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黎广修
2012年夏天,我沿着黎广修忽明忽暗的人生轨迹,开始了对一个伟大“传说”的寻访。这也是我为了“破解”黎广修的精神之谜而踏出的第一步。
此后,我又在新版的《合川县志》看到了关于黎广修的更简洁的记载:
黎广修,字德生,出生于1815年,云门镇人。幼年读书学画,后随其父习练塑像。成年后,能诗善画,尤精雕塑,为当时四川著名的民间雕塑大师。
这里最难得的是出现了黎广修具体的出生年份,而对于他卒于何年,依然是一个无法考证的空白。但是对于我来说,能够获取黎广修的出生之年,已经很知足了,因为一个伟大的“传说”,终于有了它的源头,有了它的根基。
顺着这个重要源头和根基,我终于寻觅到了黎广修在巴蜀大地留下的几乎是唯一的“业绩”或“故事”。
那是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年),当时成都宝光寺的方丈妙胜禅师,为了建造该寺的罗汉堂,他北走燕赵南游吴越,托钵行化二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他每到一地,都要参观当地的罗汉堂,并不辞辛劳地把各地罗汉堂的建筑式样和罗汉形象,细致入微地绘制下来。在他返回宝光寺后,兴致勃勃地拿出一堆图纸和募集而来的三千余两白银,请来各地的能工巧匠,择定吉日,隆重开工。
当时,在施工现场的共有三批工匠,一批是属于北派的“陕西帮”,另两批是属于南派的“川西帮”和“川东帮”。三批工匠在工作中,既互相协作又严密分工,既相互借鉴又各显奇技,有过钦佩,有过争论,有过坚持,有过放弃,看过苦痛,有过快乐。他们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一共雕塑了菩萨、罗汉、历代祖师像达577尊。
黎广修那时正值壮年,是“川东帮”的一员。也许他因为得到了父亲的真传,泥塑技艺已非同一般,从而被德高望重的妙胜禅师看中,当上了这支由南北工匠组成的泥塑大队的领班人。当然,这个带有领导性质的职务,其实没有什么特权,除了需要他在劳动中发挥组织才能,带头苦干,任劳任怨以外,还需要他具有出众的艺术才华和独特的鉴别能力,以保证整个工程的艺术质量。显然,黎广修是称职的,他在整个工程中,初步展示了他的聪明才智。比如,在设计罗汉堂的格局时,他采用“田字形”平面,内中竖立4根石柱,4个棕角榫结构,4棵大架梁。这种奇妙的构恩,可以说是黎广修的一大发明,他把五百罗汉置于内柱的空档之间,避免了平柱的遮挡,使堂内塑像纵横交错,走道互通,宛若迷宫。另外,黎广修亲手雕塑的罗汉像,神态各异,无一雷同。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黎广修似乎是突发奇想,竟然把清代至高无上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纳入了五百个罗汉的范畴之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康熙曾在镇江金山寺题诗:“朕本西方一衲子,然何落到帝王家?”聪明的王公大臣们立即从诗中看出了皇上的精神秘密,于是异口同声地把康熙玄烨称为“老佛爷”。后来,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弘历,更好地延续了祖上的“佛缘”,以国家的力量,整理刊行了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由于有了这两位来自当朝最高统治者的推动力量,佛教得以繁盛起来。佛教界人士也顺水推舟,分别把康熙、乾隆两个皇帝认定为五百罗汉中第295位“阁夜多尊者”和第360位“直福德尊者”的转世者。
于是,黎广修凭着这一证据,理直气壮地把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真容”雕塑出来,让他们入坐在五百个罗汉的大家庭之中。当然,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黎广修既不让他们穿着僧装,也不让他们手拿法器,而是让他们依然身穿龙袍,头戴风帽,肩披锦氅,安然端坐其中。但事实上,黎广修也有胆大妄为之处。因为他深知,即便是王权至上,但也比不过佛法无边,因此,他没让两位皇上前排就坐,凌驾于罗汉之上,而是让他们与众罗汉平起平坐,屈坐其中。
当然,由于雕塑的是皇帝的“真容”,黎广修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那就是康熙皇帝脸上由于天花造成的几颗麻子,该如何处理?如果不让它出现,那就失真,如同不再是皇帝的“真容”。更何况,康熙从内心深处一定感谢天花,是这种当时无法抵御的传染性病毒,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当上了皇帝。那时,天花一来,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真龙天子,都难以幸免。康熙之父——顺治皇帝,就是在24岁时,被无情的天花夺去生命的。临终前,顺治皇帝在选定接班人时就充分考虑到了天花的因素。那时,在他的8个儿子中,恰巧第三子玄烨已出过天花,从此具有了终身的免疫能力,不会再因这一致命病毒而影响皇权的稳定。顺治皇帝于是就把帝位传给了年仅8岁的玄烨。从此,玄烨从政六十一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著名皇帝,而且一直受到人们的拥戴和赞美。
黎广修没有理由不重视康熙脸上的天花之痕,他灵机一动,从天花想到了梅花。于是就在康熙的雕像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他真实的天花之痕,只不过把康熙那一脸的麻点变成了一朵朵小梅花。这样一来,既逼真,又美丽,既充实,又空灵,虚虚实实,亦幻亦真,顿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此时,我游动在宝光寺里,感受到了南北两派泥塑工匠在泥塑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更领悟了黎广修的不凡的艺术追求和趣味。我不想再评判孰优孰劣、谁低谁高,我只想说,这是南北艺术的一次比较完美的交融,也是一次有益的交锋,他们各有继承,又各有发展,各展其长,又各具情态。
