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长安是市场上最长销畅销的高口碑作家之一，2016年代表作《最好的我们》影视化，是当年最热门网剧，2017年《你好，旧时光》《暗恋·橘生淮南》也将陆续影视化，其人气会进一步增长。

《时间的女儿（精）》一书是八月长安沉淀多年首次推出的散文集，身为高考状元、北大光华毕业的她，对生活的感悟却能贴近每一位读者，唤起所有人的共鸣。

《时间的女儿（精）》一书是八月长安的首部散文集。2012年八月长安曾有过一次一个人的欧洲之旅。那次旅行遇见了很多人和很多事，人生也是这样。从哈尔滨到北京，从北京到东京，到上海，到许许多多没去过的地方，遇见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这些事都是时间上很重要的节点。本书八月长安以自己的人生旅途出发，探讨成长故事、旅途经历，展现形形色色的人物。

她始终相信这个世界是善意的，相信每一处陌生的地方必定有美好的角落，相信每一位擦肩而过的人都心怀阳光。

只要相信，相信时间的魔法，相信心中的阳光，你就永远会被这个世界宠爱。

序 十五岁

亲爱的巴赫先生

后来他们长大了

我亲爱的陌生人

岁月的童话

阿紫

最佳损友

水晶

最爱演唱会

宠

人间世

后记 海尔波普还没有走远

亲爱的巴赫先生

“亨德尔和巴赫是同一时期的杰出音乐家，常常被放到一起比较。抛开音乐成就不谈，亨德尔开朗健谈，热爱交友，人脉关系广泛；巴赫则不善社交，严肃内敛得多。然而，亨德尔终生未婚，巴赫几任妻子，一共生了二十个孩子。”

大学我上过一门课，叫西方音乐史，这是老师讲过的一切知识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

巴赫居然生了二十个孩子？！

一起选修的朋友问我，这些你都早就知道了吧？你学过八年的大提琴。我没好意思摇头。

这是我自己主动选修的课程，却又非常抵触去听课，每一堂都是睡过去的。

我心里隐约清楚是为什么。

2012年末，我一个人去欧洲旅行，从柏林坐火车南下莱比锡、法兰克福、慕尼黑，然后离开德国去奥地利过新年，在那里乘飞机去了法国。有欧洲旅行经验的好朋友劝过我，原属东德的城市都比较严肃冷清，一个人去更冷清，不如把时间匀给慕尼黑或者巴黎，莱比锡就不要去了。

我说不行啊，不去柏林也要去莱比锡的，必须去的。

“必须”这两个字，七扭八歪地镌刻在一切有关大提琴的记忆上。我迫使自己去上不想上的课，绕道不感兴趣的城市，仿佛这是我和它保持联结的唯一方式。

我住在Kurt-Schumacher大街上，不知道是不是以德国政治家库尔特·舒马赫命名的街道。酒店距离中央车站很近，可以步行，只不过德国的街道基本都是面包石方砖铺成的，我跟着行李箱滑轮一起“咯哒咯哒咯哒”了十分钟，脑子都绞成了蛋糊。

还好莱比锡很小，有名的教堂和博物馆几乎都沿着同一条主街道分布，从酒店散步去巴赫博物馆，只需要十五分钟。

博物馆是座敦厚庄重的二层小楼，16世纪末的巴洛克建筑，有非常好看的鹅黄色外墙面，它的对面就是巴赫工作过近三十年的托马斯教堂。从一扇不大的门进去，左侧是售票的窗口，很像我们大学教务处的传达室，走廊右侧便通向博物馆。

出乎意料地小。馆内只有四五个联通的展厅，没有主灯，每个玻璃展柜旁都有暖橙色的小地灯或射灯，每个房间各有主题，我在讲他家庭的那个房间停留得最久，因为记得他有二十个孩子。

后来就站在一个陈设提琴的玻璃柜子前发呆。里面没有现代的大提琴。

博物馆里一直都只有我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比我来得早，比我看得认真。

可能因为我站得实在太久了，她走了过来，用口音非常重的英文问我是不是musician(音乐家)。这一次我非常诚实地摇了头。  我告诉她，我学过八年的大提琴。我学会Cello这个词比apple还早。

她惊讶而赞许地瞪大眼，蓝色的瞳仁很天真。

“Till now？”

