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南开往事，一曲校园悲歌。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武侠文学创会会长宁宗一先生，耄耋之年忆往昔岁月，百感交集话师生旧事。

宁宗一编著的《点燃心灵之灯》大体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恩师的怀念，他们是李何林、华粹深、王达津、许政扬、朱一玄、来新夏教授等。第二部分是对先辈和挚友的纪念文字，如刘叶秋、王季思、傅正谷、傅继馥、李厚基和郝志达先生，这里可见宗一先生对先辈和挚友的真诚和尊敬。尤其是写他和郝志达五十年来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他们之间那种难能可贵的友谊。在宗一先生坎坷的人生中，在那样一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志达一直在爱护着宗一先生，甚至是在保卫着他。还有一部分是杂文，如《考据，不应遮蔽审美的视线》，是同大师陈寅恪商榷的；《二十一世纪，以东方文化为主流》，则是批评季羡林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前前后后的反复不定的立场；《“中人”考辨》是同钱锺书先生讨论的。由此，也可看到宗一先生的学术个性，他有那种敢于向大师挑战的精神。

《点燃心灵之灯》记述了作者宁宗一对恩师、先辈、挚友的悼念和追思，字里行间饱含真情。既有对平时生活点点滴滴的回忆，也有对大时代背景下师友跌宕命运的感怀，反映了一代文学精英的生命轨迹，也含括了作者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感情真挚，思想厚重。

灵前的忏悔——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人去人格在——在恩师李何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附：买竹筚暖瓶始末

戏魂——追思恩师华粹深先生

附：“师恩永恒”——华师逝世三十年追思会的发言

邢公畹先生带我成长

书生悲剧——长忆导师许政扬先生

附：淘书况味

智者达老——跟随王达津先生四十五年

朱一玄先生对我们的意义

我心中的来新夏先生

附：感悟来公的“衰年变法”

从容涵泳放眼考量——刘叶秋先生的人品和学问

学者风范——追忆王季思先生的学术贡献

梦里乾坤——傅正谷先生的心愿

送别继馥——傅继馥兄的小说研究

在林骅兄大作出版之际深深怀念挚友李厚基兄

五十年友情实录——我和郝志达的故事

考据，不应遮蔽审美视线——敬读陈寅恪氏的《读<莺莺传>》兼向先生求教文学之审

美与以史证诗

二十一世纪，以东方文化为主流？——和季羡林先生交流一个观念陛问题

“中人”考辨——读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献疑一则

《关汉卿》四十年祭——怀念田汉先生

《雷雨》八十年祭

附：拓宽曹禺剧作研究的空间

心灵花园的导游——阅读古龙

卧龙生印象

读司马翎的两部武侠小说

垂露悬珠——抚摸父亲的微楷书法

附1：《垂露悬珠集》序

附2：读宁伯龙先生《垂露悬珠集》

后记

买竹筚暖瓶始末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的普通百姓在吃的、使的、用的几方面，首先都是把吃的摆在第一位。而在“穷过渡”的革命精神的激励下，人们似乎也都学会了调配饮食结构，所谓“忙时吃干，闲时喝稀”也。而当时我们这一代青年教师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又有“瓜菜代”的锻炼经历，回到城里，吃上个六成饱就算满足了：只要保证讲课时少出点虚汗，别晕在三尺讲台上就成！至于使的用的，人人都是能凑合就凑合。

偏巧，在1962年数九寒冬的一个晚上，我把烧开了的水，往一把竹筚的暖瓶中灌时，不知是瓶胆质量差，还是暖瓶中没留下温水底儿，开水还没灌满，只听“砰”的一声，我家这唯一的暖瓶顷刻问即报废了。在笤帚簸箕忙乎了一阵以后，孩子的妈开始犯了愁：“夜里这奶粉怎么冲？”是呵，儿子吃了五十六天的母乳就送到了托儿所，他妈上了班后也就没了奶，全靠定量配给的凭票购买的奶粉维持。由于奶粉量少要搭浓米汤，留下一部分夜里给孩子吃上一顿。可是当时的“海河”奶粉却没有今日“即冲即饮”的质量。一旦用了稍温一点的水冲就会出现上下两层：上面是清水，下面是粘粘糊糊的奶羹。有一次儿子吃了就碰巧拉了肚子，于是我们就再不敢用温一点的水冲那质量低劣的奶粉了。

