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为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一九三五年，被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选为“二十世纪最令人愉悦的五十本书”之一。背景是一九三〇年代的柏林，讲述的是故事叙述者威廉和诺里斯先生的一系列遭遇，呈现了魏玛共和国末期、希特勒上台前夕柏林的种种乱象，生动描绘了诺里斯先生这一没落的纨绔子弟、荒诞时代冒险家的形象，以及德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情景。作为一个讽刺性的政治寓言，本书把对人物和地方的描绘巧妙地和政治讽刺融合在一起，堪称经典。

《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为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长篇小说。

柏林已处于内战状态。仇恨没有预兆没有根源地突然爆发，在街道的角落里，在餐厅里，在电影院里，在舞厅里，在游泳池浴池里；在半夜爆发，在早餐后爆发，在下午爆发。刀子抽了出来，戴带刺戒指的拳头挥舞起来，啤酒杯、椅子腿、灌铅的棍子飞舞起来。子弹穿透了柱头上的广告，在厕所的铁皮房顶上蹦跳。一个青年人可能在一条拥挤的大街上受到攻击，被扒光衣服狠揍一顿，流着血给扔到人行道上。一场暴行不到十五秒钟就结束，暴徒们一哄而散。奥托在哥白尼街附近的市场空地上打了一架，给剃刀在眼睛上方划了条口子，医生给他缝了三针，他在医院里过了一个礼拜，报纸上满是尸体照片：纳粹的，国旗社的，共产党的。上我的课的学生看了照片直播头，为德国的局势向我道歉。“天呀，天呀，”他们说，“太可怕了，不能这样下去。”

正文

那陌生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一双异常淡蓝的眼睛。他的目光跟我的目光接触了几秒钟，茫然，空洞，无疑是吓了一跳。他感到惊诧，带了几分天真的调皮，颇令我想起了某件往事，却又说不清发生的地点——是很久以前吧，跟九年级的教室有关。那是在做坏事时被意外撞见的学生的目光。我撞见的显然是他的思想，而不是别的——也许他以为我能解读他的思想吧！总而言之，我穿过车厢隔问从自己的角落来到他那头时，他似乎没听到也没见到我，因为我说话的声音强烈地震动了他——事实上他还神经质地闪了闪，像条件反射一样。我也本能地倒退了一步。

简直像在街上撞了个满怀，双方都不知所措，都打算道歉。我急于让他放心，笑了笑，再次提出了我的要求：

“能给我一根火柴么，先生？”

哪怕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立即作答，似乎还在飞快地思考着什么，手指围着背心剧烈地划拉了几下。那动作可以解释为想脱衣服，想掏手枪，也可能只想确认我没有偷走他的钱。然后，激动总算离开了他那凝视的目光，有如淡淡的云翳离开了晴朗的蓝天。他终于明白了我的要求。

“可以，可以，啊，行，当然。”

说话时他用指尖优雅地摸了摸左太阳穴，咳了一声，突然笑了。那笑很迷人，但是露出了我平生所见过的最难看的牙，像是些破碎的岩石。

“肯定，”他重申，“很乐意。”

他用两根手指在看来昂贵的浅灰色套装口袋里优雅地摸索着，掏出了一个金质的酒精打火机。他的手小巧而白皙，指甲修剪得很美。

我给他送上了烟。

“呃——谢谢，谢谢。”

“您先点，先生。”

“不，不，您先点。”

打火机的小小火焰在我俩间闪动，跟我俩夸张的礼貌所营造的气氛一样，非常容易熄灭——最轻微的呼吸都可能吹灭了火，最轻微的卤莽行动或话语都可能破坏了气氛。现在，两支烟都点燃了，我们各自回到了座位。陌生人对我仍不放心，在考虑是否做得过了分，把自己交给了一个讨厌鬼或拆白党。他那畏怯的灵魂急于撤离，而我呢，因为无书可读，又预计会面临一次长达七八小时的无声旅行，决定找点话说。

