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的时钟拨回16世纪至18世纪，西欧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实力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说还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故事的神话色彩在历代学者卷帙浩繁的研究中愈发浓重，而张宇燕、高程著的《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精)》这本小书只强调一条简单的线索，即西方突飞猛进的发展源于一种偶然因素：美洲金银。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巨量金银被开采、掠夺并贩运回西欧，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重新分配，获利最多的资产阶级得以壮大到与世袭贵族阶层分庭抗礼并跃升为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从而为打破制度的均衡状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挖掘西方兴起的历史起源，本书作者的真正目的在于把西欧与同期在制度创新上停滞的中国进行对比，甚至更进一步，在于当下的中国如何实现制度创新。

张宇燕、高程著的《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精)》深挖西方致富史，美洲金银流入引发阶级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提出“长期货币非中性”命题，对诺奖得主诺斯“制度决定长期增长”观点进行补充；对“光荣革命”爆发的“时间点”作出解释，锁定少数关键变量；在海量文献中寻找新兴资产阶层得以产生、生长、壮大的条件，细节呈现政权内部权力较量中的阶级分化和财富重组；对中国和西欧历史上经济增长率之“大分叉”的后台分析。

再版序言

序

摘要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命题的提出

第三章 美洲金银流入欧洲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3.1 美洲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货币存量的增加

 §3.2 “长期货币非中性”命题的提出

 §3.3 欧洲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第四章 西欧阶级结构及国家功能的变化

 §4.1 国家、阶级与产权保护

 §4.2 商人阶级的兴起与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

 §4.3 财富与强权的融合：对“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重新回顾

第五章 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创新

 §5.1 新兴阶级对王权的不满和资产阶级革命

 §5.2 产权保护的非中性与产权制度的创新

第六章 西欧有效资本市场的形成

 §6.1 政府信誉的建立与国债制度的确立

 §6.2 私人信誉的建立与西欧融资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

 §6.3 低利率、大规模投资和工业革命

第七章 简要概括和补充说明

后记

附录一：与论文相关的几封友人间通信

附录二：理解历史研究

参考文献

§3.3 欧洲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发现美洲这一意外“宝藏”后，为了防止已经到手（或即将到手）的美洲金银财富外流，西班牙君主一方面制定了严刑酷法，另一方面在其美洲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以使殖民地出产的物品专属西班牙，且只有西班牙才能向殖民地直接输出商品。这样一来，那些经济上占有一定分量的西欧诸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与“吝啬的”的西班牙争夺（以及彼此间争夺）来自美洲的金银。在觊觎西班牙的金银的同时，欧洲其他国家“聪明的”商人们很快摸清了把这些金银据为己有的“门道”。

对于那些国家的商人而言，获得美洲贵金属的最“正当”途径，是通过塞维利亚和安特卫普 等中介城市同西班牙进行贸易。西班牙当时面临这样的处境：为满足本土及其美洲殖民地的需求，它不得不依赖西欧其他国家贸易品的进口。西班牙在肉类、小麦，特别是衣料等工业制成品方面无法自给自足，而食盐、羊毛和油脂的出口又远不足以补偿它为自己和“饥饿的”殖民地所进口的商品。贸易逆差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使西班牙获取的美洲财富分流到西欧各个市场。随着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商品的大批流入，西班牙在美洲得到的贵金属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整个西属美洲殖民地所消费的外来物资中，只有1/20是由西班牙生产的，其他部分几乎全部由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提供。难怪当时有人评论说，一国对于西班牙的贸易越繁荣，贸易本身就会将越多的巨额金银带到那个国度去。

直接打入美洲市场的走私贸易，是西欧商人们获得美洲金银的另一种手段。当时的法国商人经常使用假商标来伪造西班牙商品，直接参与在名义上被西班牙垄断了的大西洋贸易。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甚至直接冒充西班牙商人将商品拿到美洲销售。而且，这些西欧大商人们在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大都能够找寻到自己的西班牙“亲友”。这些所谓的“亲友”专门负责在货船证书和发货单上签名，并主动向西班牙海关申报，证明这些商品是他们自己运往殖民地的。此类现象在16世纪出现后，一致持续了两个世纪。直至18世纪初，西班牙人始终都在扮演着外国人的委托交易商的角色。据库利舍尔的统计，菲利普二世时期（1555－1598），美洲殖民地进口的商品中有9/10都来自它与西班牙以外的西欧国家之间的直接贸易。法国打头，英国和荷兰紧随其后，走私贸易在17世纪形成了自己“独自的政治体系”。

