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随手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许多门肯的名言警句,后来又加进了出自其他一些讽刺家和自嘲者的言论,其中包括威廉’克劳德‘菲尔兹,查理.卓别林,梅·韦斯特,辉·朗,以及参议员德克森。甚至还有一页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优默感。我思考着民主社会中的睿智与自我嘲弄,不过我并不打算把你们也扯进来。不必担心。我很高兴我的那个小本子不见了,也不想再找到它。偶然想起它来,只是作为一个引申的注脚。
我向来喜欢注脚。在我看来,一个聪明或高超的注脚,可以省去许多正文。我看见我自己正在用一个很长的注脚,开始一个严肃的主题——场景迅速切换到巴黎,克里戎大酒店的豪华顶层套房。六月初,早餐时间。主人是我的好朋友拉维尔斯坦教授,亚伯·拉维尔斯坦。我太太和我也住在克里戎大酒店,我们的房间在下面一层,六楼。我太太还在睡觉。我们下面的整个一层楼(这并不完全与我的主题有关,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忍不住要提一下),现在正被迈克尔·杰克逊和他的一帮随从们占据着。迈克尔晚上在巴黎的一家大礼堂演出。不要多久,那些法国的狂热崇拜者们就会追到这里来;一大堆脸在楼下仰着,齐声高呼:迈克尔.杰克—逊!警察组成屏障拦住他们。饭店里面,从六楼顺着大理石的楼梯井往下看,可以看见迈克尔的保镖们。他们中的一个正在玩《巴黎先锋报》上的纵横填字游戏。
“妙极了,是不是,碰到这个流行天王的热闹场面?”拉维尔斯坦说。今天早晨教授很高兴。他靠着饭店管理人员的关系,才住进这个人人都觊觎的顶层套房。这可是在巴黎——克里戎大酒店。带足了钱破例地住在这里。再不住那个飞龙旅店的臭烘烘的房间,或者不管别人叫它什么名字的旅店,在龙街上;也不住圣贤街上朝向医学院的学院饭店。没有比克里戎大酒店更富丽堂皇,更豪华奢侈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和谈的美国高层人物就住在这里。
“真棒,对不对?”拉维尔斯坦说,同时飞快地打了个手势。 我承认是这样。整个巴黎的中心正在我们的下面——协和广场和高高耸立的方尖碑,橘园美术馆,众议院,塞纳河以及河上那些煊赫的桥梁,还有那些宫殿和花园。这些当然都是值得一看的伟大名胜。不过今天,从拉维尔斯坦所住的豪华顶层套房中看出去,它们显得更加引人人胜。想想去年他还债台高筑,欠着十万块钱的债。恐怕还不止呢。从前他经常拿他的“下降的基金”跟我开玩笑。
他会说:“我正在和它一起往下降——你知道这个术语在金融界指的是什么吗,齐克?”
“偿债基金?我大概知道一点。”
在他突然交好运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的需求产生过疑问,那些阿玛尼的西装,威登的箱包,美国搞不到的古巴雪茄,登喜路的配饰,纯金的万宝龙金笔,还有巴卡拉或拉利克的水晶玻璃器皿,用它们盛葡萄酒招待客人——或者由别人帮着斟酒。拉维尔斯坦属于那种个头高大的人——高大,但不肥胖。他做家务琐事时手会颤抖。这并不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是急于求成,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使他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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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是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作家,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大量的短篇小说、故事和剧本。他是迄今惟一三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家:《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赫索格》(1964),(《赛勒姆先生的行星》(1970)。出版于1975年的((洪堡的礼物》获得了普利策奖。1976年,六十一岁的索尔·贝娄以其“对于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90年,美国全国图书基金会向索尔.贝娄颁发了终身成就奖章,表彰他对美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说他获得过这么多的奖章,感到自己好像一位俄国将军。获奖是对作者的创作成就的肯定,可是有时也成为作者身上的枷锁,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T.S.艾略特曾经说过:“诺贝尔奖是通向一个人自己的丧礼的入场券。”然而索尔·贝娄并未被盛名所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拉维尔斯坦》发表于2000年,是年作者已经八十四岁。小说4月出版,5月就登上《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索尔·贝娄和他的作品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小说的情节极其简单,简单到有的评论家说它没有情节。它的前两个部分主要是写主人公拉维尔斯坦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后一个部分写叙述者(作者)齐克自己的一段濒临死亡的经历,两人的交往穿插其中。拉维尔斯坦出生于中部一个小城市,其父一生潦倒,是家中的专制暴君。童年生活的不幸,使他很早就离开家庭,独自到社会上闯荡。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他终于成为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向法国人解释卢梭,向意大利人解释马基雅维利,等等”。他教出来的学生身居要职,有的甚至在海湾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与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座上客。在齐克的建议下,他将自己的教学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出版,在世界各地畅销。随之而来的滚滚财源,满足了他对于奢华生活的需求。就在他名利双收、功成名就之时,却被诊断出得了艾滋病。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而要求他的好友齐克在他死后为他写一个传记。