怎么可能呢。我最后一次练琴是十三岁。

最后一次琴课，我走出市歌剧院的大门，爸爸叹口气说，这么好的琴，可惜了。

“不可惜啊，”我开心得不行，“劈了烧柴啊。”

我妈妈开美容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来文眉的女士，带着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彬彬有礼的儿子。她说，孩子的气质要从小培养，我儿子是学古典乐的，大提琴，知道吧？不要去学二胡，凄凄惨惨的，也不要学古筝啊小提琴钢琴的，学的人太多了，竞争激烈，就学大提琴吧，我认识一个很好的老师。

“而且，现在考高中考大学的，乐器都有加分的，一加加几十分；就算孩子实在不是读书的料，也有一条后路，可以去读艺校，出来接着教学生。”

从修养情操到经济仕途，未来二十年都让这位女士规划完毕了。（P11-13）

自序 十五岁

2002年秋天，我刚满十五岁。

下午语文老师拿着一摞批改好的作文走进教室，例行将所有得到“优”的同学的名字念了一遍，却破天荒没有让我们站到讲台前读作文，也没有点评，念完名单便开始上课，让大家把书翻到新的文言文。

琅琅书声中她走到我附近，摸了摸我的头，说：“写得不错，不过以后别想这么多了。”

15岁的我第一次被人评价为“想太多”。

就像是洪水开了闸。“想太多”这三个字之后伴随了我十多年，往往是以劝慰的名目出现。然而如果想太多就是我存在的标志，劝慰等于抹杀。

那一次的作文题目很奇怪：请谈一谈你升入初中以来的感受。

这不是一个规整的应试作文题目，语文老师说，你们就随便写吧。于是那一次的作文我没有选择用张海迪和司马迁这些人物在卷面上列排比旬。

那篇作文，我写了另一个女生。

我小学是那种在艺术节舞台上扎着小辫子摇头晃脑主持节目的副大队长，初中前半个学期又保持和小学一样“踊跃发言”的课堂习惯，所以第一次期中考试前，对第一名有点志在必得，身边人也纷纷起哄，最后顺理成章地考砸了。

第一名是一个我以前从没留意过的姑娘，她甚至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就叫她红球鞋好了，因为排名出来之后她走到我座位旁敲了敲桌子朝我轻蔑一笑，而我装作没看见，目光低垂死死盯着她的红色球鞋。

我写过一本叫“你好，旧时光”的小说，女主角余周周曾经表示自己很羡慕《灌篮高手》里的男生们，因为他们敢于大声宣战，不惧输赢。而我们在学校里的青春，罕有这样热血的战斗时刻。

其实不是的。欲望驱使之下，每个人几乎都挑战过他人，也被他人挑战，与《灌篮高手》的区别在于，无论是宣战的一方还是应战的一方，都很少做到光明正大，更不用提磊落地享受胜利与接受失败。

就像我和红球鞋之间持续了三年的战争。

考试算大的战役。我只有第一次输掉了，后来在学年大榜上稳居前三，还回敬给她高傲的一瞥，希望她能意识到，我和她“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零碎的战斗也有。课堂发言，黑板解题，没有一次不是暗暗较劲；侦查与反侦查也是必要的，我无意走到她桌前，她会轻轻掩上自己精心淘来的练习册的封面——我则变本加厉，觉得自己更“高级和大气”，故意让她看，故意让她买，然后再击败她，滋味不是更甜美吗？

红球鞋也不是好惹的，她有办法击溃我刻意营造的优越感。她会表达对成绩上永远压我_二头的学年第一名的赞美；和好姐妹议论我是不是每天吭哧吭哧学到半夜却还是考不过人家；某一门成绩比我高，便高声懊恼自己写锴一个字扣了0.5分……听得我牙痒痒，几乎忘了自己平时是怎样对待她的。

写到这里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把上一段改一改，因为这些真的很丢脸。

成年人善于体面地掩饰敌意与好胜心，把它放在广博的世界中尽情稀释，恐怕早已忘记一个初中生在逼仄的教室里辗转腾挪时，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情。当时的教育并没试图教过我们如何寻找自我，于是我只好用比较来不断确认自己在世界的坐标——比A好一点，比B差一点，喏，这就是我。

