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们带着十年来梦起梦碎梦醒的惆怅，满身的疲惫，空空的行囊。唯一欣慰的是，我们终于带着一个完整的家庭，从孟菲斯到底特律，到东京到北京，然后回到湘江之滨。

罗秦著的《回家》全程记述关于抚养权、监护权、父母权的“贺梅案”：一个中国家庭与整个美国司法系统过招。

一起回来，才是爱的箴言。

罗秦著的《回家》讲述了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子，一位学富五车的湖南才子，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田纳西州，憧憬着幸福的未来，不曾想被一起强奸案搅乱平静的生活。就在即将洗脱罪名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家人又陷入夺子案。中美文化的差异使得原本普通的民事案件变得错综复杂，两人从少儿法庭一直上诉到州最高法庭，屡败屡战，从不放弃，历时七年，最后在华人团体、媒体和大使馆的帮助下得到公正的判决，夫妇俩终于带着三个儿女回到国内。

自序：真相，就是力量

我的妈妈

童年

出国梦

你好！美国

安娜出生

谁“强奸”了谁

贺绍强被捕

第一次庭审

孟菲斯大学听证会

无奈的等待

尘埃落定

作茧自缚

我要控告贝克

孟菲斯不相信眼泪

我们算是狱友了

勇斗阿里森法官

十七条罪状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最后的斗争

回家

外公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可称得上那个时代的“高富帅”，他人脉济济，国画大师徐悲鸿从美国讲学回国，我的外公给他接风洗尘，请徐悲鸿吃的就是“满汉全席”。徐悲鸿特意画了一幅画送给外公，画的是山石和鸟，题款是“嘉仁兄雅正”，可惜这幅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小兵抄家给抄走了。我还听外公说过，在国共合作期间，他曾去听过周恩来的讲演，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送给他一双皮鞋。外公喜欢打篮球，他经常和蒋介石的警卫们打球玩，而且大家关系都很好。1949年国民党撤离时，一个警卫给外公打电话说：“最后一班飞机还有一个位置，你立即赶来机场。”外公急忙回家收拾并告诉他的母亲，我的曾外祖母沉默片刻，流着眼泪说：“儿呀，你一个人走了，你哥哥又不争气，我们一大家人，上有老，下有小，还有那么一大份产业，我们该指望谁呀？依靠谁呀？”外公凝视着我的曾外祖母，没有说话，但是他耳边分明有一个人在对他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游”。外公留了下来，留在故乡重庆，留在了高堂和子女中间，但是代价也很沉重。解放后外公被抓去坐牢，还被戴上了一顶无形的“黑帽子”，这顶“黑”帽子还株连九族。

首当其冲的是他的女儿——我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在我和弟弟的身上，一言一行，一针一线，都倾注她那山泉一样涓涓不断的母爱。母亲善良、美丽，而且上天又赐予了她一副好嗓子。妈妈能歌善舞，我们小的时候，妈妈经常给我唱《三套车》和《红莓花儿开》。那时没有收录机，而妈妈的歌声就像天籁之声，磁性而优美，我们入睡时，这些歌就成了我们的催眠曲。“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我们的小脑袋在对夜晚里红莓花儿的花香的朦胧想象中睡着了。妈妈凭借这样的天赋，背着外婆去报考了市歌舞团，专业过了关，政审被拍了砖，妈妈无缘遇见她所信奉的缪斯女神。不过，妈妈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没有从艺，但被分配到一个工厂去当了工人，妈妈领到了工作服，也相当于领到了一块护身符，我们心中也有一种“我妈妈是工人阶级”的宽慰。

妈妈工作的工厂叫红卫金属厂，其实就是一个只能生产点弹簧的街道小厂。从我们家到妈妈的工厂要坐三站路的公交车，其中两站是上坡，一站是下坡，为了省钱，妈妈基本是步行去上班。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那个年代从没有拖欠工资一说。妈妈总是能每月按时领到她的三十几元钱的工资。我和弟弟都记得妈妈发工资的日子，盼望她早点回家，给我们买好吃的回来。一次，妈妈回来似乎从我和弟弟的眼神中读懂了我们的渴望，她眼神有点黯然，摸摸我们的头，说，妈妈一会儿给你们唱歌。她转过身去，默默地将工资递给父亲，父亲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他们四目相对，忍不住相向苦笑。后来我问过父亲，为什么发了工资你们还是高兴不起来？爸爸说，你妈妈心地善良，把零钱都给了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对不起自己肚皮的进城的乞讨者。

这时我不再埋怨妈妈了，突然想到了外婆给我讲的普济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妈妈美丽善良，还真有点像观世音菩萨。记得我刚上初一的时候，爸爸托他的同学带回一块电子表，大概是人民币八元，当时父母的工资相加才七十多元，一块表竟然占了工资的十分之一。本来爸爸是买来送给妈妈的，妈妈却送给我：“你是学生，上学放学需要表，我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不需要表。”其实，妈妈的话是经不起推敲的，难道上班下班真的不需要掌握时间了吗？后来，我的电子表坏了，妈妈又给我买了一块机械表。我从少年到青年，一共戴过三块表，但作为没落的大家闺秀的妈妈一生中没戴过一块表。

妈妈除了在物质上尽量满足我们外，更重视给我们精神层面上的营养。她常常把真善美的东西，咀嚼后再来喂养我们，让这些养分深入到我们的血液，使我们人生的足迹走得踏实一点，走得更远一点。妈妈在我们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时，就给我们讲岳母刺字的故事。妈妈爱美，自然就欣赏美好的故事，憧憬美满的生活。妈妈给我讲过让她如痴如迷的一部电影，叫《红帆》。（P2-3）

真相，就是力量

我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妹子。我很爱家乡，因为它是一座很有个性和魅力的城市。可惜的是，造化一粗心，随手一扔，把它扔进了大巴山和武陵山的褶皱里，仿佛一下被屏蔽了，默默地蹉跎着漫长的岁月。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重庆突然变成了东方的贞德，带着无比的英勇和刚毅，走出了大山，刹那间吸引了国人和全世界的眼球，重庆成了领导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的战时首都。历经八年浴血奋战，当胜利的曙光从东方升起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给重庆国民政府发来了贺电：由于贵国的努力和牺牲，我们的事业取得了重大胜利。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普通的重庆市民，终有一天会踏上这位伟大总统的国土，居然还打了像抗日战争一样漫长的美国官司。

重庆的地图很有意思，你把它倒过来看，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楷书“山”字。重庆就是一座集大山、大水，还有大雾于一身的城市。古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这个重庆妹子，巴国土著，重庆的大山大水，一方面给了我刚烈如山，另一方面给了我柔情似水的秉性。而大雾，始终弥漫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不管是在美国，为求“安娜案”的公正判决，像抗战那样，打了近八年的国际官司，或是回到中国后，又乍暖还寒，使得“东飞伯劳西飞燕”，当年在美国的“统一战线”瓦解了，为了婚姻和子女，我与自己的丈夫频频对簿公堂。我平庸而充满变数的生活，时而有雾里看花一样的憧憬，时而有如堕五里雾中的失落。

我记得诗人歌德说过，在命运的天平上，指针总是不停地摆动，不做铁砧，就做铁锤吧。我曾经做过铁锤。获得过“锤打”别人的快感和自豪。但作为一名弱女子，我常常是做了铁砧，被那些道貌岸然的舆论“铁锤”锤打得遍体鳞伤，只能发出无助和无奈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