除了贸易途径外，西班牙在金融渠道中流失的金银货币量也不可小觑。运到塞维利亚交易所的贵金属迅速疏散到西欧主要的金融市场。这些不定期的舶来金银，通过贷款和汇兑等方式绵延不断地外流。安特卫普成为16世纪西欧金融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和“超级货币市场”，而频繁的商业金融活动使大量美洲金银落户该城市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特别是伊丽莎白时期（1558－1603）的英国，都通过安特卫普和塞维利亚等金融中心城市参与新世界金银的分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成功的金融家或一个有产阶级应运而生了。

为了让西班牙人手中的美洲财富更多地落入自己腰包，西欧商人们所采取的第四个“高招”最绝也最狠，那就是直接、干脆地进行海盗掠夺。16世纪的海盗活动通常与商人间正常的商业活动密切相连。海商与海盗往往是一对联体儿，其间并无分明的界限。马克思曾精辟地总结道：“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直接从事海上掠夺不必支付任何开采成本，甚至连商品输出都“省”了。虽然难免遭受西班牙王权的军事“打击报复”，但从总体上看，海盗掠夺明显是收益大于损失。

当时，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海盗驰骋于各大洋，窥视和追逐西班牙、葡萄牙的远洋货船和满载金银的船只，并不时袭击其殖民地的港口。海上掠夺通常是在各该国王权明许或暗示下进行的，并成为美洲金银在西欧实现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西欧各国王室或政府为了维护和争夺海上霸权和增加国库收入，竞相公开支持本国海盗商人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船的掠夺活动，同时尽力保护本国商船免于遭受他国海盗的劫掠。1523年法国海盗比·弗洛林在亚速尔群岛拦劫了两艘满载美洲金银的西班牙货船。当查理五世（1519－1558年在位）向弗朗西斯一世提出抗议时，这位法国国王不屑一顾地回答道：“请您给我看看，在圣经上哪处地方是把那边的一切都分派给您陛下的呢？”被荷兰政府授予特权的麦哲伦海峡公司，便公开以海盗掠夺作为主要目的，而荷兰西印度公司更明目张胆地设立了走私贸易与海盗掠夺两个业务部门。英国的海盗活动由于深受国王的纵容、支持和资助，所以最为猖獗。海盗们不但经常拦截途经英吉利海峡前往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商船，而且还坐镇加那利群岛，持续在大西洋上巡航以等待来自美洲、满载金银而归的西班牙“银船”，并趁机劫掠。伊丽莎白女王本人甚至也公开投资这类海盗活动，分取大量虏获物。女王的亲自参与使一些私掠巡航上升为一种专业性颇强，且具有准官方性质的组织化活动。劫掠通常带有官方的指令，采用联合参股的方式筹集资金，最后按投资比例瓜分“战利品”。商人阶级作为其中十分重要和活跃的投资者，获利甚多。令同时代西班牙商人“谈虎色变”的传奇海盗德雷克，其数次出航均是以女王的海军将领的身份来指挥船队的。其中1577年到1580年的几次劫夺活动，仅集资了5000镑，最终掠夺的财宝价值竟多达470万镑！在西班牙国王强烈抗议英国海盗洗劫其商船与殖民地之际，英国女王不但授予德雷克和另一位海盗头目霍金斯以爵士头衔与海军将领称号，而且在那次震惊欧洲的环球海盗航行之前，女王还郑重宣布：“谁要是把德雷克准备在1577年进行远征的事泄露给西班牙国王的话，就砍谁的头。”在德雷克成功抢劫了巨额金银财宝返航后，她又亲自登船，为之举行隆重的授职仪式，并分享了至少263 790英镑的赃物。当然，海盗活动最惯常采用的方式还是商人们在贸易航行的往返途中伺机进行劫掠。伦敦商人们乐此不疲，其中的很多人身兼商人和海盗的双重身份。这种无须事先筹集资本的私掠方式，也使商人阶级获得了数额可观的美洲财富。拉布估算，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18年，海盗掠夺的年平均所得约为15万镑，总共夺得270万镑左右。

