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小带刺更鲜活
在当今“拜金潮”的浮躁时代=.在报刊编杂文栏目就像寂寞的园丁默默侍弄一片很小的花坛,养的不仅是一些不起眼的小花,而且净是些带刺儿的花。带刺的花并不好养,就像花边的杂文栏目不好编一样。环境不大宽松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也就无须我来烦言。在报纸副刊当编辑,最好编的是散文,最没人愿意编的就是杂文了。因为一篇好的散文好似晨曦田园里一曲舒畅的心灵牧歌,抒情感人、悦耳动听;而杂文则是暮色里一枚凄厉的响箭,发上去会引来什么后果,常常不可预料又必须作出清醒的预知判断。
编读杂文时,灵魂都处在一种喧嚣的状态里,特别是近些年,社会底线屡屡突破,受阴暗面太多的影响,心情总是容易激动,不得不断地以理性的冷静来抑制灵魂的喧嚣,以社会责任感控制情绪的躁动。每天审阅处理的一篇篇杂文就像医院检验科的显微镜,对着病患者送来的屎、尿、脓血、粪仔细察看,看到令人厌恶的病原细菌、使人恶心的病毒,更恐怖的是经常看到各种恶性肿瘤的癌细胞、泛滥成灾的艾滋病病毒。为了健康,医院检验科必不可少,就像对于各种媒体来说,社会批评性的杂文不可或缺一样。没有检验师化验,再高明的医师也难免误诊;没有社会批评,也会把血肿脓包当成“艳若桃花”的美丽。
当今时代是一个社会裂变的时代,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人类各种欲望与邪恶都跑了出来。正如狄更斯《双城记》所言: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杂文作为文艺性社会批评文体,如果不敢直面现实、直击时弊’,肯定不是好杂文。杂文虽小,敲响的却是时代的晨钟暮鼓,不能要求每一篇文章都像一声春雷一样能够振聋发聩,但至少能立论新奇,指点江山,发人深省。能有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科学学理支撑的理性分析和社会批评,更为杂文添风采;能熔古今典籍于一炉,议论风发,不拘一格,褒贬之间,情致盎然,读来就近似一种享受了。社会利益多元化也带来社会观念的多元化,我从来不反对专业人士的多元化专业立场,就像面对一位律师,他既可以为原告辩护,也可以为被告辩护,只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言之成理,我都是赞同的。但对社会上有一批声音特别大的“精英”,蔑视社会弱势群体,专当富人的走狗代言人,却是深恶痛绝的。作为编辑,希望看到的杂文只为苍生说人话,别专为利益集团拍马屁。
由于杂文短小,虽说写好不易,但写作门槛要求不高。现今不知从何时流行一种祥林嫂式唠唠叨叨说“阿毛”式杂文,就像过去动不动就把问题归罪于“万恶的旧社会”,忘了改革开放已绎:十多年;由于电脑普及,搜索方便,复制粘贴,专炒冷饭、剩饭、馊饭的伪学者式“杂文”,粗看很渊博,细看才知是人云亦云、了无新意,就像大量干瘪的枯花、败枝、烂叶子每天把邮箱塞得满满的。当编辑几十年,发现过去稿子是手写的,誊抄不易,来稿多精品;现在发电子邮件很方便,于是来稿量大,多是垃圾!不看不行,看又看不过来,编杂文本来就是很累心的活儿,现在更累。不只是每天烹文煮字,还要为规避风险,对文章字斟句酌。本来写编余随笔,键盘上敲着敲着就随着意识流跑了题。
小花带刺儿更鲜活,生命总是通灵的。什么花养久了都会有感情。看看摆在书桌上的仙人球开了几朵小花,顿生几分欣喜,花小也很艳丽;望一眼窗外阳台上养的几盆月季,月月缤纷得五颜六色,劳作编余望一眼亦觉得心情怡然。
(原发《杂文选刊》2012年第9期)。
P3-5
酸甜苦辣杂文缘
我自从1985年起在《西安晚报》文艺副刊编杂文,同时也断断续续写杂文,转眼已经三十年了。回首三十年编杂文、写杂文的坎坷之路,面对半身高的一大摞上百个获奖证书,检点自己出版过的十多本书,主编过几套丛书二百多卷,但唯独还没有结集出版过自己的一本杂文集。
