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设在一栋十九世纪建筑的三层，大楼看上去十分漂亮。每次离开时我总在想，“稍等一下，墙上有他的执照吗?‘大夫’会不会只是这家伙的名字?”并非他不关心病人，而是我期待听到“会没事的”以外的话。就像他说的，那道闪电后来消失了，而我也遇到了好几十个脂肪瘤患者，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也许我们美国人都喜欢小题大做吧，但我还是希望医生能够严肃对待。“我做了一些检查，”我希望他这样说，“得知你所患的是双侧神经节下沉，或者，用外行话说，肾膈膜的颈动脉撕裂。狗狗经常得这种病，甚至为此丧命。所以我希望咱们彼此都能高度重视。”
就为了花掉的五十美元，我本想哭着离开诊所，结果出来时却像个抑郁症患者。我虽然是个药罐子，但注定与抑郁症无缘。如果说我的法国内科医生有点扫兴，那么我的法国牙周病医生就给力多了。对于吉格大夫，我全是溢美之词，正是他将我的牙龈从地狱深渊中拉了回来。在我们长达十年的医患关系中，他为我动过两次手术。去年，他为我拔了四颗下门牙、钻了颚骨，还补了两次牙。开始时，他让我坐好，然后仔细为我解释手术流程，用了不少大词，足以让我感到自己的不幸和重要性。“我将在星期二早上九点为你动手术，最多需要三个小时，”他慢慢解释道——说的是法语，就像往常一样，“当晚六点，你要到牙科诊所去接受暂时植入，但我还是建议你那一整天都不要安排活动。”
回家时我向男朋友休抱怨：“我少了四颗牙，他觉得我还能去哪儿呢?”
有关手术和会诊的事我会去找吉格大夫，但一年两次的定期深层清洁则由他的助手负责——一位女士，巴拉斯大夫。她在我嘴里干的事无法形容，因为我光顾着出汗了，每次回家前不得不到洗手间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哦，塞达里斯先生，”她笑着说，“你真像个小孩子。”
一年前，我来到牙科诊所后就告诉她，自从上次就诊以来每晚都坚持使用牙线。我本以为这能招来几句赞美——“你真是太用心了，真有毅力!”——结果她说：“咳，其实没必要。”
与此同时，我开始就自己牙齿间的缝隙发起了牢骚。“年轻时我也做过牙齿矫正，但也许应该再做一次了。”我对她说。一位美国牙医听到这些会给我介绍一位正牙医生，但在巴拉斯大夫看来，是我又开始小题大做了。“我们法国人把那叫做‘好日子牙齿’，”她解释道，“你到底因为什么想去矫正呢?”
“呃，因为我可以用浴袍的腰带代替牙线了?”
“喂，”她马上回应道，“别再提牙线的事了。晚上干点别的多好。”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好日子吧。
巴拉斯大夫有一位生病的母亲和一只叫安迪的长毛猫。当我大汗淋漓、嘴巴大开地躺在那里时，她将电钩穿过了我的牙龈线，并且在下一次就诊前时常关心我的情况。我离开时满嘴鲜血，但仍然期待着下次会面。与休一样，她和吉格大夫都站在我一边，虽然我们还算不上朋友，但如果我因为脂肪瘤而丧命，他们一定会想念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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