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一家人——一个日本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真实记录》是山边悠喜子女士的回忆录。山边悠喜子女士是数万日本籍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一员。山边悠喜子女士在书中讲述了她16岁参加人民解放军及其在其问的快乐、宝贵与增长才干的时光。作者所在的卫生队中既有日本籍西医，也有中国籍中医，大家不分医种，也不分国籍，彼此之间相处和谐，互相照顾，互相爱护，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同时，作者首次体会到了当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的信赖和真心支持，从而第一次学会了“军民一家人”这个词，并亲身体会到了那些号称“皇军”的日军与民主联军的差距。作者自1953年归国后每每遭遇困难时，都会回想中国战友的话，用在中国的宝贵经历激励自己。后来作者及其团队经常到中国考察，与中国官方、民间组织及人士交流，将今天中国的发展与成就，特别是战争的历史真相告诉日本年轻人，以期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促使日本政府真诚反省过去，促进中日关系发展。

山边悠喜子著的《难忘一家人——一个日本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真实记录》介绍了中日友好交流使者山边悠喜子女士在日本战败后一家人在中国以及回到日本的经历，并谈到儿时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结下的深深情缘。作者以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实际工作中。书中还介绍了其与家人回到日本后对中国念念不忘，作为战争的亲历者目睹中国人民遭受战争之苦后，励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于和平友好事业中来。

为中日和平友好的未来不懈努力(代序)

第一章 在中国亲历日本战败

第二章 参加东北民主联军

第三章 回到陌生的日本

第四章 重返第二故乡中国

第五章 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

第六章 保护七三一部队遗址设立和平之碑

第七章 考察侵略遗址寻找战争罪证

第八章 编辑出版《“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揭露细菌战罪行

第九章 关注遗弃“毒气”帮助中国受害者

第十章 结语

参考文献

编译后记

一、“军民一家人”，难忘的东北

回顾我的一生，东北民主联军是我受益最大、最多、最生动的讲堂。我在战时长大，没什么学习的机会，没有打下牢固的文化知识基础。而日本人作为殖民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高高在上，不但不让我们这些日本学生学习中文、了解当地情况，反而禁止中国人使用本国语言，强迫他们使用日语。日本人以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姿态傲慢地对待当地人，他们不了解融入当地有多么重要。诚然，我现在虽这样说，但自己当时却并未努力学习，所以虽身在民主联军，却听不太懂战友们相互倾诉的宝贵想法和回忆。不过，从我一知半解的中文中，我知道他们唾弃日本人那些骂“满洲人多了去了，死就死了吧”的行为，我见过在挥舞的皮鞭下呻吟的中国人，当时虽不明就里，这情景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辽东军区后方医院稍微适应了民主联军的生活后，各种疑问涌入我的脑海。

学生时代，不时有日本军官来课堂纵论时事，他们所谓“日军在南方取得赫赫战功，为巩固战果，请诸君协助开发资源。日本拥有先进的开发技术，将落后的满洲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学生们轻信了这番高谈阔论，他们站在侵略者立场，蔑视中国人。可是，若此言属实，中国人为何不但不知感恩，反而企图抗日呢？然而当时，这些疑问我们连想都没想过。不！应该说是刚一浮上脑际就被挥去了。

日本战败，中国民众为何要欢庆“抗日胜利”？

我们当时什么都不懂，也没想过要去弄懂。只是站在侵略者立场，狐假虎威，享受着身为日本人的优越感。

回想起来，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日子是快乐、宝贵的。同时，对一个16岁的无知少女来说，也是苦恼的。我开始思索关于日本、关于战败的问题。

为何民主联军的战士对我们这些敌国的人如此亲切呢？在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战士们为何能够默默地忍受伤痛？老乡们为何能够热心地照料伤员……这一切都困扰着我。为解答这些疑问，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

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后方医院民族干事山边贤藏叱责我说：“别想这么多了，目前照顾伤员要紧！”诚如此言，眼下无暇多想，战争将我的胡思乱想吹散了。我的终生战友——护士长内田对我们说：“面对眼前这些饱受伤痛的人，我们能袖手旁观吗？”

虽说我们是卫生队，很多人却并无医疗经验。屈指可数的几名医生和有经验的护士带领着我们，在治疗过程中，自创了很多办法。他们决不借口缺医少药而放弃对伤员的治疗，而是将“想办法”挂在嘴边。可是，伤员的痛苦却未能因此减轻。

为了让伤口尽快愈合，为了尽量减轻伤员痛苦，大家团结一心，群策群力。一年夏天，有伤员的伤口生了蛆。一位据说是佳木斯医科大学肄业的年轻医生观察到：伤口生蛆，蛆吃掉脓变成蝇后，伤口就渐渐结痂了，由此提出了蛆虫疗法并应用于临床。我虽不懂其中的医学道理，不过伤口化脓结痂后，伤员的痛苦确实减轻了。医生中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大家也不去区分是中医、日本传统疗法还是西医。至于为何我们这些思想落后的日本人当时能竭尽全力治疗照顾伤员，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我想也许是伤员对侵略者日本人的体谅和中国老战友的一视同仁，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示：日籍人员不是战争俘虏，而是要争取的对象。