拉维尔斯坦是一个极富性格魅力的人物。他一方面推崇古希腊罗马,热爱古典音乐,强调心灵的发展、爱的渴求;另一方面又追求世俗的享受,醉心于阿玛尼西装,威登箱包,拉利克水晶器皿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牌产品。一方面挑战权威,质疑当代美国的价值和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又热衷于抛头露面,出现在各种官方邀约的场合。他并不是一个崇拜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可他又是利用思想和见解制造出值钱商品的资本主义的天才。他既关心伟大的政治,又喜好流言蜚语;严肃的专注与插科打诨在他的讲课中共存;他才华横溢,不拘小节,坦坦荡荡,率性而为。总之,这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能够打动读者的心。卡尔一拉格纳·吉尔罗代表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道,索尔·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种“反英雄”的“英雄”。在拉维尔斯坦身上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
小说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索尔·贝娄的一贯特色,追求华美的辞藻,铺陈大量的形容词,句式冗长而繁复,滔滔不绝,挥洒自如。有时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语调机智幽默,让读者在认真严肃的思考中忍俊不禁。鲜明生动的比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我大致浏览了一下那篇文章,它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只蚂蚁企图翻越安第斯山,有点力不从心”;“你看他笑得就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受伤的马一样,向后仰着”。索尔·贝娄是个智慧型作家,知识广博,想像丰富,善于应用习语、行话、谐音双关,为小说增加色彩。尤其是典故和名言警句的引用,看似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匠心独运而又不露痕迹。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充实的过程,因而当小说译完后,我心中竟然产生了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每天与书中的人物朝夕相处,他们就像生活在我的周围一样。假如说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之一,是为了纪念他的好友,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于那些了解或不了解布卢姆的读者来说,拉维尔斯坦的形象都已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心中。“实在很难相信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已经与世长辞了。”
在结束这篇译序之前,我想在这里向所有帮助我翻译这部小说的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
还要感谢我在斯普瑞格图书馆(Sprague Library)的同事们,特别是斯道克先生(Norman Stock)和夏皮罗先生(Steven Shapiro),以及迪斯尼环球出版集团的唐斯先生(Terry Dowies),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设法帮助解答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清华大学思想与文化研究所彭刚博士在哈佛研修期间听说译林出版社准备出版此书中译本,主动要求阅读译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一并表示感谢。
我的同学兼好友休(Hugh Holden)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我和马彪曾两次驱车到他工作的位于海边的大学去,与他讨论这部小说,获益匪浅。当我通过电子邮件表示谢意时,他回复我“Bu2 Yong4 Xie4!”当然,特别要感谢马彪——我的强大后盾,既是精神上的,又是生活上的。感谢他不辞劳苦地帮助我翻译。此书的翻译有他很大的功劳。还有我的儿子王峪,这本书的翻译是由他促成的。
《拉维尔斯坦》是索尔·贝娄的最后一本小说,触碰了性、爱欲、死亡和精英政治等多个命题。八十四岁的贝娄以著名学者艾伦·布鲁姆为原型,讲述了学者拉维尔斯坦和作家齐克之间的友谊和对话。
拉维尔斯坦是著作等身、富有的政治学教授,享受物质和精神双重的精英地位;齐克则是一个面临婚姻危机的中年作家,也是拉维尔斯坦隐秘的门徒——罹患艾滋病的拉维尔斯坦追慕永恒,却也不放弃任何可能的世俗的享乐、他委托奇克为自己撰写传记,讲述自己对人类最重要命题的见解——后者得以窥见一个高等知识分子的虚荣、真诚和恐惧。
在拉维尔斯坦死后,齐克和拉维尔斯坦的学生罗莎曼结婚,在加勒比海边一次食物中毒的濒死体验中,回溯自己对生命和拉维尔斯坦的思考。
拉维尔斯坦是索尔·贝娄的第13部长篇小说中《拉维尔斯坦》的人物。小说的主人公拉维尔斯坦实际上是根据他的老朋友、《美国意识的终结》的作者、已故的阿兰·布鲁姆的形象写成,而老作家齐克则是贝娄自己,小说讲述了一位现代的苏格拉底逐步走向死亡的故事。
《拉维尔斯坦》是窥见美国高等犹太知识分子学院和精神生活绝好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