十五岁的心气，十五岁的眼界，十五岁的虚荣，这就是十五岁时候最真实的我。

战争过半，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简直有病。语文老师布置了这样一个作文题目，我便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写了进去，说：“对不起，我是一个变态。”

语文老师摸摸我的头说，你想太多了。

初三的时候，班里出现了一个转学生。

那个男生的样子对我而言很模糊，他来去匆匆，总共在班里只待了几个月。

然而红球鞋喜欢上了他。

其实十五岁的我大概同时喜欢着三个男生，或者是四个吧，实在记不清楚了。但我把自己的水性杨花归结为青春期，不必付诸行动，谁知道下个礼拜还喜不喜欢了。福尔摩斯曾经说恋爱和婚姻是智力的阻碍，他不需要这种拖累。我深以为然。爱情是如此地耽误时间，如此地没有结果，如此地缺乏意义。

红球鞋单恋的传闻散播四处，让我很失望——你的对手是我，我还没彻底击败你，你怎么就这样不玩了。

有天我发考试卷，发到转校生桌前，他刚醒来，睡眼惺忪地看向自己少得可怜的分数，懵懂地问：“物理满分是多少啊？”

我说：“70。”

他说：“哦，70分啊，那你考了多少？”

我说：“70。”

转校生说：“我X，你真牛啊。”

红球鞋听不见我们说什么，但是看见了转校生在朝我笑。我也转过头去看她，我想我的眼神带有一种女生无师自通的得意——你怯怯地不敢接近，我随随便便就能和他说几句话。

我绝对不是想要在这种事上也争个高下。我只是想气她，想让她记起来还有我这么讨人厌的一个对手存在。

我们十五岁，我们初三，我们的学校不是重点初中，我们要考高中了，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红球鞋黯然转回头去擦黑板了。

后来转校生再次因为打群架而不得不转走。物理课上到一半，家长来接人，他拎起书包离开教室。

半分钟后，红球鞋忽然站起来，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包装好的礼物盒。物理老师吓了一跳。  红球鞋说：“老师，对不起，我要去上厕所。”

老师愣愣地点了点头，也许猜到了什么。红球鞋飞奔起来，转弯时候撞了第一排的桌子。我坐得那么远，都看见她的眼泪滴滴分明地砸下来，都来不及在脸上停留一下。

我想我当时是大脑空白了的。那两分钟我都不知道物理老师讲了什么。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把眼泪擦干净了，像个兔子一样红着眼睛走进来。

轻轻地看了我一眼。

要我怎么形容这一眼呢？竟然有一些悲悯。就仿佛是，她早就从这场幼稚的战争中毕业了，她懂得了人生很多其他的奥妙，而我还死死攥着一张排名表不放，好像这是全天下顶顶要紧的东西。

深陷于爱里面的人从来不求理解和认同，虽然她只有十五岁。十五岁的我被十五岁的她，彻底击败了。

后来我曾经有一瞬间的自杀欲望，在高考前。

理由比那篇作文还幼稚。对高考有99％把握的我，忽然开始担心1％的失利会发生，进而觉得自己被他人认同和喜爱的骄傲感都建立在这薄弱的概率之上，越想越深，惶恐又心灰。

高考可能是我们青春时代经历过的最有悲壮史诗意味的大事件了。其实对于漫长的人生路来说，它只是一座小土丘。只不过，任何一座土丘，只要离得够近，都足以遮挡你全部的视线。

大概就是这个不想活了的契机，我第一次回溯自己苍白的少年时代，想起了十五岁的时候，红球鞋用眼神告诉我，你根本不懂人生。

我和各种人较劲，孜孜以求得到他人的认可，寻找世界上属于自己的坐标，却从来没有真正用心去理解过任何人，也没能看清楚所在的世界。

也突然就懂得了，高中课本里的《花未眠》，川端康成为什么“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为什么要因为发现一朵花很美，于是不由得自语道：“要活下去”。

而我一直闭着眼睛往前跑，错过了许多许多花。

后来我当然平稳地度过了那个六月，拥有了七月、八月、九月，乃至新的一年。我渐渐学会了，要睁大眼睛，慢慢地走。

就在前几天，有个读者不知为什么转发了我2011年的微博。

狗在打呼，咖啡机在沸腾，音响一遍遍循环着《银魂》的新OP(片头曲)，我泡在浴缸里玩手机。那时候微博还只能发140个字，我记录的也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不想睡的晚上。

