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有几个身材魁梧、手脚长毛的洋水手挤了过来，他们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反正我也听不懂，猜他们是想买酒，就指了指酒坛，用手比画着，打哑谜。洋水手朝我点头，我就根据他们的人数舀了几碗酒，那些人拿起就喝。一碗不够，再来一碗。喝完竖起大拇指叽里咕噜几句，其中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大洋丢在我面前。一碗酒也就几文钱，这几碗酒卖出了好价格，我心里高兴。等酒菜卖完回到酒坊，把钱一文不少地交给东家。东家一数，马上问我这生意是咋做的，我就老老实实跟他讲了。东家很满意，表扬我脑子灵光。从那以后我就专门负责去码头卖酒菜，生意很好，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三趟，把我那个东家高兴得嘴巴像敲木鱼。我这个人做账从来都清清爽爽，没一笔糊涂账。酒坊生意也越来越好，回头客多，常常一开口就是来两坛老酒，然后报上地址，付好钱，让我们把酒送到指定地方去。
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跟洋水手语言不通，交流有障碍，但时间长了混了个脸熟，用手比画着也能明白个大概。当然，中国水手还是占大多数，我喜欢听他们讲各地的风土人情。当水手，钱赚得多，但危险，比我在酒坊当学徒辛苦多了。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那时我就在想，啥时候我也能有一艘自己的船就好了。不跑远的，就跑上海到宁波这条线，也应该有钱赚。后来我又去南市夜校学外国话，交学费钱不够，还是问掌柜借的。听不懂就在英语旁边注上中文，死记硬背，连走路都在默念单词。我还专门去买了一本《英话注解》，这也是上海出的第一种“洋泾浜英语”手册。白天做买卖时，看到洋人，我就大着胆子用英语跟他们交流。虽然很生硬、蹩脚，但说多了慢慢就熟练起来，有了自信。
六年后，我离开酒坊到“达利”轮上去当伙计。这船跑的是国内南北航线，运货的，包吃住，工钱比在酒坊要高得多，船家也同意船员带点私货去卖。这样每次运送货物，我都会带点大上海新奇的东西去当地，比如雪花膏、香粉、头油之类，最受太太小姐们喜欢。那边有专门的商贩收购这些玩意儿，他们就等在码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方便。返程时又把当地的特产带回来，一来一去，收入还是不错的。
你问有没有危险？当然有。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惊险，差点就回不来了。夏天，在海上遇到雷暴天气，海面上那个浪大得吓人，一浪接着一浪打过来，凶狠得不得了。“达利”号被打得晕头转向，感觉船都要散架了。船上的人个个心惊胆战，脸色惨白，吐得苦水都出来了，拼命求菩萨保佑。我怕啊，怕就这样死了，太不值得。那时候只要能活命，什么事都愿意干。谢天谢地，后来雷暴总算过了，大家也松了一口气。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想还是上岸安稳些。我去找利来阿哥商量，他觉得我懂外国话，开洋货行不错。我听了他的建议，钱不够，他就介绍了一个叫乔云的朋友人股，我们合伙开。 你说合伙生意有利有弊？没错，想法不一样。有一次有个外国人带了一批丝绸次品到我们洋行，想卖给我们。乔云的意思是将次品按正品出售，利润可观。我坚决不同意，次品就是次品，怎么可以按正品卖？这不是自砸招牌吗？最后，这批货我们是要的，但按次品的价出售，顾客也乐得实惠。
后来乔云撤资了，单干去了。这样也好，我想怎么经营就全按自己的思路。赚了点钱后，我就想着是扩大洋货行业务呢还是另外去投资。为了领市面，我有空就去茶馆坐坐，了解到一个信息，市场上生产拖轮用的零配件需求大，投资成本又不高，于是就决定办厂。
我的海通铁工厂生意很红火，原因简单啊，产品质量好，价格又比同类产品略微低些。刚开始人家厂家也不信任，我就让他们先试用后付款。等取得信任后，就要先付款后发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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