“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到达边境么？”

回顾这次谈话，我觉得那问题并不特别稀罕。事实是，我的兴趣不在答案，而在找话搭讪——我的话题既不能冒昧，也不能失礼。可我的问题对那陌生人却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我显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望了我许久，怪怪的，脸上的表情似乎更僵硬了。那是扑克牌手的眼神，他突然猜想对手抓了一副同花顺，觉得还是小心应付为上。他终于回答问题了，慢慢吞吞，小心翼翼：  “我怕是无法准确回答。大概还要一个钟头吧，我估计。”

此时云翳已重新布满他那空洞了片刻的目光。有什么不愉快的念头像黄蜂般缠绕着他了？他轻轻地摇晃着脑袋，躲闪着黄蜂，然后突然带着令人惊诧的迫切补充道：

“这些边界线……多么可怕的累赘！”

对他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一个念头闪过我心里：他可能是个温和的国际主义者，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吧！我试着鼓励地说：

“全都应该撤消。”

“我很赞成你的意见，确实应该撤消。”

他很热心，这不会错。他的鼻子扁平，大而多肉；下巴似乎向两侧分开，有如一架破裂的六角手风琴。他一说话下巴就极奇特地一跳，在旁边形成一个酒窝。那酒窝有一道深深的裂痕，像个伤口。他面颊红润，额头如大理石雕塑般白皙。深灰色的头发从额头上横过，剪了个奇怪的发式，像刘海，紧贴着头颅，又粗又厚。我观察了好一会儿，看出来了，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他戴了个假发。

“尤其是，”我顺着自己的胜利往下说，“这套例行手续，检查护照什么的。”

这回我却错了，我立即从他的表情察觉，我不知道怎么碰上了一根令人不安的新的琴弦。我们说的话语言相同，意思却显然有异。不过，这回那陌生人的反应不再是不信任了，而是带着令人困惑的坦率和并不掩饰的好奇，问道：

“你在这儿遇到过麻烦没有？”

我觉得奇怪，倒不是因为他那问题，而是因为他提问题的口气。为了掩饰我的困惑，我笑了笑。

“啊，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什么东西都懒得打开的。至于护照么，他们根本就不看。”

“你这样说我倒很高兴。”

他一定是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想法，因为他急忙补了一句：“可能有点荒唐，但是我确实非常讨厌这类麻烦和骚扰。”

“当然，我非常理解。”

我咧开嘴笑了，我对他的行为找到了满意的解释：这老小子是在悄悄搞点无伤大雅的小走私呢。说不定是给他老婆带了点丝织品或给朋友带了盒雪茄。当然，他现在开始害怕了。看他那阔气的样子，关税肯定是交得起的，无论多高。可阔人自有阔人的独特癖好。

“那么，你还没有走过这条边境线？”我一片好心想保护他，感到几分居高临下。我愿意让他高兴，而且打算在他最倒霉的时刻提醒他撒个可以接受的谎，让海关官员软下心来。

“这几年我常走比利时一线，原因各式各样，对。”他再次住了嘴，表情又暧昧了，郑重地搔着下巴。突然，有什么东西让他想起了我还在身边：“到了现在这阶段，我也许该介绍一下自己了。亚瑟·诺里斯，绅士。或者，是否可以说，有独立资产的绅士？”他神经质地嘻嘻一笑，惊讶地喊叫道，“不用站起来，求你了。”

我们俩距离太远，要握手不能不挪挪脚步。我们折中了一下，坐着没动，只礼貌地欠了欠身子。

“我叫威廉·布雷德肖。”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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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克里斯托弗·伊合伍德为英国人，后加入美国籍。出生于英国的柴郡，上过剑桥大学，但是没有毕业。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二年他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全是密谋家》和《纪念物》。一九二八年以后他长期不在英国，在柏林住了四年，在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和丹麦等欧洲国家住了五年，一九三九年后定居美国，一九四六年取得美国国籍。