我们当然想了不少补救的办法，比如把开水壶坐在蜂窝炉上，但是凡用过老式蜂窝炉子的人都有个印象，炉子一旦封上火，一壶滚开的水压在上面，到了夜里也变成温吞水。我们也曾想硬着头皮向邻居借一把暖瓶暂用一时，可是我记得分明，南开大学九宿舍筒子楼中的青年教师家庭真的绝少有两把暖瓶者。而要拿钱买一把暖瓶，在我的记忆中那是起码要凑足一年发下的全部“工业券”的。而那时谁又好意思向人启口要“工业券”呢？因为谁都明白“工业券”在民生中的价值。

一把暖瓶真的让我中了病，所谓朝思暮想，魂牵梦绕。日有所思，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今天从商店抱回个特大暖瓶，就是明天梦见手里的暖瓶被强人夺走，或是不小心跌了跤，把暖瓶摔个粉碎……虽然苏东坡有诗日：“事如春梦了无痕”，所谓恍恍惚惚，做过就忘，但是对我来说，连日的梦绝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匆促消失。按我的一位先生的说法，这留下的不是梦象，而是梦的性质。这也就是说，同一个主题的梦经常重复，所以好多天不想它，也会有模模糊糊的印象晃过脑子。

不记得当时是怎样坚持了一个多礼拜。一天，我们的系主任李何林先生路过九宿舍，到我家歇脚，当然也就变成了一次“访贫问苦”。我无意中提起了暖瓶爆破之事，由于都是闲聊，李老师也没说什么。过不了几天，系里教师开会，李老师顺手交给我一个小信封，我当即打开，一看竟然是数张（记不准几张了）“工业券”，我睁大了有点潮湿的眼看着先生，他只是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一两天后，我的另一位授业恩师华粹深先生也赞助了我两三张“工业券”，于是我终于买上了一把崭新的天津生产的“飞马牌”还带提梁的竹筚暖瓶！是呵，在生活“细节”中，我只是遇到了这么一点点雪上加霜的事，但却又一次领受到恩师们给予的温暖情意。为了纪念这一有特殊意味的“事件”，在我油印自家讲义时，顺手用油墨在竹筚壳上重重地写上了两个大字：“梦壶”。“梦壶”一直为我服务到“文革”后期，由于竹筚底部腐朽变黑，总觉得缺乏安全感，所以咬牙把它淘汰了，后来换上了两把塑料壳的，一红一绿，使用至今。尽管有时到百货大楼，看到琳琅满目且颇富艺术情趣的各色暖瓶，不时还怦然心动，也每有购回的强烈欲望。但过去了的那些咀嚼不尽的人生况味，总使我有一种不忍之情。我是不是在等待这两个塑料壳暖瓶服役期满，才会有心思把好看的耐用的各式各样品种的暖壶随时抱回家来用呢？

时过境迁，往事如烟。纠缠我的再不是那“工业券”情结，而是那挥之不去的一丝丝情愫，它至今仍萦绕我的心头。

P14-16

师恩永恒

——一个现代伦理道德的命题

田本相

我们南开习惯称老师为先生，这里也习惯把宁宗一教授称作宁先生。他将他的《点燃心灵之灯》寄给我，让我这个做学生的写序，不敢不敢，但可以写一篇读后感言。

稿子寄来已经有二十天了，其间因发烧耽搁了一个礼拜。老实说，我的心理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嘱咐我自己万万不可心急。病愈之后，每天清晨精心地拜读，似乎沉醉在他多年来，以他自己被点燃的心灵写下的这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诗篇里。每天都跌在感情激荡的漩涡里，每天都在敲击着我的灵魂，勾起的是连绵不尽的回忆和沉思。

这个集子的书名——《点燃心灵之灯》，就带有浓浓的诗意。副标题是“致恩师、先辈和挚友”，而他的题记，却写下这样的重话：“谁忘记历史，就会在灵魂上生病。”我深深感到，这并非一般的悼念恩师、追忆亡友的文字。这里不仅寄寓着他的悲哀和沉痛，更蕴蓄着他对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沉思。它是足够敲击人的灵魂和启迪人对历史的探问了。

