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浙江1942》介绍了，1942年，对于浙江来说，是极为不寻常的一年。一幕幕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在浙江集中上演。共产党、国民党、日军、汪伪政权在这里角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和日伪军队在这里激战，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在这里胶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和平与战争的较量，不断激励着浙江人民为了正义与和平而浴血奋战。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浙江1942》选取浙江抗战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1942年作为切入点，以这一年发生在浙江大地上的大事要事为脉络，从几个不同的视角，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浙江制造的种种灭绝人性的罪行以及给浙江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了汪伪政权的倒行逆施，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本书是浙江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综述

第一章 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帷幕徐徐拉开

第二章 刘英被捕，国共合作遭到破坏

第三章 日军疯狂报复，发动浙赣战役

第四章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建立

第五章 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

第六章 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

第七章 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八章 国际大营救

第九章 日军在浙江的暴行

第十章 推行法西斯统治的汪伪政权

第十一章 战火中的百姓生活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路为日军第五师团一部4000余人，乘40艘汽艇于4月19日凌晨在飞云江南岸的沙园、东岸的东山、西岸的横山登陆，形成了对瑞安的包围态势。国民政府军不战撤出瑞安，日军入城。20日，温州陷落。5月2日，日军满载所劫物资撤出温州，国民政府军乘机收复温州、瑞安。

第二路为日军海军陆战队，4月19日凌晨在海门登陆后，向黄岩进犯。国民政府军激烈抵抗后被迫撤退，台州守备指挥部少将指挥官蒋志英殉国，黄岩陷落。20日，日军进占临海。这路日军在掳掠了大量物资后，于25日撤出临海。黄岩日军于5月1日退回海门，5月3日从海门撤退。

第三路日军于4月19日凌晨乘汽艇在象山县延昌乡的沙塘湾及昌国乡的南沙等处登陆，然后经赵家山、汝慈分路进犯石浦及大金山一带，当日石浦失守。6月3日，象山县城一度沦陷。

第四路日军为第五师团第九旅团、海军陆战队及伪军一部。4月19日凌晨3时左右，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乘快速汽艇百余艘，直扑镇海要塞及附近地区，集结在普陀山以北约30华里的日军军舰、汽艇40余艘再次向镇海发起攻击，日军在镇海江南及江北多处强行登陆。江南方面登陆日军继续西犯，国民政府军第一九四师第五八一团1个连在竺山头一带英勇阻击，因寡不敌众，最后全连官兵壮烈牺牲。日军汽艇突破镇海口封锁线溯江而上，在王家洋、梅墟登陆，从江东进犯宁波。江北方面日军在镇海石塘下登陆后，袭击镇海县城，守军虽奋力抵抗，但孤军无援，大部牺牲，县城在19日上午沦陷。日军又窜至清水浦附近，向王家、马家推进，以汽艇20余艘开向甬江上游迂回包抄，宁波外围的防御力量迅速撤至城区。20日拂晓，日军向江北岸守军进犯，甬江上游及奉化江又出现日军10余艘小汽艇，宁波城区与江北岸均处于包围之中，已无险可守。国民政府军第一九四师和宁波防守司令部退出宁波市区，转向奉化，宁波沦陷。20日，日军主力沿鄞奉公路向奉化进犯。22日攻陷溪口。23日，奉化失陷。5月2日开始，国民政府军第一九四师进行反攻溪口作战，经过激烈争夺，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回原地依险固守。在日军主力一路进攻宁波、奉化、溪口的同时，另一路日军于4月22日凌晨攻陷慈溪县城，28日攻陷余姚县城，随后沿甬绍铁路进犯上虞，24日，上虞县城丰惠失陷。26日，国民政府军实施反攻，克复上虞。10月10日，日军再次进袭攻占上虞。日军在各路均得手的情况下，按预定计划劫掠大量物资后开始部分撤退，海军陆战队于5月7日返回吴淞。在镇海登陆的第五师团主力占领宁波、奉化、余姚、慈溪等城，在这一线上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态势。

从浙东战役的过程来看，国民政府军中的爱国将士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仅半个多月时间，杭州湾以南、杭甬线两侧绍兴、诸暨、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地纵横400里的宁绍地区便迅速沦为敌占区，浙东城乡遭到日军的蹂躏，人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抗战形势变得格外严峻。