但是,我一直隐隐约约地感到,黎广修似乎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艺术之路,他一直在神性与人性之间徘徊,他的才华和激情似乎被某种力量压抑着,以致他没有勇气完全彻底地走进活生生的现实之中,以便实现他更大的艺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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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中华文明自滥觞至汇聚千流,涵纳万水,奔腾迭起,云蒸霞蔚,延五千年之长史,至今生机勃然,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保持完整且衍传有序、光耀于人类的伟大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云南,是祖国西南神奇、美丽、富饶的宝地,是中华文明中极具特质和创造潜力的丰美之乡。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瑰宝。长期以来,云南大地上,各民族和睦与共,相濡相生,共同创造了色彩瑰丽、形态多元、底蕴厚重、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化,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人,是历史的镜子,是历史最生动的环节,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主体。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一个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产生过一些不同的影响。“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就是这样一丛历史的记录,一百位历史名人,虽未必尽能概全,各位历史人物的代表性也不尽相同,但都是“追梦人”,是振兴民族伟大理想的传薪人、探索者和实践家。
在这些代表人物中,无论是拓土开疆的将帅勇者,还是蹈海酬志的大国使节;无论是志于传播文明的鸿儒巨擘、先哲贤士,还是为民族独立解放而高歌猛进、慷慨捐躯的群雄英杰,都贯注了这一重要精神。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云南各族人民创造并抒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章,熔铸了坚韧不拔、奋为人先、包容博大、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才使云南在中华文明的长史中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尤在近代中国,在辛亥护国风云中,在反对外辱保卫祖国边疆维护民族尊严、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中,云南站在历史前台,以中华群雄的不屈身影演出了一幕幕豪迈悲壮的历史大戏,也更涌现了一批足以彪炳史册、光照后人的杰出人物。这一切,给予中国历史进程深远的影响。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谱写富民强滇中国梦的云南篇章,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重要条件,这就需要接续这一光荣而伟大的精神传统,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云南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大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聚合更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推动我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凝心聚力。为此,我们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编写出版了“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这对加强我省各族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历史的了解、认同,爱国爱乡爱民并甘于奉献,对提升优秀精神品质,形成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坚定推进富民强滇的信心和决心,显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切实的助力。
一百位历史人物,所处历史时期并不相同,其历史作用也有差异,甚至就个人的全面历史评断方面也难以等量趋同。但我们以为这些留存史迹的人物,所以传扬至今,为后世崇奉,均有他们共同的历史向度和价值取向,我们学习这些历史人物,至少应当着重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即:“守大德、重大义、集大成、有大度、达大观”。
守大德,即恪守道德规范。“德者,本也。”(《礼记·大学》)“大德”既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及标准。古语“行德则兴,背德则崩”,不仅是资政经验,也是个人修习完善的根基。所谓“厚德载物”,直观的理解,就是如果德行浅薄,是不能兴物成事,更不能造就伟大功业的。云南历史文化名人,大多以德立身,大节不移,并对此恪守坚定,一以贯之;始终保持正确信念和理想,并为之奋斗到底。这是我们首先要学习尊崇的。