集子大体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恩师的怀念，他们是李何林、华粹深、王达津、许政扬、朱一玄、来新夏教授等。这些老师，也是我的恩师，不仅读来感同身受，而且由于他的带有哲思的悼念，更引发了我的万千思绪，以及对历史的反思。第二部分是对先辈和挚友的纪念文字，如刘叶秋、王季思、傅正谷、傅继馥、李厚基和郝志达先生，这里可见宗一先生对先辈和挚友的真诚和尊敬。尤其是写他和郝志达五十年来的故事，让我终于看到他们之间那种难能可贵的友谊。在宗一先生坎坷的人生中，在那样一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志达一直在爱护着宗一先生，甚至是在保卫着他。于此也投射着宗一先生这个第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足够让人深思的了。为什么总是有才华的学者命运多舛呢？！还有一部分是杂文，如《考据，不应遮蔽审美的视线》，是同大师陈寅恪商榷的；《二十一世纪，以东方文化为主流》，则是批评季羡林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前前后后的反复不定的立场；《“中人”考辨》是同钱锺书先生讨论的。由此，也可看到宗一先生的学术个性，他有那种敢于向大师挑战的精神。

但是，给我印象最为深刻，也最引发我思考的还是他怀念老师的文字，其情感之真，其寄寓之深，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也是最让我思考的。他在写他的恩师华粹深教授一篇文章中，标题为“师恩永恒”，这四个字凝结了他对师恩的最深切的感受，但我以为他更提出了一个熔铸着传统精神的现代伦理道德的命题。这一点，是我想着重讨论的。

何谓“师恩”？“师恩”何在？又何谓“师恩永恒”？宗一先生在他对老师的怀念里，作了最剀切的回答。

其实在中国的为师之道中，是不讲究报恩的。韩愈说为师之道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仅就“传道”而言，也并非只是言传而更在于身教。因此，老师之恩泽首先体现在他们的高尚的情操和风骨上，表现在他对为师之道的继承和发扬上。像“何林师一生从事革命、教育和研究等工作，贯穿于先生生命与心灵深处的是他永远的给予，而从不要求回报。因为先生总是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所以他没想到过谁会回报他。何林师的磊落、博大的胸襟，更表现在对于那些反对过他、残酷地整过他的人。先生对于这些人的态度，一是以自己的良知直面这些人的心灵深层，让他们了解真相，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二是不咎既往，而且在以后相处过程中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待之。现在想来，如果不是一位秉社会良知、灵台澄明的大勇者，是无法达到这种人生境界的”。何林师，他的为人种种，在南开，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虽遭受种种打击，但始终正道直行，他的高风亮节，俨然有着中国文人的风骨。

许政扬教授，看起来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但是他在迫害面前始终没有低头，最后的自杀，显然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坚持学术尊严和人格尊严的体现。他的死并非孱弱的表现，而放射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宁死不屈的光辉。他以他的死抗议着那个非人的“文革”岁月，抗议着“左祸”，抗议着文化专制主义。在他文弱的外表中有着一个强大的灵魂。

这些，正是“师恩”之所在。

“师恩”还表现在他们对学术的坚守，对学术的忠诚上。华师在“文革”前就是小说戏曲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一直为南开中文系建成全国知名的研究中心而努力。经过十年“文革”之后，“1979年南开大学中文系建立了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华师被推选为主任。他在病床上仍然十分惦念研究室的工作。每当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总叮嘱我：‘研究室初建，要有个计划，有个方向，注意后备力量的培养。’他甚至想着研究室珍藏的那一批戏曲唱片，让我们注意，别使它们受潮，该转录到录音带上的要立即着手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却又发现他显得烦躁不安。初时，我以为是病痛折磨所致，但一经询问，他就痛楚地对我们说：‘我这个研究室主任完全是挂个名，做不得实际工作，我心里总是不安。’他说得真实极了，诚恳极了，没有一点点矫饰，我简直看到了他那认真的谦虚的仁厚的而又是透明如水晶的心。”即使在大病中，他想到的仍然是他的学术责任和担当。

宗一先生对他的恩师许政扬先生的治学精神、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说他第一次聆听许师讲课时，“首先是一种崭新的感觉：用练习本写就的密密匝匝的讲稿；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阐释；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结体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的书法”。

宗一先生对许师的严谨的治学作风更是佩服不已。他举例说：“如《高祖还乡》中的一个‘□’字的研究，通常在古典小说戏曲中，往往把‘一□人马’误印为‘一彪人马’。从此以后，就以讹传讹。许师为说明宋元时代仅有‘一□人马’而无‘一彪人马’，乃进行了反复考证，明确指出：‘“□”字字书不载，或以为是“彪”字的形误，其实并非。《元曲选》《谢金莲诗酒红梨花》第四折音释“□音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一□”条云：“虏中谓一聚马为□或三百疋，或五百疋。”可见“一□”就是一大队的意思，原系北方的方言。’”这种做学问的精神，真是一丝不苟。