身处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关注浙东战役的战况。听到新华社广播国民政府军失守宁绍的消息，毛泽东迅速召集王稼祥、叶剑英、胡乔木等商议应对浙东新情况的策略。

根据华中敌后形势的变化，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主要负责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和新四军的工作。华中局下辖苏中、盐阜、淮海、皖东北、皖东津浦路东、皖东津浦路西、豫皖苏、鄂豫边、江南9个区党委。刘少奇为书记，领导人还有饶漱石、陈毅、曾山等。5月20日，华中局在江苏盐城正式成立。 4月30日，刚组建的华中局的几位领导人刘少奇、陈毅、饶漱石就接到党中央、毛泽东的电报：少奇、陈毅、漱石：

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他一人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P12-13

1942年，对于浙江来说，是极为不寻常的一年。一幕幕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在浙江集中上演。共产党、国民党、日军、汪伪政权在这里角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和日伪军队在这里激战，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在这里胶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和平与战争的较量，不断激励着浙江人民为了正义与和平而浴血奋战。

这一年，由于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东西方反法西斯战场连成一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并对中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年的1月1日，以中、美、英、苏4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通称“同盟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郑重表示：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各国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同盟国，不仅积极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且进一步发挥了东方主战场的作用，协助美国等同盟国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把日军主力部队牢牢拖在中国的战场上。这一时期，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远远超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总和。中国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或重要基地，直接支援与配合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从4月起，中国先后为盟国提供了昆明、成都、桂林、衡阳、衢州等地机场，以轰炸沿海日军船只或日本东京及其附近的战略目标。当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行员因各种原因在浙皖赣弃机跳伞后，浙江军民竭尽全力营救飞行员，直接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当日本押解英军战俘的“里斯本丸”号在舟山东极海面被美国潜水艇误击沉没后，浙江渔民义无反顾地舍命相救，粉碎了日军妄想杀人灭口的企图。浙江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份之一，也是浙江军民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与日伪鏖战最激烈的年份之一。为了报复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军决定摧毁美国空军的后方基地——浙江衢州、丽水以及江西玉山的机场，于是，浙赣战役爆发。浙赣战役历时长达百余日。日军投入了9个师团82个大队约14万人，再加上各地伪军，总数约为17万人，而中国军队则投入了14个军，加上浙、赣两省的保安团和游击部队，共计40余万人；整个战役中国军队阵亡40188人、被俘10847人，日军战死1620人、伤28620人。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奋勇杀敌，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但后来蒋介石集团为保存实力，不断下达撤退命令，致使大片国土沦陷。浙、赣两省共有48个县被日军侵占，其中浙江有28个。在浙赣战役爆发前夕，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亲临浙江视察，宣传所谓的“和平反共建国”理念，配合日军部署对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扫荡”、“清乡”工作，为巩固和强化日伪在浙江的统治打气。在浙江的沦陷区，伪政权、伪军警及各种汉奸特务组织已建立起来，形成了比较严密的日伪法西斯统治。对浙江的游击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动用大量兵力，实行了反复的“扫荡”、“清乡”，其手段之残暴、花样之繁多，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

这一年，是浙江受日军侵害最严重的一年。浙江是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较早沦陷的省份之一。八年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浙江有1个市、37个县相继沦陷，有30个县1次或数次遭到日军袭扰。自1937年11月日军的铁蹄踏上浙江，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再也没有片刻的安宁。日机在天空轰鸣，炸弹在城镇乡村爆响。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及前后，日军大肆出动战机，对金华、衢州、丽水等地进行了集中的无差别轰炸，造成了尸骨成堆、鲜血流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的惨象。据不完全统计，仅衢州地区，1942年就被炸死829人、炸伤882人。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涂炭生灵，无恶不作。1942年9月5日、6日两天，日军就在义乌烧毁了28个村庄，烧毁民房2000余间，烧死、杀死平民100余人；浙赣战役期间，江山全县被日军奸淫的妇女就达3000人以上。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浙江疯狂掠夺大量物资和资源，1942年日军在浙江掠夺的稻谷就达305万斤。与此同时，日军在沦陷区建立各种统制会，垄断经济，控制重要物资及其流通，以获取暴利，强化统治。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美誉的浙江大地，满目疮痍，富庶不再。

