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近年伴随着中国电影业又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到来,电影学术研究的热点也由过去偏重于传统史论转而向产业政策研究急剧倾斜。从学术刊物、网络自媒体一直到微信朋友圈里,关于电影产业现象的讨论是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当然,在这个时候往往学界就会出来一种声音善意地提醒和警告说:大量关于电影产业毫无个性和见解的研究,正在滋生着电影学科建立以来最大的学术泡沫。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乐观地看到,电影从来没有如此多地受到国人的青睐和关注。学界自不必提,有时你去饭店吃饭或者去咖啡馆和朋友闲谈,都能经常听到隔壁几个有志青年正在踌躇满志地规划着自己的电影梦想。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距离300亿元人民币仅有“一步之遥”,五年后有望超越北美成为世界第一票仓,而由此回望短短十几年前电影产业化改革初期的艰难求索,仅从票房这一最“简单粗暴”的指标衡量,真的已有天渊之别。而对我本人而言,虽然不在产业内部,对产业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我却也时常思考作为“电影事业”范畴的资料馆国片策展放映工作和电影产业时代的关系,直白点说,便是在当下的产业环境中,如何能够更好地激发馆藏档案资料影片的功能。
今天,观众走进现代化的商业影院可以有丰富的选择,这得益于电影生产数量持续地高企,那种若干年内全国人民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的日子已经一去而不复返。2015年春节大年初一这天,仅扎堆上映的国产电影就有七八部之多,这充分体现出电影产业化改革与建设的杰出成就。不过同时,从各个媒介渠道我们也可以得知,很多观众对于国产影片的质量还有着这样那样的批评,认为精品力作还是较少,对此我们电影工作者尤其要注意和警醒。这不由得让我联想起1956 年,那个时候电影业公私合营改造基本完成,全国观众人数从1949 年的4731万人次增长到13 亿3000万人次(那时全国人口6亿左右,人均年观影在2次以上,比现在可要高得多哩)。而正是在这表面的一片大好态势下,上海《文汇报》在1956年11月展开了一个很严肃的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之所以要讨论这个,是因为当时很多一线的创作者都比较困惑:电影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数量(1956年生产38部国产电影,相比五十年代初已算是多的了)、质量对比兵荒马乱的早些年反而都有不同程度的退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少著名的电影前辈站出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曾拍摄过《大路》《小玩意》的孙瑜先生就指出,我们应该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导演在电影制作流程中要起到统帅作用;行政部门不要粗暴地干涉艺术处理;电影不能光为政治来做,还要接近观众,讲一些非常现代的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我个人最喜欢的中国演员、导演石挥先生也写了文章,主旨和孙瑜的很类似,即强调要重视电影的文化传统,接受观众的批评。其他还有像老舍、陈白尘、师陀等也陆续发表了文章,老舍的文章标题甚至就是“救救电影”(后面我在本书中将单辟一节做个案分析),可见电影当时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老前辈们在“双百方针”的环境背景下非常坦诚地说了实话,不幸的是,当政治风暴到来的时候,这些实话成为他们的罪状,为此让他们担受了很多委屈,有的甚至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相比起来,今天的电影人无疑是幸福的:文艺不再完全与政治挂钩,电影生产越来越回归其本来的经济运行规律,创作者则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类型的题材内容。不过,面对着中国电影“大转强”的时代要求,面对我们精品力作还不够多、观众还不十分满意的现实,我们电影档案工作者应该达成很清晰的共识,那就是:首先,电影产业是整个国家电影工作的核心,如若产业都不能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以档案影片为重要基础的艺术电影放映不可能有健康发展的任何可能。道理很简单,电影宏观环境都不好,全国几十万电影从业者饱一顿饿一顿,焦头烂额的政府主导部门又怎会有余力为艺术电影放映配置优厚的政策和资金;就算政府支持,艺术电影也不可能找到足以支撑自身发展的受众,独立的艺术影院也就难以维系,更遑论全国性的艺术院线。第二,在这个快速变革又充满机遇的时代,档案影片可以为电影产业提供有效的文化支持,从而最终实现一荣俱荣。这是我在本文中要重点论述的观点。