不得不提的是，支撑我们的是当地人民的信赖和热心的支援。在这里，我第一次明白了“军民一家人”这个词，并亲身体会到了那个号称“皇军”的日军与民主联军的差距。

日本的《军人敕谕》强调：“朕统兵马大权”，“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党首。”关于效忠：“唯守己本分一途，义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战阵训》中进一步强调了士兵的服从和顺从，并在第二条提及“生受囚虏辱，莫留罪污名。”意为一旦被俘则应以死殉国。而我所在的民主联军却是官兵一致，民主和谐的。

我们负责医疗工作，却没有设施齐备的医院。随着战场的推移，收容伤员的场所也不同。经常是为重伤战士进行完紧急处理，并将伤员送往后方后，马上又要出发了。

大家都笑着说，战士来到老区就跟回家一样。“农舍就是病房，农民就是护士，老区就是大医院。”

东北的冬天极冷，气温零下30度并不稀奇。万籁俱寂的雪夜，并不富裕的农民一家将唯一的热炕让给伤员，服侍着伤员喝下热乎乎的清汤后，跟我们一样在地上铺上高粱秆就睡了。半夜被冻醒的时候，常常看见农家的小嫂子还在忙着照顾伤员。伤员一口一个“大爷”“大娘”地叫着，大爷大娘一口一个“儿啊”的场景使我不禁想起了家。我问睡在一旁的中国同志王淑梅(后改名苏伦)，那些人是这家的儿子吗？”她可爱的一笑：“就是‘一家人’嘛！”

P14-17

为了不应忘却的感念与人性光辉的弘扬(代序言)

1987年5月，日本有名的文学艺术月刊《文艺春秋》开始连载一部名叫《大地之子》的纪实小说。该小说甫一问世便风生水起，直至1991年4月连载完毕，始终佳评如潮。说起来，该书深得嘉许其来有自。为了撰写该作品，早在1958年便获得第35届直木文学奖的山崎丰子从1984年起奔赴中国，3年间曾3次获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得以到当时尚未对外国人开放的农村直接采访日本在华残留孤儿，先后与300多人面谈。1995年由中日两国共同制作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拍摄制作完成，当年11月11日到12月23日，日本NHK电视台每周六黄金时段播出，共7集，每集89分钟，最后一集109分钟。由于深获好评，剧组又将剪掉的40分钟加进来，重新剪辑版连续剧于1996年3月11日至3月20日播放，共11集，第1集90分钟，第2集起为60分钟。2001年以后，NHK电视台每隔几年播放一回。

应该说，中国人收养日本孤儿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其显现出来的是中国人的善良，也是人性中的“善”。实际上，中国人这样的善举还有很多，如二战期间，时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曾向大约4000名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当时在奥地利有5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而主动对犹太难民提供庇护的只有何凤山一人。何凤山敢于帮助他们，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被后人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就救人的动机而言，站在人道制高点上的中国人何凤山是德国人辛德勒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另外，时任伪满洲国驻德国的外交官王替夫则是二战期间又一位“中国的何凤山”，他先后为犹太人办理了11000多个签证，其中有5000多个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签发的。二战期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排斥犹太人或对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视若不见，但中国人却在自己遭受日本侵略之际救助和接纳了数万名犹太人。

如果说，中国人民庇护犹太难民是出于单纯的正义和良知召唤，那么在对待日本战俘及其遗孤的问题上，则更加显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特有的博大胸怀和善良美德。自1946年5月7日起，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的理念，在232天时间里先后从辽宁葫芦岛港遣返日本侨民和日军战俘158批，总计1017549人，其中侨民1000942人，日军战俘16607人。可以说，这是在人类遣返侨民史上没有先例的举动。与此相对照的是，苏联于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库页岛与千岛群岛后，将60万日军战俘送到西伯利亚及其他地方进行强制劳动，因在极度严寒的环境下忍受饥饿与超体力劳动，仅在一个冬天就死掉55000多名战俘。

在日本，关于中国残留日本孤儿、残留妇女问题、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情况、中国政府遣返日本侨民、战俘问题等，日本学者从各个视角研究的论著、作家艺术家实施的多体裁创作与当事人及当事团体的大量记录、回忆录等，可谓连篇累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多达数百种。

就日本各种作品而言，其中的文学艺术与美术音乐作品，如《大地之子》《四重奏》《生狱》《在红色夕阳的满洲走向“昭和”之旅》等十余部小说，《母亲的悲剧》《大地之子》等十余部电视连续剧，以及《生存还是毁灭之犯罪者》等少量电影，沼波万里子《青苔之道：歌集》等几部诗歌集，《追逐流云》《在低矮的树下》《中国残留孤儿》等多部音乐制品，都影响较大。