所以编选这本杂文集时,回想起三十年伴随杂文坎坷路,心中不免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其实这大半生烹文煮字,与杂文结缘最深,时间也最长。1984年年底我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调到《西安晚报》,当时的《西安晚报》是全国著名的四大晚报之一。1985年上级就命我跑文化新闻的同时,负责编文艺副刊的“秦镜”杂文专栏。这杂文编辑一干就是三十年,从最早一个副刊杂文专栏,由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到1998年后逐步变成了一个名叫“漫笔”杂文随笔专版,又是十七年,几乎耗去了我人生岁月最宝贵的光阴。
我第一次写杂文是我刚调到报社时,还正在谈对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孩子们谈对象不讲什么有房有车的问题,但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要求男子身高一米七五以上,而我的身高恰恰不达标。我当时谈对象的女友面容姣美、高挑身材略高于我,她很喜欢我的文才,但也不能免俗对我身高略有微词颇觉遗憾。而我此前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时,曾接待过很多国家元首和中外文化名人,近距离给他们讲解。这些大人物身材魁梧高大者不少,但比我个子低的也很多。给女友说起这些我亲身经历的事及这些人的个头身高情况,女友听得入神却又半信半疑,她对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印象都来自银幕荧屏。于是我便写了一篇《爱情高度问题》的文章,署了个笔名“三笑”当作杂文发在报纸上。发表时被部主任删节了一些当时忌讳的内容,标题被改成了《爱情高度与矮子英雄》发表了。不用说,这篇文章也打动了女友芳心,当年的女友已是现在我的老妻,一对儿女皆已成人。这是我平生第一篇所谓的“杂文”,此前我发表的都是专业刊物上历史考古学术论文,而正是这篇杂文,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最早一次获全国奖也是杂文——即1987年“郑州亚细亚杯全国晚报杂文大赛”,我获得全国晚报杂文大赛优秀编辑一等奖,自己写的杂文也连连获奖。虽惹了不少麻烦也感到聊以慰藉。
1989年,我回到母校西北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所写的硕士论文也是杂文理论研究。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现代杂文史》作者和全国著名的鲁迅文学研究专家张华教授。张华先生生前一直鼓励我将这篇8万多字的硕士论文扩充一下’出成一本专著,可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完成。,不过,后来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分别发表在两个大学学报和理论刊物上,连续三次获全国报刊论文一等奖。
……回想这些年我写的杂文总与国家一些事件相关,虽然也曾惊出过几身冷汗,也有人说我文章“点名叫响,直戳戳地写杂文,放在过去就是不打成‘右派’。也是反革命!”幸好现在不以言治罪了。而我最早是搞学术写论文,学术就是较真,针对谁的观点就是谁的观点、针对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要说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论辩式杂文中也不含糊其辞。有些人说“立论不冲向人”,那不是江湖滑头的废话,就是骗子骗人的鬼话。我写的就是杂文,学习的就是鲁迅,宁可直击时弊,向“时评”文章靠拢,不写那些貌似正确却找不着边际,或“心灵鸡汤”伪圣人文章。更讨厌玩弄心术,甚至是坏人心术的文章。我赞赏“血性文章血写成”的气概,我钦慕前辈报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风骨,虽说我肩膀没那么硬,但也尽量让小文章有所担当。认为“人无血性文无骨”,在多次风波过程中,我都曾赋诗纪念:
我行我素写文章,心正笔正气浩荡。
不谄不媚不攀附,敢说敢言敢担当。
析骨为笔皮作纸,以血为墨破魔障。
单刀直入作狮吼,光明磊落渡慈航。
我行我素写杂文,匕首投枪并银针。
人无血性文无骨,佛无正法天魔侵。
江湖时代行江湖,笔作长剑可诛心。
激浊扬清唯大道,只斩烦恼莫论身!