我们首先来看电影资料馆的功能。电影资料馆是干什么的?一般人真未必了解。八年前进馆工作时,母亲就以为我在一家图书馆机构供职。其实两者同属档案机构,性质有相似之处,但电影资料馆不光跟图书资料打交道,更和影像记忆天然关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台北的《电影欣赏》杂志专门组织撰写、译介了洋洋洒洒18 篇文章来介绍电影资料馆的功能以及资料馆在欧美主要电影国家的发展(见《电影欣赏》总48~49 期)。上面罗列了诸如搜集、保存、修复、资料整理、国民教育等功能,当然有时还有更为专业性的指向,比如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功勋馆长亨利·朗格卢瓦就认为成立资料馆是为了“培养未来优秀的电影工作者”。这种精英主义式的观点到今天仍然被不少迷影者们认同。他们认为,电影资料馆的艺术电影放映,与主流的电影院线放映不同,应该是“阳春白雪”的,应该是小众甚至边缘的,应该不放商业娱乐片,只放侯孝贤、安哲罗普洛斯、塔尔科夫斯基这些艺术大师们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将资料馆赋予精英标签的做法,在今天的中国需要根据现实环境有所调整和改变。电影资料馆的放映虽然主要是面向特定区域(北京)人群,影片放映具有鲜明的学术性,但是这种放映不应该与商业院线的主流放映对立起来,而应该成为主流放映的助力和补充;电影资料馆也不应该成为一小部分知识精英的电影资料馆,由于受配额及商业利益驱动,正规渠道主流放映的影片数量、形式还比较有限,电影资料馆的放映首先应该起到大众文化普及(而非小众迷影)的作用。通过我们富有策划性、引导性的放映,让公众能够不仅愿意来看艺术电影,更能够学会艺术地看电影;让电影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中跳脱出来,从而推动公众文化素养的稳步提升。
P5-8
沙丹的这些文章介于影评与学术论文之间,但是这种分析绝非普通的影评,字里行间流露出治史之人的好奇和严谨,以及强烈的自我代入感,也总能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引到电影史陡峭的悬崖前。
——李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沙丹实实在在地把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院变成了一个电影史的课堂,成千上万的影迷在这里无师自通,亲近电影史,学习电影文化。所以在沙丹这里,策展和电影史研究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这也完美地体现在了这本书的体例中,他总是先讲一段策展故事,再展开相应主题的分析,若是缺少其中之一,那就美中不足了。
——magasa,电子杂志《虹膜》主编
积水潭—小西天—文慧园路三号。
这是一串密码,属于混迹北京的影迷。他们既可能是“新马太”(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地区影视机构的专业人士,蓟门桥、东棉花胡同、定福庄的高校师生,闯过戛纳、好莱坞、洛迦诺的风云人物,也可能是住在地下室的北漂青年,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白发人鬓的退休老人,拄着拐棍的行动不便者,拖着行李箱尚未安顿好住处的刷票达人。
他们爱电影的方式、立场迥异,但他们都认同:电影的归宿是大银幕,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的大银幕上看一部难以在商业院线上映的电影是值得赴汤蹈火的。这串密码即是通往此处的路线地标。而这块银幕为何在某一周或某个月放某批电影,是另一个等待被解读的密码。
七八年前,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有过不到五十人便“承包”全场的时代,那时候每周只开放一两天,仅仅现场售票,且每次都是两部影片打包上映。而今,影迷在文慧园路大排长龙、在网络端口掐点抢票已成了家常便饭。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不知是否有人揣测过答案。
《幕味》将试着捡起影迷熟悉的昨天,以既严肃又亲切的口吻,回答一些问题,讲述一些故事。比如,资料馆的定位与功能,策展人的理想与现实挑战,拷贝寻回与修复,艺术影院的未来。或许,对热爱这块大银幕的观众而言,《幕味》是一扇窗口,一次侧写,一个重访影史的景深镜头。
作为资料馆的铁杆观众,很荣幸我们可以协助这项以书的方式来展开的“解密工作”,希望字里行间能呈现作者原汁原味的个性表达,如同还原每次放映前火热的讲解现场。不同的是,这次大家可以慢慢回味,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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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
序一 迷影的摆渡人
序二 站在学院和民间的十字路口
前言 神圣的银幕
寻回传统:中国电影资料馆国片放映的策划与影响
从“西游”到“东游”:《盘丝洞》回归的意义与启示
莉莲·吉许的魅影:情节剧、悲剧女旦与中国电影业的初兴
穿越“历史黑洞”:由档案重思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
寻访自由神:试论三十年代左翼影人的启蒙理想和大众文艺观
精铁熔成经百炼:秋瑾影像传奇
从大陆视角看台湾“健康写实”电影的经验和传承
构建新巴别塔:中美电影的现代交流与跨国合作
玉人永诀:影星阮玲玉的悲剧表演与视觉政治
政治光谱下的文艺变革:新中国成立前夕香港左派影人的活动及影响
夏梦:一个明星的诞生
病中吟: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舍思想意识的转变
《太太万岁》:女主人的泪与笑
《清宫秘史》:娱乐、伦理和政治相交杂的历史记忆
《小城之春》:银幕上的诗情画意
大匠的困惑:《山中传奇》与胡金铨的心灵世界
附录一 培育期的北京艺术电影放映
附录二 硬盘里的电影存不了100年
后记
出版后记
站在学院和民间的十字路口
中国年轻一代最新锐的电影学术人沙丹终于要出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了,我对这一天期待已久。学者出书很常见,但我认为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著作,要将它放到一个全新的学术脉络中来看待,才能认识到它的意义。