重大义,即以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为个人行为取舍的标准。有大义,才有大爱。这些先贤无不爱云南爱乡土,以兴业乡梓、造福一方为己任。尤在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令人崇敬的先辈,大义擎天,逢难不避,敢于担当,责无旁贷,勇往直前,不惧牺牲。一个心存天下大公的人总会在不经意的一瞬决定大义的选择,这是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更何况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有很多异常艰危的事业在等待我们去克难攻坚。所以,举凡大义、为民为国、全身而进的精神是我们应当效法崇尚的。
集大成,“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足迹,予人深刻启迪。他们无论是出将人相,还是布衣一袭,均勤学不辍,求索不止,在追求真理和知识的道路上刻苦务实,义无反顾,永无终期,故能成大器,胜大任,不辱使命。今天,世界进入知识信息时代,软硬实力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赢得发展机遇,乃至自立于强国之列的地位。其紧迫性不亚于先辈梦想中国富强的百年期许。但今天所谓“集大成”,是更高更大更具有生存挑战性和发展战略性的,是集世界之“大成”,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制度建设、社会发展等一切领域“总成”,玉成中国梦的空前伟大的事业。所以,先人刻苦自律、博学精进的学习精神我们应当秉持继承。
有大度,即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云南历史文化名人的一个共通品质,也是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即使身处僻远,总能破除狭隘与陋见,以宏大度量,兼容并包,接纳先进,吸收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合一切可以聚合的资源,总成一股创造历史的宏大动力,来完成伟大的事业。哪怕是割股舍己,也在所不惜。今天,云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保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尤其重要。所以,先辈“天下云南”的大度我们应当弘扬光大。
达大观,即要眼观天下,达察全局,与时俱进,审时知变,敢为人先。推动云南社会历史进步的代表人物,无不目光远大,胸怀全局,对世界潮流、时代嬗变,都能审视洞悉,并欣然顺应规律,故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成就改天换地的一番伟业。古语有“小智自私”、“达人大观”,是将为个人谋私的小智谋与担当天下兴亡的大智慧尖锐对比而言的。否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为民为国而应用心智的人,必然有达观天下的心怀,也由此激发潜能、超迈寻常,而使人生境界也更加美好而宏丽。遍观世界文明史,许多影响人类进步的伟大创新,正是以此为动力和起点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日益强大,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拓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也为个人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着更加富实的前景。所以,先辈们达观天下的精神我们应当引为楷模。
我们对志向高远、仰观天下、俯察民情、甘为路石、慨当以慷、求真务实的历史名人,心存景仰,并愿与千千万万的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一道学习弘扬。
组织编撰“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编撰出版人员都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由于众手修书,书稿层次不一,成书体例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对存在的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虚心接受,并在修订再版时一并吸纳修改完善。
杨杨所著的《泥塑大师(黎广修)》为”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之一。黎广修出生于四川,因雕塑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而闻名于云南大地。黎广修其人的史料记载有限,书稿从黎广修的传说入手,结合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特点和传说故事,生动的再现了当年黎广修和筇竹寺的渊源,以及和云南大地的渊源。
黎广修,清末泥塑大师,在昆明筇竹寺创造了一个属于云南更属于世界的艺术殿堂——筇竹寺五百罗汉。“筇竹寺五百罗汉”对近代艺术的发展有看特殊的贡献,众多近代与当代艺术家都曾受其影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黎广修是名符其实的艺术大师,雕塑技艺精湛,艺术表现独特,在佛像造上独具一格,擅于把生活当由中的人物形象运用到雕塑创作中去,把神和人的距离拉近,表情塑造更具亲和力。据说在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中,就有黎严修以自己为原型雕塑的罗汉造像。如今在云南大地上留下了关于他的种种传说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
杨杨所著的《泥塑大师(黎广修)》生动的再现了当年黎广修和筇竹寺的渊源,以及和云南大地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