当然，学术论著数量更是不胜枚举，如《满洲：记忆和历史》《满州移民的历史社会学》《中国残留孤儿的社会学：活在日本和中国的三代人的一生》《移住和适应：关于中国归国者的适应过程和援助体制研究》《“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的“人性回复”诉讼：追踪八地裁的国家赔偿请求诉讼》等，数量不下于百十篇，视角各异，精品纷呈。

另外，各大学、社团法人乃至国家文部科学省等机构经常推出课题供学者申报、研究，如《关于中国残留孤儿的老后状态研究》《关于中国残留孤儿认同的日中比较调查》等都是这种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回忆录、被害者证言、记录及记事、写真集等是各类作品中的最大宗，诸如《无法容忍死掉！从满洲逃脱》《望乡的钟：中国残留孤儿之父·山本慈昭》《渡满是为了什么呢？东京都满洲开拓民的记录》《忍风耐雪：某中国残留孤儿的记录》《我们是什么人？中国残留孤儿们的今天……》等，都是其中有名的作品。

还应该大书一笔的是各类法律援助、法律指导与研究类作品，如大阪府民生部福祉课编《中国归国者等援护关系法令。通知集》、东京都社会福祉协议会编《中国归国者关系法令·通知集》，以及《中国残留孤儿归国者的人权保护：被称为国家的集团和个人的人权》《弃民的去向：对中国残留归国者的战后处理问题和战争责任》《被国家抛弃：中国残留妇人如何起诉国家呢？》等，都是其中有价值的作品。

……

《难忘一家人——一个日本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真实记录》是山边悠喜子女士的回忆录。山边悠喜子女士是数万日本籍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一员。山边悠喜子女士在书中讲述了她16岁参加人民解放军及其在其问的快乐、宝贵与增长才干的时光。作者所在的卫生队中既有日本籍西医，也有中国籍中医，大家不分医种，也不分国籍，彼此之间相处和谐，互相照顾，互相爱护，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同时，作者首次体会到了当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的信赖和真心支持，从而第一次学会了“军民一家人”这个词，并亲身体会到了那些号称“皇军”的日军与民主联军的差距。作者自1953年归国后每每遭遇困难时，都会回想中国战友的话，用在中国的宝贵经历激励自己。后来作者及其团队经常到中国考察，与中国官方、民间组织及人士交流，将今天中国的发展与成就，特别是战争的历史真相告诉日本年轻人，以期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促使日本政府真诚反省过去，促进中日关系发展。期待中国东北成为连接中日友好的坚实纽带，期待彼此成为互相理解的“一家人”，并期待世世代代将友好传统发扬下去。

《赤血残阳映黑土——一个日本少年的“满洲国”经历》是竹内治一先生的小说体回忆作品。竹内先生少年时期在“满洲国”度过，亲身经历了日本人从“满洲”征服者、欺辱中国人到被苏联红军虐待，再到被其曾经凌辱的中国人宽待的历程。为此，作者希冀根据历史事实，特别是个人亲身体验，以小说的形式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那场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苦难深重，也使日本普通百姓深受其害。内心的良知让作者不断呼吁：那是一场侵略战争，绝不能让那样的战争再次重演！竹内先生作为在日本开业行医的医院院长，在长达40年的医者生涯中，履行着救死扶伤的医生本分，但他更念念不忘的是参加各种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集会，参加各种呼吁和平、敦促日本反省战争责任、倡导中日友好相处的学术演讲会、报告会与实地调查等。据该书中文翻译者笪志刚教授亲眼所见，竹内先生及夫人70岁之后还以患有痛风、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之躯，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先后自费赴日本各地及中国参加九一八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日本15年战争研究会，实地调查侵华日军遗留战争要塞、七三一部队罪行遗迹等。

应该说，当一个民族的悲悯之心跨越了种族乃至国界的时候，就愈发彰显出这个民族的伟大之处。就此而言，《日暮乡关何处是——我和我的两个故乡》无疑是一部展现中国人民善良品行与人性光辉的作品。《周易》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之说，意在贬斥恶劣行为，宣扬善良德行，以顺奉天意。可以说，《赤血残阳映黑土——一个日本少年的“满洲国”经历》与《难忘一家人——一个日本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真实记录》两书就是痛斥恶行、赞美善行的好作品。

是为序。

于逢春

2015年11月24日于东京逆旅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山边先生的《难忘一家人——一个日本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真实记录》终于翻译、编辑完成，即将付梓，看着沉甸甸的书稿心里很是欣慰。

这本书反映了山边先生对中国的赤诚之心，也表达出她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深刻反思。日本ABc企画委员会各位同仁亦对本书有贡献，事务局长和田千代子参与了本书第六章、第七章的写作，共同代表宫崎教四郎和摄影家相马一成参与了本书第九章的写作。他们和山边先生一道，用行动践行着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

在这里要感谢黑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大力支持，感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鼎力帮助。

编译者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