我行我素不张扬,不逐名利心不忙。
善恶有报知因果,天道循环理昭彰。
千秋文字千秋业,无须他人论短长。
成败是非何足论,祸福无常心平常!
聊以自慰的是,公开发表出来的这些杂文,最终不但都没有事,有些文章被很多报刊反复转载,收入几十种选本乃至《中国新文学大系》,有些文章甚至形成当时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这本《杂文集》尽管都是2000年后的小文章,但终留下一些历史的雪泥鸿爪,也留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所以在编选时,不是按时间顺序,而是按类型分组。有些事件相关文章较多,只选了其中主要在报纸上发类似杂文的篇章。有一些时评文字及杂文,还有发在杂志上太专业的论辩文章就割爱了。
感谢群众出版社能支持我出这样一本杂文集,也感谢杂文大家阮直兄一直督促我,又勾起我早已放弃出杂文集的念头,编出了这本小书。朋友、读者诸君见笑了,心情滋味,五味杂陈,不论文章好不好,但我说出来的都是真话。
思想不灭 杂文不死 希望常在
朱铁志
《求是》杂志副总编
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杂文名家书系”中,八位同行的作品名列其中。老友阮直兄嘱我写一点感想作为总序,犹豫再三,还是从命了。之所以犹豫,一是因为近年来工作繁忙,对杂文创作的整体情况缺乏应有的调查研究,所知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二是对于八位作者的了解不均衡,有的熟悉一些,有的不那么熟悉,缺乏知人论世的先决条件;三是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越来越不自信:真理的相对性和判断的绝对性是一对矛盾,私心以为一孔之见的东西,别人看来可能一文不值,所以聪明人通常是谨慎而沉默的。好在我并不聪明,又兼八位作者的作品摆在那里,“鸡蛋”的味道如何,自可仔细品评,未必非要拜见“母鸡”。借用国庆长假,清茶一杯,拜读佳作,也不失_为一桩美事。何况我之所以斗胆作序并不是自认有资格,而是因为崇尚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特表达,是因为推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八位作者身上,我不同程度地发现了这种“三独”气质,看到了流淌在他们文字间的杂文精神,禁不住引为同道。尽管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所有观点,但这似乎不至于成为我们彼此疏远的原因。君子和而不同,本是同志之道;杂文作者之间,更应具有求同存异的雅量、欣赏“异己”的胸怀。
有人说网络时代是杂文式微的时代,也有人说杂文已死,杂文家已亡,蕴含其间的悲愤与无奈不难体会。这样的说法,一方面道出了事实真相,即传统的、主要活跃于报纸副刊的杂文确实呈现出衰微的景象,与报刊发行量、广告量双双走低的整体趋势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互联网特别是移动客户端的迅猛发展,从技术层面为人们的自由表达预留了巨大空间、创造了极大可能。一批思想深邃、材料丰富、文笔犀利的网络杂文异军突起,大有取代传统报刊杂文的态势,让习惯了在报刊园地挥洒的传统杂文家一时不知如何掌握文章分寸,妥善把持杂文的“度”,变得像个“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脚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似乎确已式微、杂文家确乎半死不活了。
然而,这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而已。如果把目光从报刊“花边文学”中稍稍移开一点,放眼“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的网络空间,就不得不承认,杂文非但没有死,反而以更加健朗的姿态、更加犀利的锋芒、更加多变的样式在更广阔的空间复活了。如果说传统杂文属于“小众写作”,门槛相对较高,那么如今的网络写作则是典型的“众声沸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未像今天这样得以充分体现。一个有出息、有抱负的杂文家,不必和“评论”争短长,无须抱怨网络抢了饭碗,应该从传统报纸副刊的小天地里杀将出来,努力使自己成为评论写作、杂文创作、网络耕作的“三栖动物”,竭尽全力干好自己手中的活计就是了。本丛书的八位作者身份不同、年龄各异,既有我的前辈,也有我的同代人,更有风华正茂的七零后、八零后。他们没有止步于传统报刊,而是潇洒游走于实体报刊和虚拟空间两大地带,成为广受关注的杂文作者。
