在亚洲又何尝行得通?一次次的委屈求全,只是使侵略者的胃口愈来愈大。这两年来,英国所受的教训,已经太大了,如果再要来这一套,那么大不列颠的威信真将扫地无余了。独霸亚洲是日本野心所在,排斥一切外人势力是她终极的目标,希望行暴者适可而止,空非梦想?
国际正义与公道一类话,我们暂且搁起来不谈。为了英国自身利益与前途,我们希望她能力持坚决的立场,拒绝作一寸一分的让步,否则日本踌躇满志之日,也就是英帝国在远东的丧钟鸣响之时。
德苏同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
苏联最高议会临时会议今日开会,莫洛托夫将发表重要演说,演说的内容如何,现在还不能遽加推测,但据德方报纸的宣传,说德苏两国友好条约将改为军事同盟条约,则就常识判断起来,眼前似乎还不致于成为事实,也许将来也未必会成事实。
苏联因缘机会,已经不流血而获得偌大的利益,她现在处于绝对优越的地位中,很可以借所谓“中立”以自重,无须受军事同盟条约的束缚。再者苏联对英国固然不嫌于心,而她与德国的暂时结合,乃不会永久是好相识,与其为一个主义上不相容的国家出死力,不如坐视别人的火并而自己从中取利之为愈。再者就德国方面而言,她现在所有求于苏联的,也无非是经济上和原料上的接济,还没有到需要苏联军事援助的地步。 国际情形变幻莫测,自昔以然,于今尤烈,最好还是让事实来证明吧。美日关系的基本认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日本真是太苦闷了,对于中国政府所取的“和平攻势”,既然一无成效,而在对美的外交上,尤其显出他手忙脚乱的一副情急的可怜相。一会儿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地宣传野村格鲁的谈话即将举行,一会儿外务省又来了一个彻底的否认。倘不是日本报纸在白日见鬼,那么一定他们的外交当局有些神经错乱得语无伦次了。
当然他们的苦处我们是不难加以谅解的。宣告废止的美日商约,三个月后便要正式失效了。我们知道日本由外输入的军需原料,最大多数是取给于美国,这样一来,他们的侵华迷梦势将无法做下去,也难怪他们要寝食难安地企图使该约复活了。
然而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毅然的举措,其原因为日本侵犯了她的在华权益,破坏了她的“门户开放”及“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基本政策。废约的动机既然在此,那么现在日本的态度和行动有没有改善得可以使美国重行考虑再订新约呢?倘若没有,那就根本谈不到美日关系的好转,所有日本的种种哀告恳求或甚至无聊的恫吓,亦终归于徒然而已。
日本与“中国新政权”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
《朝日新闻》载日本对于汪精卫行将组织的“中国新政权”,其政策有十要点(见今日本报路透社电),我们不难从这十要点里看出这所谓“新政权”者,究竟是什么东西。固然表面上的好听话不会缺少,什么“尊重中国主权”啦,“避免干涉中国内政”啦,然而这种话的价值,不会高过于写着它们的纸,也许说话的人自己听了会因自己的宽宏慷慨而感动得流泪,可是要拿来欺骗别人,那世上似乎还没有这样易于受骗的人。第一我们看这所谓“新政权”是在日本“无限制的援助”及“期望”下产生的,那么它除了仰承鼻息之外,要说是能独立自主,岂非强其所难?一面希望“新政府”进行其独立政策,一面又说是在“需要”时“不吝予以任何之援助”;一面因避免发生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而不遣派政治顾问,但“新政府”如“愿意”时!仍准备派遣财政顾问。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说的“需要”,是谁的需要?所谓“愿意”,又是谁的愿意?