美洲金银通过上述途径流入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商人手中，最后只留给“可怜的”西班牙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哀叹自己从西印度群岛“经过长距离的、长时期的和危险的航行之后带回的它所获得的一切，以及他们用鲜血和劳动收获的一切，都被外国人毫不费力地和舒舒服服地运到他们本国去了”。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拉蒙·卡兰多不禁生出这样一番感慨：“西班牙就像一张嘴，填进食物、咀嚼食物，仅仅为了把它送进别的器官，除了经过的气味和偶尔粘在牙齿上的一点碎屑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西班牙人似乎只是成功地为“养在深闺”的美洲财宝做了一次嫁衣——而真正凭借这桩婚姻“飞黄腾达”的男主角却是以英国为主的西欧其他国家的商人阶级。

P50-57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出版至今已有12年了。当年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想对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观点做些补充。诺斯和托马斯得出结论说，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国与荷兰在18和19世纪的经济快速增长，根植于“光荣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后逐步确立起来的一整套有利于新兴阶级壮大的制度安排；反过来新兴阶级的壮大又强化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权力。（在该书的结尾，诺斯和托马斯还特别提到，其实他们的主要论点马克思早就说过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未超越马克思，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他们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制度经济学支柱之一的新经济史理论的奠基者，诺斯和他的同事40年前得出的基本命题，即制度决定长期增长，在今天仍然被密集地讨论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最近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看作是诺斯命题的一种延续，一种精致化。

如果接受“制度决定长期增长”这一命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发生在1688年，而不是1588年或1788年，抑或更早些或更晚些。当年的诺斯和托马斯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时间点”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出命题。作为后来人，追问“时间点”便多少成为了一种学术责任。我们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去查阅文献，寻找新兴阶级在那个历史时段得以产生、生长、壮大的条件。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一个堪比“光荣革命”的历史事件，同样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即伴随着巨量金银的开采、掠夺并贩运回西欧，一个新兴阶级或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一方面使旧贵族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又时刻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西欧各王室政权对财富的贪婪构成了其财产的最大威胁。借助对美洲金银与新兴阶级的壮大和其集体行动的形成之间关系的说明，我们力求对“光荣革命”爆发的“时间点”问题做出解释。顺带说一句，在此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打上引号，是因为“发现”一词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或殖民主义含义。难道美洲以及印第安人是被欧洲人“发现”的吗？

除了用货币财富与新阶级产生来解释重大制度变迁外，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派生的，同时也是非常关键的制度经济学命题：制度安排中的产权保护固然重要，但对社会中不同群体财产的保护强度至少也同等重要。中世纪的西欧封建王国同样是保护产权的，但保护的重点是自身和贵族的财产。封建贵族阶级在那个时代恰恰是最保守的集团，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光荣革命”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它歧视性地给予新兴阶级的财产权以严格保护，而后者在当时用马克思的话说恰好是“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阶级。市场规模的扩大帮助他们消除了王权对财产的威胁，接下来他们又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其追逐财富的野心，工业革命兴起的制度基础因此得以奠定，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便由此开始。在后来的发展演进中，由于自身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又相继遇到一系列重大危机，几次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如今更是步履蹒跚、前途未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尽管我们引用了一些历史证据，但整体来看，这本篇幅不长的书给出的还只是一个分析框架和逻辑线索，提出的也只是一个理论命题。一定会有读者以为，像西方世界兴起这样的重大历史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复杂的或多重的，任何单一化的理论解释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这类批评确实有一定道理，并且还可以得到一些经验上的支持。但问题在于，历史事实和理论架构之间存在差距是一种常态。最准确的地图是1:1的地图，可谁又整天带着这样的地图出行呢？地图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通过省却大量不必要的信息，突出了人们最需要最关注的信息。理论亦如此。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确定少数几个关键变量并说明它们之间的稳定的或带有规律性的关系，并依此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这便是理论的基本功能。我们写作本书的目标或野心，即在于给出一个关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更为完备同时也尽量简洁的分析框架与基本命题。时隔12年再看这本著作，可以说我们的目标大致实现了。

本书出版后我们听到了一些反馈，其中包括许多批评。严肃的批评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也考虑过对原版书进行订正、补充和完善，但最后还是决定在再版时不做修改。书籍有时就像孩子，一旦出生便有自己的命运。让读者了解12年前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也是再版原书的一个理由。书店售罄的同时，又经常遇到朋友、同事或学生询问如何找到此书，则是再版此书的直接原因。据说在网上本书的拍卖价格过百，这多少让人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实在是拿不准如此的高价是否真正物有所值。此外，此书的姊妹篇《初始制度与东方世界的停滞》也将于近期出版。在后一本书中，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同时代的晚明中国，那时中国虽然也输入了巨量的白银并且催生了一批富商，但却“错过了”经济起飞的机遇。为了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我们提炼出了“王亚南－费孝通命题”，并以此为硬核构建起了一个理论模型。再版此书也是为了让读者方便地比照着阅读这两本小书。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文婷编辑。从续签出版合同，到封面装帧，再到版式设计，她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没有她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再版的。当然，我们在此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这不仅因为它决定重印本书，也因为最近一些年它在出版严肃学术著作上所做的杰出贡献。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中信出版社的宏大志向增添一份光荣。