赵相如老师早年供职于《人民日报》,如今主持《华商汇》及其副刊的笔政,无论从事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党报工作,还是主办民间刊物,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干得风生水起、异彩纷呈。作为杂文界的前辈,赵老师不仅几十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而且在自己主持的园地里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者,使《华商汇》成为一块全国为数不多的杂文热土。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勤奋的笔耕,使他的杂文干净清爽、老辣纯熟、绵里藏针,具有娓娓道来、从容不迫的美学气质。赵老师的杂文,极少有华美的词句、华丽的铺排,更没有华而不实的装腔作势。他的言说,倒像是阅尽世事沧桑的智者与后生秉烛夜谈,说的都是家常话,道的却是人间至真的情与理。
……
马亚丽的名字并不陌生,从《杂文四重奏》中就已知道。作为东北老乡,我对马亚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她曾经做过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的经历,尤其让我肃然起敬。有人说杂文的门槛比较低,似乎谁都可以写,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对于蹩脚的创作而言,小说、诗歌、散文,甚至所谓学术论文的门槛都不高,谁都可以操持,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流在血管中的是血,流在下水道里的只能是污水。马亚丽用自己的勤奋和才华,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而且将作品刊发于全国各大媒体。她的创作徜徉于古今之间,善于从时间深处钩沉掌故,挥洒哲思。有人说她是“女子文学”中一枝挺立的奇葩,有侠骨剑气之勇、翠竹红梅之美、凌霜傲雪之姿。其文风俏皮流丽、峻拔犀利,融说理、言事、抒情于一炉,于荒唐中见真情,于幽默中寓深意。
林永芳的存在是我孤陋寡闻最有力的证据。在八位作者当中,林永芳或许是最具学者气质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先后从事科技工作、理论工作和行政工作之余始终坚持有效阅读,更是因为她的独立姿态、她的桀骜不驯、她的旁征博引、她的表面平和冲淡实则锋芒毕露的文字。林永芳的杂文有思想、有文采、有锋芒、有力度。但当她面对网络时代众声沸腾的局面时,却谦虚地说自己“不会再有‘文章济世’的天真幻想了。只不过,既然上天赐我尘世一游,既然观察未停止、思考未停止,既然偶有所思所感,不忍就这样任其散佚湮灭。相信独立思考的东西,总不会毫无参考价值。‘思想超市’里的产品丰富一分,总胜过单调一点。倘能给他人以那么一星半点的共鸣和启迪,也就不算白写了”。这样的说法,或许无意间道出了如今很多杂文家的写作宗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是的,文章未必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肯定没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威力,但自由思想、自由表达,永远是创造的前提。这就是杂文无论怎样卑微,依然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原因所在。
2015年10月6日于北京
《行吟江湖一声啸》精选作者郭兴文近年来发表的杂文和随笔100篇左右。文字大气质朴、文笔流畅,文风泼辣。或针砭时弊,或抨击丑恶,或解剖国民性。也有文化层面的思考,以及都市生活的感受。
《行吟江湖一声啸》作者郭兴文曾获中国第六届韬奋新闻奖、中国第九届山花学术著作奖、中国第六届高等院校科研成果(人文社科类)一等奖等多项国家大奖。其它新闻作品、散文、杂文、历史考古学术论文获全国省市奖一百余次(全国金奖一等奖二十余次)。
本书精选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杂文和随笔100篇左右。或针砭时弊,或抨击丑恶,或解剖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