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著李玉民编译的《鼠疫(插图典藏本)(精)》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

阿尔贝·加缪著李玉民编译的《鼠疫(插图典藏本)(精)》讲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无知，掩饰诿过，甚至想利用灾难来获取利益；原来过着委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凭著黑市门路，为人民带来各种禁品，突然成为了城中的风云人物；小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只是过著颓废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一位到城公干的记者被迫过著无亲无友的生活，只有寄望参与自愿队消磨时间。主角里厄医师这时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过，他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最终鼠疫退却了，然而尽管喧天的锣鼓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可是奥兰人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给他们带来的梦魔。

译本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应该承认，这座城市从本身看来挺丑陋，表面看上去倒很平静，必须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它同各个地域其他许多商埠的差异。譬如说，一座城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与花园；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的翅膀，也听不到树叶沙沙的声响。总之，这样毫无特色的地方，让人怎么想象呢?在这里，四季的嬗变仅仅在天空显现。只有清爽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大批花篮，才带来春天的消息：那是在市场上兜售的春天。整个夏季，炎炎烈日烧烤着干透了的房舍，给墙壁蒙上一层灰蒙蒙的灰烬。于是，家家户户只能关紧了百叶窗，躲在阴影里生活。到了秋天则相反，大雨滂沱，满街是泥浆的洪流。

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也许是受气候的影响，在我们这座小城里，所有这些事情都同时进行，处于同样状态，既狂热又漫不经心。也就是说，大家都感到百无聊赖，又得尽量习以为常。我们的同胞都很有干劲儿，但总是想着发财致富。他们对经商兴趣极为浓厚，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首先经营的是买卖。自不待言，他们也同样喜爱寻常的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泡海水澡。不过，他们却十分理智，这类消遣只留待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而一周的其他日子，就力求多多赚钱。傍晚，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到咖啡馆相聚，再沿着同一条林荫大路散步，或者待在自家的阳台上。年纪最轻的人，欲望强烈但是短暂；而年纪最大的人，坏毛病也不过是参加滚球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宴会，或者到俱乐部打牌，碰运气大赌两把。

想必有人会说，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城市特有的，总体来说，我们同时代的人莫不如此。如今，看到人们从早干到晚，余下的时间就去打牌、喝咖啡、闲聊，这样的生活恐怕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也有些城市，也有些地区，那里的人时而会臆想别的事。一般来说，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只不过，总还有过臆想，这就比什么都强。奥兰则相反，看来是一座没有臆想的城市，．亦即一座纯粹现代的城市。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描述我们这里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纵欲狂欢中相互餍足，要么在婚约中长相厮守。这两种极端之间，往往找不到折中。这也不算独特，在奥兰如同别处一样，大家都没有时间，缺少思考，不得不相爱而又浑然不觉。

我们这座城市更为独特的，还是人临死可能碰到的难题。用“难题”二字也不甚恰当，这不舒服或许更确切些。生病从来不是惬意的事儿，但是有些城市、有些地方，生了病会有人照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顺其自然。一个病人就需要温馨呵护，喜欢有所依赖，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奥兰，气候这么极端，生意这么繁忙，景观这么乏味，傍晚时分消失得这么快，而寻欢作乐又是这等水平，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人生了病，就陷入了孤独。那么再想一想，一个要死的人，简直就是掉进陷阱，被几百堵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困住。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打电话，或者在咖啡馆里谈汇票，谈提货单和提现。说来不难理解，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在一个酷热干燥的地方，死神突然闯来，人临终的时候，境况该有多么艰难困窘。

我指出这样几点，也许足以让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概念。眼下说到什么都不宜夸大其词，只应该强调市容和生活状态都平淡无奇。不过，只要生活习惯了，也不难打发时日。

P2-3

《鼠疫》这部小说，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了这一点。不妨原话引用，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因此，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予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要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灵创伤。

所谓“给以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被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来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被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性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是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决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决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不是昧着良心，争相跟着高呼“打倒×××”的口号呢?那种政治上的集体同流合污，如果说主要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话，那么多年泛滥的贪污腐败、损公肥私、制假售假(包括假药和有毒食品)，甚至学术造假等集体同流合污的现象，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辩白了。

由此可见，鼠疫、灾难、死亡(包括良心的泯灭和道德的沦丧)、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无处不在，总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难以“原原本本做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塔鲁敢于断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这样讲并不算言过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这不仅从生活经验上，而且从荒诞哲学意义上看，也同样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结尾部分，那位哮喘病老人总结似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破题的话，就这么简单，随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讲出来，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钦佩的塔鲁被瘟神带走了，不免感叹道：“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他对塔鲁的赞语是：“他可从来不讲空话废话。”还有一赞：“他那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塔鲁想要什么呢?塔鲁明确表示：“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里“圣人”概念，没有汉语中为人师表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姑且理解为在生活中保持“圣洁”的人，不携带鼠疫的人。按照里厄的揣度，塔鲁认为人无权处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难免会成为刽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未萌生过希望，为此才想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那么，在塔鲁的眼中，谁像圣人呢?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么有规律，讲话还带有哲理性，或许他就是个圣人，“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不过，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大夫的赞扬不必赘述，对里厄老太太的评价倒值得一提。

塔鲁在纪事中着重指出，里厄老太太为人非常低调，无论表达什么事都用简单的语句。每天傍晚，她总爱坐在窗前，面对清静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总那么凝注，渐渐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鲁面前从未拿出具体例证，但是从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鲁能辨别出善良的光芒。纪事中还谈到一个事实：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高度”。塔鲁正是在这里透露他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边的人。八年了，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去世了……”这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原本的真理”与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人间正气。

他在二十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

——[法]萨特

他有着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

——[美]威廉·福克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