中国的电影研究历来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学院化事业,是大学里面教授的专利,和普通影迷的距离非常远,和电影创作实践的距离也非常远。这种故步自封带来一个很大的弊端,使得中国的电影学术非常僵化,不思进取。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时代来了,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民间电影文化,也对原本小圈子里的电影学术带来很大冲击。很多民间学人,通过开放的影片资源和文献资料,对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积累了很深厚的了解,可以说完全不逊于学院里的专家。这就是我们这个特殊时代的背景。
在我看来,沙丹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年轻学者。一方面他毕业于中国电影资料馆,师从著名学者吴迪,拥有完备的专业教育经历,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活跃在互联网上,结交很多民间的电影研究者,从学院之外获取研究资源,这使得他经常脱离学院的背景,成为一个民间学者。我读过很多他的文章,嬉笑怒骂,侃侃而谈,看上去没有严格的学术八股的气息,可能连注释都没几个,如果投到专业期刊,兴许是不收的。但如果细看,照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只不过他将学术思想散文化了,这样的好处是能让更多的普通读者接受,原来电影史的研究距离影迷也没那么遥远。
这本书就是用这种散文化、民间化的思路写出来的,非常平易近人,让人手不释卷。
此外,我要谈到沙丹的写作和一般学者存在的另一个重大区别,这和沙丹的身份分不开。
沙丹目前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节目策划,工作任务就是安排资料馆每天放什么电影,这些电影我们在一般的商业电影院里是见不到的,要么是影史上的著名经典,要么是最新的获奖艺术片。京城的文艺青年没人不知道他,不关注他。能同时结合学术研究和电影策展这两个身份,在国外或许不少,但在中国,沙丹应该是唯一的一个。
这种独特的身份,使得沙丹的策展是以电影史研究为导向,而电影史研究也从策展实践中获益不少。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创始人朗格卢瓦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电影胶片不用来放映,那么资料馆无异于电影的坟墓。沙丹实实在在地把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院变成了一个电影史的课堂,成千上万的影迷在这里无师自通,亲近电影史,学习电影文化。所以在沙丹这里,策展和电影史研究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这也完美地体现在了这本书的体例中,他总是先讲一段策展故事,再展开相应主题的分析,若是缺少其中之一,那就美中不足了。 中国电影现在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全国每天新增很多块银幕,但这不意味着所有电影都在银幕上得到了公平的展现机会,事实上很多小成本艺术电影没机会露面,或者被安排在很差的场次。这就给我们的市场提出了一个问题,艺术电影该怎么发展?是否应该大力建设艺术院线?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某种意义上是艺术院线的先行者,它聚集了北京最忠诚、最严肃的一批电影观众。所以我想,它的成功经验,包括怎么策划片目,怎么调动观众,怎么宣传营销,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再到中小城市,一层层铺开来,形成一个松散但专业、专门的艺术放映网络。只有让电影放映更加多元化,才是真正的电影盛世。
说回这本书,我不知道沙丹为什么给它取了“幕味”这个名字,但我自己给他想了一个理由。我有时候去资料馆看电影,去得多了就发现,沙丹经常在放片时搬一把椅子,坐在最前面通道处,距离银幕很近,并且和银幕之间形成一个很大的斜角。对常人来说那绝对不是一个看片的好位置,他却乐在其中。据他说,这位置有个好处,不仅可以看到银幕,而且可以观察观众,因此,这是为策展人天造地设的一个座位。但我想,不如说那是最能闻到银幕味道的位置吧。
magasa
《幕味(重访影史与策展实践)》是一本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电影文集。作者沙丹从多年来从事电影策展工作的经验出发,精选了一批中国电影资料馆重点展映的华语片进行文本细读,以治史的视野与方法梳理这些影片的美学坐标与文化脉络。同时,讲述展映前后的各种故事,既涉及珍稀拷贝的辗转发现、独具特色的映前导览、重要影人参与活动的幕后趣闻,还回顾了放映结束所留下的社会反响和经验总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电影资料馆的功能定位和策展思路、中国电影史上杰出影片及影人留下的宝贵遗产、电影的档案保存难题、艺术影院的未来都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究,并辅以百余幅珍藏图片,与影迷们分享菲林以外、史料之中的大银幕的滋味。
2016年是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开放二十周年。藉此契机,沙丹著的这本《幕味(重访影史与策展实践)》将向各位读者、观众、影迷,讲述一些关于老电影档案和历史的故事,分享菲林以外、史料之中的大银幕的滋味。
本书精选中国电影资料馆重点展映的华语片进行文本细读,以史学视野梳理文本脉络,寻找过去与今天的创作联系。每篇文章皆附有一则策展故事,亲切讲述台前幕后趣事,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
全书附有百余幅作者珍藏的经典剧照、明星海报及民国电影杂志刊物图,尽显电影档案的鲜活魅力。并对电影节、电影展映、国片及艺术电影推广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总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