许师的治学方法，曾经得到何其芳先生的赞许，在他给许师的一封亲笔信里，说他写的论文《论睢景臣（高祖还乡）》，“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揭橥作品的真实的社会思想底蕴，所以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正确途径”。在宗一先生看来，“许师最大的研究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集其大成而创立了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即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联系和扣紧文本的外在因素（时代、环境、影响、作家生平等），同时保留对作品本身的审美意趣和艺术的敏感与直觉。这无疑是一种灵性和智性高度结合的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

宗一先生认为许师的学术精神，正是“我们需要接住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许师的仙逝和他最后无言的思想，给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写作、坚守和承受一切的力量；他的死也促使我对自身命运的认知。我等待，我乐观地等待被‘点燃’的那一个时刻”。

宗一先生对王达津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是由衷地感佩。他认为达津先生才情过人，学问渊博。“当我面对达老时，无论是他回答我幼稚的问题还是听其独自抒发感兴，那真像是在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中神游。他常从学问谈到人生，又从人生况味中谈到学术的精义。而我则在休闲式的倾听中，领略先生的音容笑貌，观察他的心态流变。在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你定会感受到他那天纵之神思，那机锋妙谛，这一切都从他的嘴角‘流泻’出来，使你享受的是灵动的思想与艺术的感觉。”

至于达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建树，学界是有定评的。而从南开中文系的学科建设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人是达老。

对于历史系的来新夏先生“难得人生老更忙”的治学精神，他也是赞叹不已。启功先生给这位爱徒庆祝八十岁寿辰的诗句：“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来新夏先生，就用恩师的诗句鞭策自己：“又一次申明他是如此喜爱这种在‘忙’中享受的有意义的高贵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把前后两段文字比照着看，这无疑是一次文化使命的宣言：即永远不放弃他的学术追求，永远不放下他手中的笔，永远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他的人生最高目的。”直到他去世，都履行了自己“有生之年，誓不挂笔”的诺言。

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绝不是单纯的知识传声筒。而他们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那种无私的奉献和探索学理的精神，也是“师恩”之所在。

“师恩”还表现在他们对学生的仁爱之心，对学生的呵护、爱护甚至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学生。何林师自不必说，我在我写的《李何林传》中记叙了他对许许多多学生的无私的体贴和援助，学生们正是从他的父亲般的关怀中，感受到师恩的。

这里，我特别提到华粹深教授对学生的仁爱之心，他的善良、仁慈和贤良，是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恩泽的。

宗一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我觉得，在我们的师长中，华先生是一位最有亲和力、最慈祥的老师，他的爱心不仅仅是像有人说的因为他膝下无子女所以爱孩子那样，而是一贯地把他的学生，不分男女，都看作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而师母在这方面又使得华先生人性的光彩更显得鲜亮，更显得突出。总之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受惠者，华先生和华师母的恩情是我们难以言说的。”

还有他对许师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那个年代，他既不代表组织，与许师似乎过去也没有更深的交往，但却成为忘年交，华师就好像是一个默默地守护着许师的爱神。

“师恩”还表现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品格上。当宗一先生最初成为许师的助教时，“许师仔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忠诚老实地交底——沉吟片刻后说： ‘我先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三十部书的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而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三十部书中竞包括大部头的《昭明文选》和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以及仇注杜诗和王注李诗。许师看我面有难色，于是做了如下的说明：一、这些书都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看，但可以‘不求甚解’；二、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雪球’，可以了解更多的书；三、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记下几条，备用备查。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真是受用无穷。我就凭着这三十部书为基础，教了三年历史系的文学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学名著选读，应当说基本上没出现大的纰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许师的一片苦心。第一，我的国学底子太薄，必须先打基础；第二，让我硬着头皮苦读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如《昭明文选》和郭编《乐府诗集》，而不让我先看各种流行的选本，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某名牌大学出来的毕业生竞不知《古诗十九首》出自何书，乐府诗又是怎样分类的！在这里我还要重重地提一笔，五十年代的南开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一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进行抽查。我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师共听了三次课，而许师竟然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一般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板书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以及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和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而许师则着眼于讲授内容的准确性，分析阐释上的科学性等等。对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即所谓匡正悖谬，补苴疏漏。而我也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向同学正式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样从对青年教师的严格要求开始，就奠定了南开大学中文系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教学规范。”我之所以这样引用宗一先生的记述，是在这记述中，深深烙印着宗一先生对“师恩”最深切的感受，这样的恩泽，是很难用言语所能形容的。老师把自己的心血都竭诚地交给了弟子。于是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许师的研究生黄克，记述在病中授课的情境，可以说是“师恩”的最高的境界了：

