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著的这本《鼠疫（最新修订版加缪全集）》是一部糅合坚韧哲学于冷静观察中的小说集，是“荒诞的证明”，也是一部“关于荒诞和反对荒诞的书”，让你在阅读过程中身历加缪对世界和生命的独特感受。加缪的这些作品，以深沉的精神力量给了人们以隽永的启示，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经典。

本书是阿尔贝·加缪的中篇小说集，包括《局外人》、《鼠疫》、《堕落》三部作品。《鼠疫》与《局外人》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缪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荒唐的生存环境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艰苦搏斗中感受着人生幸福的故事。

局外人

鼠疫

堕落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步行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会见院长。由于院长正忙，我就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着话，而后我就见到了院长：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这是个矮小的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赶忙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您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令堂的档案。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却很有限。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过得好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补充说：“您知道，在这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做伴，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的兴趣。您年纪轻，她跟您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一言不发。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

院长还说个不停，但我几乎已经不听他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出了办公室。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走过，他们又聊起来了，就像是一群鹦鹉在聒噪。走到一幢小房子门前，院长告别我说：“默尔索先生，我失陪啦，我在办公室等您。原则上，下葬仪式是在明天上午十点钟举行。我们要您提前来，是想让您有时间守守灵。再说一点，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们表示过，她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小屋，里面是一个明亮的厅堂，墙上刷了白灰，顶上是一个玻璃天棚，放着几把椅子与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的两个架子支着一口已盖合上了的棺材。棺材上只见一些闪闪发亮的螺丝钉，拧得很浅，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在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色罩衫，头戴一块颜色鲜亮的方巾。

这时，门房走进屋里，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着来的，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把盖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阻止了他。他问我：“您不想看？”我回答说：“不想。”他只好作罢。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似乎只是想问个清楚而已。我回答说：“我说不清。”于是，他捻捻发白的小胡子，没有瞧我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我明白。”他有一双漂亮的淡蓝色的眼睛，面色有点儿红润。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自己则坐在我的后面一点儿。女护士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一种下疳。”因为我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瞧了两眼，见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缠了一圈，在齐鼻子的地方，那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绷带的一圈白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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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20世纪作家，其名字两次成为世界各国大报头版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新闻，这无疑说明了世界与人类对他在意的程度，标志着他文学地位的重要性、他存在的显著性。他就是法国人阿尔贝·加缪。

1957年10月中旬，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16日，当加缪得知这个消息时，正与友人在巴黎福赛圣贝尔纳一家饭店的楼上用餐，他顿时脸色煞白，极为震惊。同样，这个消息也震惊了整个巴黎与欧美文化界。

为什么普遍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固然，他的文学成就是毫无疑义的：其名著《局外人》（1942年）、《西西弗神话》（1943年）、《鼠疫》（1946年）、《反抗者》（1950年）以深沉的精神力量给了人们以隽永的启示，享誉世界而成为了20世纪文学中的经典。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莫里亚克称他为“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福克纳把他视为“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而表示敬意；《纽约时报》的社论评论他“是屈指可数的具有健全和朴素的人道主义外表的文学声音”……

使人震惊的原因是他的获奖大为出乎人们的意料。首先，因为他并不是经过任何重要团体的推荐，而是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直接评选出来的，而且他是战胜了法国的九位候选人，特别是超过了其他好几位声名更为显赫、地位更高的大师，如马尔罗、萨特、圣一琼·佩斯以及贝克特等而获此殊荣的。更为主要的是他太年轻，他毕竟只有四十四岁，是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之前，苏利·普吕多姆于1901年获奖时是六十二岁，罗曼·罗兰于1915年获奖时是四十九岁，阿纳托尔·法朗士于1921年获奖时是七十七岁，亨利－柏格森于1927年获奖时是六十八岁，马丁·杜伽尔于1937年获奖时是四十四岁，纪德在1947年获奖时是七十八岁，莫里亚克在1952年获奖时是六十七岁……至于在他之后，萨特于1964年获奖时是五十九岁，克洛德·西蒙于1985年获奖时则是七十二岁……直到今天，加缪这个名字在世人心目中之所以格外有分量，实与他几乎是在青壮年时期就达到了文学成就的巅峰有关。

他再度引起全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是在1960年。这年年初的1月4日，在法国桑斯城附近的维尔布勒万，加缪遇车祸身亡。这个消息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各国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噩耗，正在闹罢工的法国广播电台，也特别播出了哀乐，悼念他的逝世。当时担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加缪的论敌，也表示了沉痛哀悼，曾与加缪闹翻了的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悼词，这样评论加缪：“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的时代，再次重申反对摒弃道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反对趋炎附势的现实主义，证实道德的存在。”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则在得知加缪逝世的噩耗后，即使吃下已长期停服的安眠药也无法入眠，而冒着一月份寒冷刺骨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生命的终止并不全然都是生命的终止，1月4日的车祸并没有使加缪悄然离开世界，反倒成为加缪不朽生命力在人们心目中弘扬光大的新起点。世人对加缪有如此隆重的关注、如此揪心的惋痛，又与加缪系早逝于英年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他去得太年轻，毕竟只有四十七岁。要知道，这个时期的他，正处于某种创造力勃发、神采高扬的状态：他的重要小说《第一个人》写作得甚为顺利，基本上已经完成，可能是献给母亲的题词已经写好，而这部作品是被他自己称为“我成熟的小说”；他在戏剧创作与戏剧编导方面，也雄心勃勃，甚至对演电影也兴致很高，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著名小说《琴声如诉》由布鲁克执导搬上银幕之前，杜拉斯、布鲁克与女主角让娜·莫罗都一致同意由加缪出演男主角，加缪也已欣然同意，只是因为《第一个人》的写作进度与电影拍摄的档期有矛盾，该片男主角才由赫赫有名的硬派小生贝尔蒙多代替出演；至于他在这一段时期里与一个年轻、健康而美丽的女子相恋，更被后来传记作者视为加缪第二个青春的标志……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人，一个已经获得了最高文学殊荣而正要翻开新的一页的作家，如此英年早逝，显然给世人留下了对他灿烂前景扼腕长叹的惆怅与无穷无尽的遐想。

年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字眼，特别是在人生攀登的高难领域里更是如此，加缪却两度在高层次的意义上体现着它、代表着它。因此，当人们环视20世纪文学的时候，必然会发现，加缪是一个特别熠熠生辉、别具一番魅力的名字。

……

《反抗者》出版至今已经有了整整半个世纪，世界愈来愈厌弃暴力与集中营，愈来愈向往和平、自由、协调、和谐、符合人道的境界，并一步步缓慢而坚定地向这个目标前进。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围绕《反抗者》的那场论战作了无情的检验，也证实了这本书的勇气与意义。

从《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到《鼠疫》、《正义者》、《反抗者》，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最基本的加缪，是鲜明突出的加缪，是给诺贝尔文学奖的殿堂添光增彩的加缪，是最有生命力的、将传世不朽的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