这一年，日军在浙江再次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给浙江人民造成了永世难忘的灾难。侵华期间，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对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广大地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给受害地区造成严重的人道和疫病灾难。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时间最早、范围最广、受害最深重的地区之一。日军在浙江使用的细菌武器共有6种，即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白喉、赤痢、炭疽。全省有8个市、近30个县遭到日军细菌战的攻击，约有6万人被夺去了生命，而且造成了持久的疫病遗患。自1940年6月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实施大规模细菌战后，1942年为配合日军第十三军在浙赣沿线的军事行动，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再次对浙赣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实施更大规模的细菌武器袭击。战场、河流、池塘、水井、路边、草丛……凡是浙江军民饮用、行走的地方，都成为日军撒播细菌的地方；活体解剖、毁尸灭口、焚村灭迹……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罄竹难书。

这一年，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野心丝毫没有改变。自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以后，日本想在中国速战速决的妄想破灭。因此，日本开始转变对国民党政府的策略，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企图破坏国共合作。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越来越明显，继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后，在五届六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从1939年冬到1941年初，国民党连续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浙江作为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顽固派更不能容忍共产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得到发展。进入1942年，浙江的国民党顽固派大肆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反共宣传；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控制、破坏抗日救亡团体；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进行迫害和“围剿”；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实行武装“清剿”；破坏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抓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反共逆流此起彼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牺牲，省委遭到彻底破坏，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国民党顽固派在浙江犯下了一桩桩日本侵略军想干而无法干的罪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得国共合作岌岌可危。

这一年，共产党领导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谭启龙等奉华中局之命，挺进浙东，与先期到达的浦东抗日武装及浙江地方抗日武装会合，建立浙东区党委和统一的抗日武装队伍，着手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浙东敌后，似钢刀插入了敌人心脏，使日伪军后方不得安稳。为此，日伪军频繁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进行“扫荡”、“清乡”。在反共“扫荡”中，日军实行了严密的“囚笼政策”、“堡垒政策”、“封锁政策”，妄图切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反共“清乡”中，日军实行了“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企图置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于弹尽粮绝的境地。面对敌后战场的严重困难局面，浙东区党委领导的各路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强敌跟踪，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战略战术，与日伪军打圈圈捉迷藏，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虽然每次战斗不像正面战场那样歼敌较多，但由于战斗频繁，也达到了积小胜为大胜的目的。在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同时，浙东区党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十分注重深入群众，宣传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以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浙赣战役期间，浙赣铁路沿线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宣传、发动下，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踊跃支前。他们根据战况的需要，破坏交通线，修复交通线，运输抗战物资，修建扩建机场……力所能及地为抗日做着贡献。与此同时，浙东区党委始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鼓励全民族抗日。在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浙东区党委还注意铲除汉奸，打击敌伪，以鼓舞人民抗敌的决心和信心。

历史事实证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和平必将赢得战争。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为了加强对年轻党史工作者的培养，自2009年起，在全室实行了导师制，收到较好效果。2013年，根据全省各地要求，导师制下延至市、县(市、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金延锋任导师的团队决定编写《浙江1942》一书，以期让年轻人在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锻炼，得到真正的提高。于是，2014年上半年建立课题组，启动本书编写工作。

本书选取浙江抗战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1942年作为切入点，以这一年发生在浙江大地上的大事要事为脉络，从几个不同的视角，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浙江制造的种种灭绝人性的罪行以及给浙江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了汪伪政权的倒行逆施，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本书是浙江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为了做好本书的编写工作，课题组6次召开编写工作会议，就书稿的谋篇布局、行文风格、责任分工等进行研究和部署。金延锋设计书稿的体例、框架，制定编写提纲，撰写综述，并统改、审定全书；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朱伟明撰写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省委党史研究室沙勋撰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八章、第九章和后记；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骆小峰撰写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金延锋对各位成员的书稿写作和修改进行了面对面的指导。全书经过5轮统改，终于付梓。

在写作中，课题组到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图书馆、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及省和相关市的党史研究室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到衢州、义乌等地实地考察调研并采访了一批历史亲历者和知情者；还在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下，对有关历史史实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考证。在此，我们对上述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学习阅读了11个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大事记和党史一卷，以及其他相关的历史书籍；每个成员从“编写方案”直到“后记”，都进行了写作，经历了编书的全过程。这是通过导师制培养人才的一次有益尝试。

尽管课题组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受时间、资料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一些史实与细节没能得到充分挖掘和反映，研究与分析也不够成熟和到位，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课题组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