“1961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本是华粹深先生。而华师和许先生乃忘年交。是受华先生之托，许先生才为我开这门课的（指‘元曲语释’一课）。但很快我就感到这对许先生的身体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当时，他正患严重的肝病，卧床已有数载。给我讲课时，也只能坐卧在床上。望着他那浮肿的脸庞，我真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

“但是一旦步人正题，憔悴的目光立即显出异彩，思路是那样缜密，语言是那样富于机趣，旁征博引有如历数家珍，侃侃而谈真是满腹珠玑，在小小的一张卡片之上，在寥寥的几条提纲之间，竟如无垠的知识空间，任其恣意游衍。我坐在对面也随之神往，以至忘记折磨着他的病，以至停下记录的笔。直到师母下班回来，劝他休息，他才又回到病魔的纠缠之中，颓丧了下来。此后，隔周一次，从1962年4月一直进行到8月，虽因其病情变化，时有间断，但只要略有好转，他都极力把课补上，在我的笔记本上就有‘7月31日’‘8月1日’接连两天讲课的记录。为我的启蒙，许先生是倾注了心血的。也正是这种谆谆的教诲、眷眷的期望，激励着我整理笔记、补充材料，认真读了几本书。短短的五个月，成了学生时代最有收获也是最值得回忆的黄金时刻。”

看到这里，我哭了。真的是师恩永恒，令人永志不忘。

这些，就是老师对学生的大爱，自然也是“师恩”之所在。  如果说以上所列“师恩”的种种表现，已经足以说明“师恩永恒”了；但我以为宗一先生的“师恩永恒”之说，还在于提出一个现代伦理道德的命题。师恩的永恒性，不仅仅是一个深谢恩师的美誉，而是说在当代它应是继承中国传统的为师之道，并应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的规范。

我很赞成李泽厚先生的看法：“这种传统的‘仁义’感情和‘天地国亲师’所谓信仰，对今日现代生活仍然可以有引导、示范但非规定、建构的作用。”在他看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究竟“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他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来说，这指的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经验的历史主义不仅是中国实用理性的特性，而且也是中国整个文化的特征。 ‘师’的真实意义就在这里” （可参看李泽厚《伦理学纲要》第三节《天地国亲师》）。而宗一先生在“题记”所说的“谁忘记历史，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也是这样的道理。

在当前世道衰微，师道失落，师不守师道，“生”不守生道之际，宗一先生的“师恩永恒”之说，就有着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它既是对师恩的情感的诗性的概括，更是对现代伦理道德的哲学的提升。

宗一先生能够写出《点燃心灵之灯》，绝非偶然。起码在南开中文系，甚至南开的文科院系，还没有一位他的同龄人，像他如此痴心地持久地书写对恩师的悼念，对老师命运的拷问。这些，终于让他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我们难道不应该接过逝者递过来的灯，去点燃自己的良知吗？”因此，写作《点燃心灵之灯》就成为宗一先生意识到的历史责任。而这些让我想到他就是曾经被点燃的一盏灯。

尽管他让我们叫他宁兄，他比我大一岁，但我们人前背后都亲切地叫他宁先生。他的的确确是我们的授业老师。我们上大一的时候，他已经在学报上发表了大块文章。记得是在大跃进，大批厚古薄今之际，老师们上课都心有余悸，可他给我上宋元文学史课，在课堂上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口若悬河。我们不但看到他的导师许政扬先生的风采，更直接感受着他的才子气。老实说，那时，我不知别人，起码我是把他作为心仪的学术榜样的。

他有傲气，但是，他从来不摆架子。他在南开中文系的年轻老师中是佼佼者。我记得我的研究生论文写出初稿后，就是请他先行审阅的。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真切的批评。