汪精卫之为华人所共弃,已是一件铁铸的事实,在日人卵翼下的任何傀儡政权,都绝对不能代表中国,也已经为举世所共喻。如果以为掮出一个汪精卫来便可以收拾这场无法收拾的“中国事件”,那未免太一厢情愿了。P14-16
本书收集了朱生豪在我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为上海“孤岛”中的《中美日报》所写的千余篇“小言”(时政随笔)o这是朱生豪留存至今最集中,也是最重要的一批原创文学作品。它们充分体现了朱生豪在日伪势力环伺下的上海“孤岛”中,秉笔诛伐,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殊死搏斗的精神面貌。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朱生豪的文学造诣,大多是从他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作中了解的。但是他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极其贫乏的物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甚至最后以自己的生命去殉这一事业——完成在我国文坛留下深远影响的译莎工程,除了他对这位世界文化巨人的挚爱和精神的共鸣之外,主要的动力是他要为祖国争气、为民族争光的爱国精神。而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社工作期间所写的这些“小言”,便是这种爱国精神的集中表现。
少年时代家庭的不幸和求学的艰难,使早年的朱生豪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和责任感,也养成了他沉默寡言和外柔内刚的性格。文学方面的天赋和之江大学娴静优美的校园环境,使他的学校生活充满了诗意和梦想。在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时候,他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满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社会上的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当然,这种热情和希望其实是相当天真的。在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希望和热情是多么苍白无力。他深感回天乏术,报国无门,一度陷入了寂寞和彷徨的痛苦之中。是翻译莎士比亚的事业,使他终于从这种彷徨中解脱出来,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他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工作,并将这一工作和为民族争光、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价值。
卢沟桥的枪声和“八一三”的炮火再一次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结束了埋头译写的日子,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沦陷区,目睹了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凄惨情景,品尝了国破家亡以后忍气吞声、受尽凌辱的切肤之痛,朱生豪的爱国情怀又有了新的升华。他在此期间写的词中有“屈原是,陶潜非”的句子,表明他在原先十分喜爱的两位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陶渊明之间,有了新的取舍,在感情上完全站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一边,而屏弃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回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经过将近一年的逃亡生活后,他回到上海“孤岛”,1939年10月进入持抗日反汪立场的中美日报社,因能直接秉笔诛伐凶恶的日本和德意法西斯及其附庸而感到兴奋。在日伪特务横行、随时都有遭暗杀危险的环境下,他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实践着他“矛铤血染黄河碧”的豪举。
“小言”是当年《中美日报》上一个特殊的专栏。从1939年10月11日到1941年12月8日,除了少数日子外,《中美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小言”发表,有时一天有两三篇甚至更多。现存706天的1081篇“小言”,近40万字,均由朱生豪撰写。“小言”大多篇幅很短,但“都是他阅读当天新闻后写下的即兴抒怀,思维敏锐,形式多样,笔锋犀利,讽刺与揶揄兼备,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时政散文创作”(范泉先生的评论)。“小言”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抨击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帮凶的滔天罪行和虚弱本质,热情鼓励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丢掉幻想,识破敌人的各种阴谋骗局,团结战斗来夺取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这些“小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是朱生豪深厚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文学素养的有机结合,成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独创性和特殊价值的一种文学样式。
朱生豪写这些“小言”,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他不仅要阅读本地的报纸,还收集、研究了大量外文的报纸和通讯稿件,以全面了解和掌握时局各方面的动向。据朱生豪的表弟顾衍健回忆,朱生豪开始一段时间在他家借宿时,每天从报馆回去,都要带一大包资料,有中文的,但外文的更多,其中最多是日文的,一回来就忙于翻阅和写作。因此他所写的“小言”虽短,但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这些大半个世纪以前的文字,从特定的角度,展现了当时那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搏斗的历史场景。
“小言”不但对我国的抗日主战场作了大量报道,热情赞扬和鼓励全国人民奋勇抗战,夺取最后胜利,对世界各地抗击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也高度关注,对法国溃败后蒙受羞辱的痛惜,对希腊和南斯拉夫人民顽强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讴歌,对英国坚持对德战斗的声援,对苏联军民英勇卫国的赞颂,都鲜明地反映了朱生豪出自内心的爱和恨。