2011年，我毕业第一年，在上海一家外企做管理培训生，白天上班总是卡着时间点刷卡，晚上回家随便吃几口饭，扫一眼电视里面的民生新闻，抓紧一切时间玩新买的PS3。游戏都是老板帮忙预装的盗版，唯一打穿的是推理游戏《暴雨》，序章故事讲一个家庭幸福的设计师在商场一时疏忽导致小儿子意外身故——这是我再次看到那条微博之后，回忆起来的2011年。

现在是2017年春。我二十九岁了。

我拥有了小时候最喜欢却没条件养的牧羊犬，谈了几次恋爱，出版了四本长篇小说，还有很多想写的故事，也还有层出不穷的烦恼；搬家去了海边，常常在夏天的晚上坐在岸边喝啤酒，看海浪周而复始，冲刷掉一些，带来另一些。

我想写一本书，送给三十岁之前的我自己。

在这本书里有我亲眼看到的，他人生命中的闪光时刻；有我用记忆剪辑的人生故事；也有很多矛盾的我自己：水性杨花又深情，刻板又心思活络，拼命想成为某些人“最好的朋友”，也同时在冷漠地拒绝另一些人。

诚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实的自我就像月光下的海。庞大，安静，想证明给别人看的时候，却只能拍出一团焦糊的黑暗。

但我觉得这一定是有意义的，以我还不成熟的笔力去勾勒人生旅途未眠的花，他们成为过风景，也装饰过我的梦。

2011年那篇微博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23岁的时候希望自己永远是23岁。24岁的时候，又觉得，24岁也很好。”

那个读者问：29岁也很好吧？

当然。

年岁增长，我却依然像青春期爱很多男孩子一样爱着世界的未知，依然无法预测自己明天将会成为谁，遇到谁。

这才最有意思。

后记 海尔波普还没有走远

大概是1997年，海尔波普彗星到达近日点。

全地球人都能在晴朗的夜晚清晰地看到它长长的尾巴，像铁臂阿童木不小心遗落了一只喷气喷射引擎。它急着赶路、屁股着火，却好像一直走不远，连续许多天都还挣扎在我外婆家阳台昕向的那片夜空。

电视上说它上次到来是四千多年前，下次再来是两千多年后。

我虔诚地抬头看着他。小时候人刚刚有了“自我”这个概念，常常会将它无限放大，连仰头看星星时都会觉得自己就是被选中的孩子，海尔波普是为我而来。

千里迢迢，为我而来。我在阳台小声地祈祷，你可要记得我哦，你要记得我哦。

可是它记得我做什么呢？海尔波普温柔地没有作声。

大约2001年冬季的狮子座流星雨，我爸说谁看谁有病，我和我妈一起在凌晨两点的哈尔滨的刮大风的冷得要死的阳台上仰脖子看。流星几乎每十几秒就一颗，和我后来看到的所有流星都不同——它们特别大，特别明亮，冲破大气层，好像要真诚地砸向你，伴着嘶啦啦的燃烧声。

全班只有我大半夜爬起来看了流星雨，炫耀的时候一个男同学说你就吹牛x吧，你知道流星离你多远吗？你知道声音在大气中的传导速度吗？你知道一边看到流星一边听到声音是不可能的吗？气得我立刻回家拨号上网搜索“流星+声音”，真的搜到几条所谓的科学未解之谜，还特意喷墨打印出来，到学校狠狠地甩在他脸上。他说你有病啊真的就真的呗你至于吗。

当然至于。

我妈冻得不行，回房间拿衣服的时候，我赶紧对着流星，双手合十许了三个愿望。

星星，你们可一定要记得。

我实在太爱对着星星许愿了。十几岁的我仿佛一个狂热的无线电发射器，执拗地朝广袤宇宙发射着单向电波。

我在文章里写过初中的一个叫小S的好友，我们常常一起翘课，放学了还有说不完的话，流连在隔壁职高的大看台上瞎侃。有天太阳刚落，天还没有黑透，我抬起头，在深蓝色天幕中看到了极细的一弯新月，旁边闪耀着无比明亮的金星。