张宇燕

2016年9月25日

2003年7月的某一天，在一次聚会中，笔者遇到了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蒙代尔教授的向松祚先生。在听完我谈”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话题后，特别推荐了一篇相关文献。按图索骥，我们在Simon Johnson的个人网页上找到了那篇题为(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论文。该文于2002年10月被放到网上，作者是Simon Johnson、Daron Acemoglu和Janes Robinson。虽说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他们的论文尚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完善，所以不希望被引用，但在仔细阅读之后我们还是要说，在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中，他们的分析思路与本文的思路最为接近。几位作者关心的问题与我们毫无二致：经济起飞为何在那个历史时点出现在西欧，特别是发生在英国?仅仅在古老的希腊、罗马或其后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传统中挖掘西方兴起之原因的旧式探究方法，远不能令他们满足。他们认为，只有内因和外因的合力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难题。该文将大西洋贸易和由此导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作为切入点，并且给出了“大西洋贸易一)市场规模的扩大一)新兴阶级兴起一)制度变迁一)经济增长”这一基本的逻辑叙述主线。这种将马克斯和诺斯的理论进行有效链接的做法，确实在形式上与我们的思路几近相同。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首先，当述及商人阶层的兴起以及它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时，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内因的作用，并重点分析了“绝对主义”的宗教传统对于天主教占上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消极影响，以及对于新教理念盛行的英国和荷兰之贸易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而我们关注的焦点，是金属铸币量剧增在当时那个对外因相当敏感的社会氛围中所引起的财富重新分配，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结构变化。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但更根本的还是阶级利益。

其次，大西洋贸易无疑增强了商人集团的实力，并最终导致制度变迁，然而我们更看重的是货币、资本市场或金融制度。新兴阶级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和货币或货币部门密切相关。对美洲金银的掠夺和由此产生的“价格革命”对旧贵族阶级的沉重打击，是商人集团兴起的直接动因。市场规模的扩大确实导致了分工的深化，并对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在长期内对西欧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在我们看来，导致经济起飞更为关键的因素，还是国家的财政信用制度和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再次，在他们的文章中，封建君主国家的力量与商业集团的利益被对立起来。新兴集团的取胜，在他们看来是由于该群体的获益足以弥补君主、旧贵族和僧侣集团的受损。而我们则以为，美洲金银的流入和财富的迅速集中使新兴阶层与统治集团实现了利益的趋同，这恰好加深了二者间的合作而非对抗。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得出了本文的基本结论之一：民族国家对当时最具生产性的商人阶级之产权的保护，乃是西欧制度创新的实质内容。

最后，他们的分析框架和整体思路完全沿袭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即致力于欧洲国家内部的比较：天平的一边是竞争的失败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另一边则是竞争的胜利方英国与荷兰。而在我们的视野中，西欧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组基本同质的基因族；欧洲内部各国的胜败，无非是表明它们在制度创新这个时间刻度表的顺序不同而已。把西欧与同期在制度创新上停滞的中国进行对比，才是我们关心美洲金银与西方兴起关系的真正原因。

2003年8月四稿于北京

2004年7月再次修改

作者讲述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历史故事。有理有据，见解新颖，根基深厚。西欧经济为什么起飞？“光荣革命”为什么在英国发生？制度变迁的力量来自哪里？对这个历史之谜越有兴趣，这本书就越有看头。看完之后，还会有经济学方面的长进。

——吴思，历史学者

工业革命为何最早发生于欧洲？经济史学界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有各种假设。张宇燕的《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对欧洲工业革命为何最早发生的一个大胆的求证。本书对读者理解货币体系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张宇燕和高程所著的《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提出了关于制度经济学的许多创见，是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他们建立了一个财富输入而引发制度变迁的解释模型，并以此说明，制度变迁并非都是内生的，而往往来自偶然的外部因素，所谓必然性只是某种偶然性引发的继发性。此书的论证使我相信，除了欧洲本地的技术发展以外，美洲金银的输入就应该是西方兴起的最重要因素，比那些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更具决定性作用。这本书的诱惑正如开篇所言：“历史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