除战场上的直接军事对抗外,许多“小言”还把注意力集中于两大阵线的政治、外交等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特别是盟国在“二战”初期对德的绥靖政策直接导致了德国法西斯势力的膨胀,给欧洲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灾害。英法对德进入战争状态后,英美政界对远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持绥靖主义态度。因此虽然中国军民的艰苦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卓越的贡献,而英美对华的支持却往往举步维艰,美国对交战盟国的物资援助也因为“孤立派”(主张在国际争执中严守中立,不“卷入”矛盾)的阻挠而多有阻力。这些也常常是“小言”中评述的对象,特别是对新的绥靖主义倾向提出严厉的批评,对反法西斯阵线丢掉幻想,相互支持,团结战斗,争取最后胜利表达了热烈的期望。
从“小言”中,还可以看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海“孤岛”中的特殊生态:汪伪特务肆意制造恐怖事件,无所不用其极的罪恶行径;爱国人士不惧强暴,前仆后继,坚持抗日斗争的不朽业迹;在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仍然尽力为抗战献上一份绵薄之力的下层市民,以及虽然是公共租界的统治者,却又不能不随时看日本人脸色行事的工部局。“小言”或谴责,或赞颂,或劝慰,或抗争,展现了一幅全方位的历史画卷。
另据范泉先生介绍,当年《中美日报》上有不少社论其实也都是朱生豪所写,它们篇幅更长,论述更深入,对时局的针砭也更有力,许多社论今天读来也仍能感受到其激扬的反法西斯战斗号角声。虽然有不少社论在语言风格上和“小言”十分相似,但当年的社论都不署作者名,所以现在已经无法确认,只能留下遗憾了。
关于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社的工作情况以及这批“小言”的写作背景和具体评价,在范泉先生的《朱生豪的“小言”创作》一文中已有较为详尽的介绍(见本书附录)。需要指出的是,这批珍贵的文学遗产,虽然自抗战胜利以来,陆高谊、胡山源等文化界老前辈都曾多次提及,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1998年在范泉先生的帮助下,并得到上海图书馆和祝均宙先生的大力支持,才从近60年前的老报纸上被全部查找出来。范泉先生不顾高龄体弱并且刚做过舌癌切除手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极其仔细地对全部“小言”进行查校甄别,最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掖助下选定了370篇较有代表性的“小言”作品,于2000年出版了人文版的《朱生豪小言集》。
进人新世纪以来,朱生豪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更全面的评价。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对他的各种作品作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也更显现了其历史价值和紧迫性。人文版《朱生豪小言集》所收录的这些“小言”虽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但毕竟少了一些,要反映朱生豪“小言”作品的全貌多少还有些不足。此外,朱生豪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在为反法西斯斗争挥戈呐喊的大前提下,他(以及和他处在相似环境下的反法西斯斗士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和片面性,还有一些“小言”作品依据的报道系由交战中的各方发布,难免因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而和实际情况存有或多或少的出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以经过半个多世纪全面回顾和总结后的历史观点去苛求当时处于血雨腥风中的战斗者。好在现在的学术氛围更为宽松了,一些多少和当代流行的观点或说法不完全一致的作品也没有必要加以回避,全面阅读这些作品,反而更能使我们认识到在当时特定环境(日伪恐怖势力包围中的“孤岛”)中的特定阶层(渴望为抗日救国奉献自己绵薄之力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想法,也包括他们认识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正是这些作品的价值所在。所以这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言”数量比2000年版的《朱生豪小言集》有了较大的扩充。我相信,这将更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那一段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刻骨铭心的经历,了解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是怎样同仇敌忾,奋起斗争,前赴后继,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英勇奋斗的,从而更可以使我们看到民族振兴的希望,看到我们民族更加辉煌的未来。
为便于读者阅读,编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一些注释,主要涉及一些“小言”中提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背景情况,以及文中所用的一些当代读者已经不是很熟悉的文言词语和典故。受编者的才学水平和能获得的参考资料的限制,尚未能做到“应注尽注”,只能请读者谅解了。
由于20世纪前期对外文专有名词的翻译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通例,一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和当今已经约定俗成的通行译法多有不同。但为了体现作品的原貌,我们仍使用了原来的译法,没有作改动。其中包括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名称,如义大利(意大利)、菲列滨(菲律宾)、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巴力斯坦(巴勒斯坦)等;人名,如史丹林(斯大林)、特戈尔(戴高乐)等;城市名,如奥特萨(敖德萨)、盘谷(曼谷)等;山川河流的名称,如苏彝士(苏伊士)、特尼泊河(第聂伯河)等。还有包括这些专有名词成分的复合词语或词组,如义国(意国)、义军(意军)、义方(意方)、德义日(德意日),等等。由于数量较多,书中只对其中部分较为重要的名词加了注,在此一并说明。
此外,受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所限,原报纸在编辑和排印上难免存有疏误之处,为便于阅读,对于一些明显的错、漏字我们做了更改,未改的则加了注释说明。对于有些难以辨识的字,为慎重起见,我们对这些字用虚缺号“口”表示。对于原报纸中原有的口,为避免与后加口混淆,我们也加了注释说明。
朱尚刚
2014年3月 于嘉兴
这些以“小言”为总题的散文创作,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经意中创造了一种形式独特、爱憎分明、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战斗力又非常强劲的新闻文学文体。他冒着被暗杀和绑架的危险,为我国文学界和新闻界留下了一份永不褪色耐人学习的宝贵遗产。——范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