“你知道吗，”我说，“日语有个词叫逢魔时刻，说的就是日夜交替的黄昏，是可以看得见妖怪的。这个时候许愿，特别灵。”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色的五角硬币，说，我们来问一问，自己的理想会不会实现，正面是会，背面是不会。

小S一直对我的病态见怪不怪，她拒绝参与。我就自己转过身，双手合十，将硬币夹在掌心，对着弯月念叨了一些话，然后将硬币高高地抛起。

它滑过月亮和金星，清脆地落回到地上。我战战兢兢地跑过去，看到了硬币的正面。

“啊啊啊啊是正面！是正面！”

小S的白眼翻得比月亮都亮：“你刚才扔硬币的姿势，再加上背后那月亮，一瞬间我以为你要变身了。”

我过滤了她的一切嘲讽，虔诚地捧着那一枚硬币，向遥远的夜空致谢。

还有更丢人的事。

我是一个看过狮子座流星雨的狮子座，曾经创立过信众只有一个人的“狮子座教”，每天写日记，向狮子座许愿，还取过一个网名，叫——“轩辕十四”。

轩辕十四，我们狮子座的一等星。

丢脸的有点写不下去了。

夏天我刚考上我们那里最好的高中，面对亲戚朋友的夸奖，谦虚地不断重复“哪里哪里，这有什么的”。终于自己一个人清静了，登上那时非常火爆的新浪聊天室，和一个就读于大连理工的陌生姐姐炫耀。

轩辕十四说：“我刚中考完，考得特别好哦，不过也算意料之中。”

姐姐回复我说：“轩辕小妹妹真厉害！”

我很感谢这个只和我说过几句话的陌生人。此后的人生里，我再也没有做过如此坦率的“轩辕小妹妹”。

后来，看星星渐渐变成了单纯的看星星，甚至可以用来骗姑娘。

高中时和一个好朋友跷了晚自习在外面散步，郊区的新校园繁星满天，我突然指着天空说：“流星！”

她双手合十要许愿，我说，系鞋带！要边许愿边系鞋带！

她急急忙忙蹲下，把鞋带解开又重系，搞定了才站起来，说，光顾着许愿了，都没看见流星。

我说，放心，你看，它还等着你呢！

好朋友抬头，愣了一会儿，一水壶砸在我脑袋上。

“我去你娘的××○○，当老子没见过飞机是不是！”2005年冬天，又是狮子座流星雨。

高中住校，一个很酷的室友约了几个人，抱着被子说要午夜撬锁上楼顶看流星雨喊我一起去。

“流星雨哦，许愿哦。毕竟明年就高考了，是神仙都拜一拜。”

我说不用了。那时候宿舍十点半熄灯断电，我开着应急灯，亮度调到最低，为了它能多撑一会儿。

我在做数学的五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练习册)。

我已经不再什么事都拜托星星了。

2009年冬天，狮子座流星雨，午夜两点，我和L穿着羽绒服加防风雨衣，拎着暖瓶，坐在静园草坪上泡奶茶喝，其他观星者都离我们很远，担心打扰UFO来接我们回母星。

我看到一颗。没许愿。L没看到。她说，肯定是你仰头太久，颈椎血流不畅，出现幻觉了。

随便吧，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那一年，环绕地球的香飘飘奶茶多了两盒，这世界上的朋友少了一对。

2012年，因为书卖得不错，也认识了一些影视公司的工作人员。某天下午，一个做企宣的小姑娘忽然给我打电话，说一个明星很喜欢我的书，正好下午在她们公司做采访，有没有空过来聊聊。

我那天原本不太舒服，但瞎了眼也能看出来，这是机会。我说好啊，几点，在哪儿。

去了之后却是漫长的等待。

明星在洗澡，明星在做造型，明星感到很抱歉但是请您再等一下好吗？

等待的那个酒店大厦高耸入云，我就站在接近顶层的云里，俯视着下面纵横交错的道路和缓慢移动的小黑点，心中一直在读秒。

下一秒，不，再等五秒钟就告诉她们，我要走了。

可是会不会显得自己脾气很大？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本来就是带着功利心的，矫情什么？