他早年做过秘书，做过家庭教师，与著名的作家W．H．奥登合作写过几个剧本。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他住在柏林，亲眼见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希特勒纳粹势力的兴起，写了《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一九三五年)和《别了，柏林》(一九三九年)，奠定了他作为重要作家的基础。《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在一九三五年出版时曾更名为《诺里斯先生的最后消息》。后来这两本书合并出版，改名《柏林故事》。他一九五一年的剧本《我是照相机》和一九六六年的歌舞剧《歌舞酒店》也是从《柏林故事》衍生出来的。这两个剧本也分别于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五五年被拍成电影。几部作品描写的都是侨居国外、身份可疑的潦倒英国人。一九三八年他出版了《狮子与阴影》，主要描写自己剑桥时代的有趣而敏感的友谊生活。

作者把本书献给了W．H．奥登，实际上他跟奥登在文学创作上和生活上都有密切关系。奥登一九二八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柏林住过一年，钟情于德语和德国文学。他俩合作写了三个剧本《骨子里是狗》(一九三五年)、《F6的上升》(一九三六年)和《边界线上》(一九三八年)。他俩一起来过中国，回去后合写了《战地纪行》，一九三九年出版。他俩从战云密布的欧洲来到抗战时期的中国时，曾两度跨越美国大陆，以后就在美国定居了，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事。一九四六年伊舍伍德取得美国国籍。

伊合伍德在美国定居后一面教书，一面写作，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碎嘴薇奥莱》、《世界的黄昏》、《南下访问》、《孤身》和《江岸重逢》，还有一本南美游记《秃鹫与母牛》。他也为好莱坞写电影脚本。以后他曾研究印度教哲人菩拉巴梵南达的思想，出版过关于古代印度哲学的吠檀多理论的书，也跟菩拉巴梵南达一起翻译出版过印度教著作。一九八。年他又出版了《我的印度教宗师及其门徒》，记叙了他跟菩拉巴梵南达的友谊。

伊合伍德二战后的作品仍带着早年作品的自传色彩。一九六四年的《单身男子》描写一个中年同性恋男性寂寞的一天，这个话题我们在《诺里斯先生换火车》里已隐约见到。他一九七一年的《凯莎琳与法兰克》是根据他父母的通信和母亲的日记写成的。一九七七年的《克里斯托弗之流》则是他对自己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生活的回顾。

从《克里斯托弗之流》这本书的命名我们可以见到作者对自己的调侃态度。在《诺里斯先生换火车》里我们也能感到同样的俏皮。比如书里的故事叙述者“我”叫作威廉·布雷德肖。事实上伊台伍德的全名就是克里斯托弗·威廉·布雷德肖·伊合伍德。他摘取了自己当中的两个名为“我”命名，带上了几分幽默色彩。书里那个故事讲述者威廉·布雷德肖，或威利、威尔，比尔、比利，跟一般小说里的叙述者不大相同。他不是个清醒的旁观者、记叙者，而是个参与者，有自己的性格、追求、弱点，许多时候也跟读者一样困惑，好奇，到最后又恍然大悟。这情况在他的《别了，柏林》里更为突出。总之，读者不能把小说里的“我”真当成作者本人。作者在《别了，柏林》的前言里有这样的话：“读者肯定无权认为我既然把名字给了叙述里的‘我’，这小说就纯粹是自传性的。”

小说的主角亚瑟·诺里斯性格很独特。他是个纨绔子弟，怯懦、软弱，没有才干，也没有头脑，却能在破落之后长期过着奢侈的生活。有钱他奢侈；没有钱他也奢侈。虽然常常处境狼狈，却总能奢侈下去。他依靠什么为生？这是叫小说读者最为纳闷的问题，而且在书里不断地出现。