我虽然同他没有更为深入的交往，但是，他的坎坷命运，我是知道的。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也总是被命运捉弄着。我更不能理解的是他竟然“被”离开中文系，使中文系的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研究失去一个学术带头人。但我不能不说，他在南开中文系第三代知识分子中是最杰出的一位，在这里他同他的老师的心灵、命运是血肉相连的。  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学者，在这个集子里，他那些怀念老师和挚友的文字，字字句句都渗透着他的真情。他说他也做了一些傻事。但是他对于师友的真诚，对学术的真诚，尤其他那种口无遮拦的率真的个性，就像是一个晶体，是透亮的。

谢谢他这部珍贵的书，给我们留下最珍贵的历史，最珍贵的感情，最珍贵的心灵之灯。

2015年7月4日于京东罗马嘉园

1996年，为了纪念恩师许政扬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怀念文章。就是在这篇《书生悲剧》的煞尾处，我感慨万千地写道，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曾有言，我们的思想往往是“由死人点燃”。于是我联想到很多知识精英们的坚辞人世，几乎都是用无言的抗议来表示自己的人格尊严的不可辱。从那时开始，我内心进发的就是这样的激情，我们难道不应该接过逝者递过来的灯，去点燃自己的良知吗？

此后我读了两遍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一书，并反复倾听他的警告：

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当然，我不是优秀分子，更不是出类拔萃的人，但我不敢忘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和良知，也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学人的文化使命。逝者的灵魂一直激励我寻找文化人格的理想境界。

今天，我编的这本小册子，所收的文章完全是怀念逝者的。可以说是一次与灵界的虔诚对话。敝意甚明，就是宁愿舍近而求远，只是希望问道于灵界，问道于我要永远感恩的老师、我深深怀念的挚友以及时时想念的先辈。他们生前或勤于修身，或慎于立言，但无一例外地在他们自己可能的环境内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的人格精神都是点燃我心灵之灯。现在，他们的那些无言的思想，仍然给我在这个世界上坚守和承受一切的力量。他们的宝贵的灵魂使我对自身命运有了太多的认知。今天，在整理这些新旧文字时，深感这又是一次“重读自己”（司汤达语）。我的所有述说、倾诉，我的反思和忏悔都在这一篇篇回忆中表达了出来。我发现，逝者所点燃之灯，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净化我的心灵。

时过境迁，往事却并非如烟。为了给历史留一份底稿，我没做任何删改，因为它记录的是两代、三代乃至四代学人的命运！

在春节，几位校友见面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杨进刚兄、天津广播电视台艺术总监蔡晓江兄向北方文艺出版社宋玉成先生力荐拙稿。玉成社长亦性情中人，认为这些文字对当代人尚有一定意义，欣然接受这个选题，并提供了出版的机会。

田本相兄在发热中还惦念赐序之事，他对我的理解和文字中流淌着的知心之言，让我万分感动。近一个甲子的友谊是真诚二字引领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互相赠书序，是我们心灵的沟通，其中在谈学术以外，流动的是真情实意，我想每位读者读到这本小书时都会感到本相的序是我书写的每一篇文字的补充，或者就是组成部分。

小友付善明博士在百忙中帮我搜集整理散落各地的文稿，并进行编排，为的是减少编辑的劳动并便于读者阅读。谢谢超星陈娅楠小友的大力协助，让我们省了很多检索的时间。

天津书画大家赵士英先生特为拙作题写书名，使我这本寒碜的小书增色多多！在此再致以诚挚的谢意！

谢谢责编王磊小弟！才知道他是个刚刚毕业的硕研，于是来往间竟“称兄道弟”了。他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感动。而忘年之交还使我们多了一层互惜的情谊。

在此让我深鞠一躬，感谢所有帮我一把的朋友，谢啦1

2015年端午节

我们南开习惯称老师为先生。先生将他的“点燃心灵之灯”寄给我，我每天清晨精心地拜读，似乎沉醉在他多年来，以他自己被点燃的心灵写下的这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诗篇里。

——田本相（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今天的年轻学者中还有人知道家父多仰赖于宁先生之大文，从而不忘前辈筚路蓝缕之功。

——许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生说自己充满率真理想同时内心怀有深深的悲剧意识。他在自由思想的引导下活得真实；在反思精神的鞭策下敏感而多愁；在生活坎坷的伤离中坚守自我。他以这种真诚和真挚深情地忆述着南开曾经的先生们的谆谆教导……

——刘国辉（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天天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