我读了很多很多秒，委婉地流露了很多次要走的意思，低到尘埃里的宣传人员赔着笑脸说，都说了您会来，怎么能走呢，您也给我们条活路，大家都不容易。

圣母心给了虚荣心以借口，我说，那好，我配合你们工作。

终于明星姗姗来迟，开开心心地接过我被要求带来的赠书，说，这书不好买，所以我朝他们要的，听说你也在这儿，正好一起见一下，谢谢呀！

然后一转身就去录采访了。所有卑躬屈膝的宣传人员集体松了一口气，感激地看向我。

原来是耍我。

我的书还算畅销，铺得大街小巷都是，明星助理随手就能买得到，恐怕只是宣传公司想借花献佛，让我等了一下午来博明星一笑。

但我没有发作。侮辱我的明明是我自己。走出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上海繁华，不见星空，只见灯火。

2015年的某个聚会，大家在江边，可能有点喝多了，一起抬头看星星。

我这些年的星空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为他们准确指认了仙后座、猎户座、小熊星座、金星、木星……获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海尔波普已经走了很多年。

我学过八年的大提琴成了谈资。

我爱过的星星碎成了虚荣。  我买得起一屋子的A4纸来圆儿时的绘画梦了，可我没才华。

2017年初，我坐午夜航班。飞机飞入平流层，头顶再也没有云层遮蔽，机舱灯光还没亮。我把半个身子都趴在舷窗上，用手臂和帽子隔绝一切光线。

看星星。

漫天星斗，比机翼的夜灯都要明亮。即便舷窗的双层的塑料玻璃模糊，也无法抹去它们的光辉。

我就从小小的窗子里向外看。平日里资讯都是争抢着扑入我眼里，只有这时候，双眼努力睁大再睁大，视线扎入浓重的夜色，拨开玻璃的划痕阻隔，去追随和想象凛冽的风与璀璨的星空。

我爱了星星这么多年，这是我离它们最近的地方。

我捂着窗子看了不知道多久，直到客舱灯光亮起来。一转头，后座男子没来得及收回目光，惊诧和疑问还留在脸上，可能以为我中邪了。

我不好意思地跟他说，外面有星星，你把灯光挡住看看。

他冷漠脸，点点头，没有照做。也是正常。我就尴尬地坐下了。

等我一回头，发现他也用外套蒙着头，趴在那里看。被我发现，面上一丝羞赧。

我笑：星星多吧？

他也笑，点点头：可不咋的，老多了。

我不知怎么想起2001年的三个愿望。

世界和平，爸妈身体健康。

我成为很了不起的人。

隔壁班的男孩子会喜欢我。

前两个现在还无法验证，但第三个，切切实实地，实现了。

那个男孩子毫无预兆地跑来跟我说，听说你喜欢日本漫画，那你会画画吗？能不能给我画几张？

我毫无准备，却打肿脸充胖子地说，没问题！

期末考试期间，我挤出时间，奋不顾身，连画了十张大彩图，卷成筒郑重地送给他。

他打开，表情变幻莫测，堪称精彩，许久才说：“……好看！画得真好！”

很多年后，我上了大学，他来北京找我玩，大雨天我们一起困在半地下室的咖啡馆，看着雨落在高高的草丛。

他那时候才敢问我——你是怎么有脸拿蜡笔画送给我的？

十四岁的我画了十张蜡笔画，比幼儿园小孩的绘画水平高不了多少；画的内容是《你好，旧时光》里面余周周讲过的乡下老鼠进城故事的雏形。

在我小时候，有酋很著名的儿歌，第一句就是：“有一只乡下老鼠要到城里去。”

回想起这几幅丢人的画，我有点气急败坏。我说那你还要？  他没说话，笑了。

我怎么会把这些都忘记呢？星星有情有义，是我们太善变。

科学家说，2020年之前，用望远镜或许还能看得见海尔波普，它还没有离开太阳系。

而我却早已不再是那个坚信自己站在宇宙中心的小孩了。人类太渺小了，我的情绪、愿望、誓言、梦想，都是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能量，连身边的人都未必能够完全感知，遑论传递给星星；即使能够抵达，也是在我死去很久很久之后了。

但我和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仍然在努力地发出微弱的光，认真度过这对于宇宙来讲无比渺小的一生。

在我死去很久很久之后，轩辕十四还能看得到那个对着它虔诚信奉、立志不讲脏话的，十四岁的我。

它们应该会知道我的结局。

海尔波普还没有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