他是个英国人，住在柏林。“小时候因为身体孱弱，他没有进过学校。他是他寡母唯一的儿子，一个人跟妈妈住在一起。他很崇敬他妈妈，他俩一起学习文学和艺术，一起旅游，到巴黎，到巴登巴登，到罗马。他们总跟最优秀的人一起活动。从城堡到庄园，从庄园到宫殿，总是温文尔雅，令人着迷，也善解人意。”后来，他上了牛津。

可是他母亲去世了，他的优裕生活结束了。但他还获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按照一八九〇年代伦敦社交界的标准，那钱足以维持他的生活至少十年”，可是，他不到两年就把它花光了。

……

一九三二年六月，兴登堡接受他的顾问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的建议，任命弗朗茨·冯·巴本作了总理。巴本也是天主教中心党的领袖，上台后就采取了强硬的政策，宣布不承认《凡尔赛和约》，撤销了对冲锋队的取缔令。但是，他也无力解决经济危机，终于辞职。兴登堡又任命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作了总理。

这时希特勒已经与德国企业界首领、新闻与电影事业的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结成了联盟。他利用胡根贝格手中的报纸、杂志、电影等宣传机器展开了活动，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获得了金融巨头们的支持(他们急于培养强有力的右翼反社会主义势力)，让纳粹党变成了一个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党，吸引着不同阶层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

一九三二年，纳粹党的希特勒与时任总统兴登堡和共产党的台尔曼一起竞选总统。他攻击兴登堡政府在处理经济萧条上的无能，夸下海口，作出承诺，在第二次全民投票时获得了全国36．8％的选票。  原是兴登堡顾问的施莱谢尔总理这时已因政见不合逐渐与兴登堡对立，终于被兴登堡免职。兴登堡决定任命希特勒暂代总理，同时宣布解散国会，三月五日重新进行大选，成立新的国会。正当三方势力进行着激烈的大选准备时，“国会纵火案”出现了。

大选前一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国会大厦发现火警，部分房屋被烧。暂代总理的希特勒抓住了一个叫作范·德尔·吕伯的青年，立即宣称他是纵火犯，而他的后台就是共产党。于是兴登堡总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暂时停止了言论和集会自由。但是大选仍在几天后的三月五日如期举行。这样，希特勒就利用“紧急状态”、总理职位和冲锋队的武力在大选里获得了多数票，虽然也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点九。三月二十一日国会召开，希特勒的纳粹党和以兴登堡总统为代表的保守的旧德国联合到了一起。

此后不到三个月，一切非纳粹的党派、组织和工会都被希特勒取缔，实际上结束了魏玛共和国，建立了法西斯的军事专政。第二年，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独揽了总理与总统的大权，成了纳粹德国的元首，最高领导。

希特勒上台后立即进行了法西斯专政，打击甚至消灭政敌。

他四处搜捕德国共产党骨干。德国共产党创建立于一九一八年，比国社党建党还早一年，在德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德共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度与兴登堡竞选德国总统。希特勒上台后他立即遭到秘密逮捕，一关十年，终于在二战时期被杀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小说里的德共柏林领导人拜尔也是在这时被抓捕，并被残忍杀害的，有人见到了他的尸体，“他的左耳被扯掉了”。

希特勒对与他政见不合的朋友也采取血腥的手段。书里谈到过的恩斯特·罗姆原是希特勒冲锋队的创建人和首领，为希特勒的崛起和夺取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因为和希特勒政见不合，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夜的大清洗里被捕，没有经过审判就被枪毙了。同时被不经审判枪毙的还有罗姆的副手爱德蒙·海内斯。希特勒前任的总理施莱谢尔也是在这个夜晚被捕而且不经审判就被枪杀了的。这次行动在德国历史上叫做“长刀之夜”。恩斯特·罗姆被杀害后不久，冲锋队被撤销，改成了“党卫军”。

希特勒政权的建立虽然在书里出现较晚，但读者已清楚认识了它暴虐阴险的面目。

孙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