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的正直行为引起了上司和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每每受到刁难。当时，阳谷县有一个绅士吴林要安插他的亲戚，被施耐庵严词拒绝。吴林怀恨在心，后来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施耐庵。施耐庵体会到官场黑暗，举步维艰，于是愤然辞官。
施耐庵在郓城为吏时间不长，后因冒犯权贵，遭受弹劾被迫丢官，以致仓促逃离郓城。事情的经过大致这样：
施耐庵到郓城后，他的顶头上司知县杨耀林欣赏他的才华，颇为器重。问题出在杨耀林的两个同僚，阳谷县知县武林、定陶县知县王贯一身上。杨耀林与武林、王贯一虽是同为知县，却不是同一条道上行走的人。他们三人一起分配在山东这三个相邻的县上当知县，相约轮流做东每月聚会一次。这本是联系感情、交际应酬之事，可是就在这你来我往之中，武林、王贯一见杨耀林一介书生老实可欺，两人竟在酒席后的牌局中做手脚，吃杨耀林的冤大头，致使杨耀林常入不敷出，竟向施耐庵借钱。施耐庵深为杨耀林不平，决心找机会为他出气。
也该有事，不出一个月便轮上杨耀林做东。那天，武林和王贯一坐着官轿，早早就分别从阳谷、定陶出发来到郓城县衙。酒席上，施耐庵应邀居末席奉陪。
酒过三巡，按着惯例赋诗行乐。杨耀林身为主人，提出以三字同头、三字同旁题目，每人赋诗一首。
阳谷知县武林年长居首，他官气十足，沉思片刻念出：“三字同头官宦家，三字同旁绫罗（羅）纱，要穿绫罗（羅）纱，还得官宦家。”念完，沾沾自喜地举起酒杯饮了一杯。
接下去，是定陶知县王贯一。此公其貌不扬，颇好女色，家有娇妻美妾不说，还常微服寻花觅柳，女人自然是他赋诗的主题，他哼出的是：“三字同头芙蓉花，三字同旁女娇娃，只有女娇娃，佩戴芙蓉花。”念完，摇头晃脑地品酒一杯。
再下去，本该轮到郓城知县杨耀林，可坐在末席的施耐庵听了武、王两人俗不可耐的诗句沉不住气了，他按捺不住对武林、王贯一的鄙夷，抢先道出：“三字同头屎尿屁，三字同旁肠肚肺，只有肠肚肺，才出屎尿屁。”
施耐庵这四句诗异常尖刻，他挖苦武林、王贯一都是庸才，无非是“肠肚肺”之类的下水货。两人胡诌的“诗”，犹如“屎尿屁”，臭不堪闻。施耐庵搞得武林、王贯一两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杨耀林也感到尴尬，只好打圆场：“耐庵年轻气盛，望二位仁兄多多包涵，不必介意！”杨耀林为了缓和空气，提出换个题目。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冷盘中的松花蛋，提议取“蛋”谐音，各说一句成语。
还是武林为首，他跟着夹起一块松花蛋，说道：“坐以待旦。”说完，饮酒一杯。
继之，王贯一拿起一支筷子，举筷代烛，念道：“秉烛待旦。”
二人刚刚说完，施耐庵又抢在杨耀林之前，用筷子蘸着酱油在手心写了个“蛋”字，先给武林看后，又给王贯一看。
两人都不解其意，面面相觑，不知施耐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杨耀林见武林、王贯一二人分明是一对草包，两个混蛋，挨了骂还不明不白时，便忍俊不禁脱口道出：“耐庵这句是说——二鳖瞅蛋！”
武林、王贯一两人连着受到施耐庵的两番戏弄，大为恼火。气得酒席没吃好，宴后的牌局也免了，早早坐上官轿离开郓城县衙。两人走出县衙，去到城东一家大酒肆，交头接耳密谋一番，决定向施耐庵下毒手。
不出半月，武林和王贯一便联名向曹州知府弹劾施耐庵，诬陷他“不务正业，结交乡里，累去梁山，图谋不轨”，诬告施耐庵通匪，反叛朝廷。
幸亏武林、王贯一是曹州顶风臭十里的人物：功名是行贿弄来的；知县是花钱买来的；政绩，天高三尺，连地皮都刮走了三尺。曹州知府黄道兴接到弹劾后，立即召来郓城知县杨耀林查询，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办了个大事化小，将施耐庵罢官了结此案。
原来，曹州知府黄道兴是施耐庵业师刘本善的同窗，施耐庵到郓城当训导就是出自业师的推荐。由于这种关系，黄道兴有意庇护，施耐庵才得以被从轻发落，未遭大祸。
P57-59
拄个黄瓜当拐棍，耐庵故里每事问。拾得掌故几箩筐，施传读来不沉闷。
文史专家 王春瑜
作者不仅在史料搜集上显示出了特别的功夫，而且在史实钩沉与艺术铺展的关系上也把握得当，尤以对环绕施耐庵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的考察与梳理，考据和叙述，相当用心用力，笔墨也较为集中。以充分的事实，感人的故事，写出了一个时逢乱世的小说先行者不懈追求的独特人生。
文史专家 白烨
我公开出版过数十本书，但当我将此部书稿杀青之时，脑际飘过一丝惶恐。
关于施耐庵，大学者胡逋称是“亡是公”，鲁迅说“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而我却将施彦端字耐庵的一生及其著《水浒传》的事迹用文学传记形式全面记录下来。在红学研究领域，“红外线”不是物理学的那个红外线，而是指《红楼梦》研究的一种路数：研究《红楼梦》本身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这是红内线；研究考证《红楼梦》版本演变、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这是红外线。在水学（水浒学）研究中，我行走在文本与作者、版本与本事之间，力图将作者、时代、版本、本事考证同文本诠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亦即“水内水外”的结合，我的所言能成为“水准线”吗？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商业企业管理，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区域发展战略。研究施耐庵、撰写施耐庵传记是因为他是我的“乡党”，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也是一份责任和担当，为此我耗费了前半生的努力。
这是一次文化的呼唤。文化是一种积累和涵养，是石生玉，木化石，需要足够的生成时间和寂寞工夫的，没有一部传世佳作是向壁虚构、从“客里空”而来。文化讲源流，所谓其源高深，其流浩荡，有益于疑惑的冰释和视野的开阔。本书的创作有着传承文化和填补空白的多重意味，所以其意义显得特别重大。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打捞和重构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施耐庵”，是一件很有意义又是十分艰难的事。法国文学史家郎松认为，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有不同之处，“历史学家处理的对象是过去——今天只能靠一些残存的迹象或碎片来再现的过去。我们的对象也是过去，但这是今日仍然存在的过去；文学这个东西既是过去也是现在。”（《郎松文论选·文学史方法》）关于施耐庵，由于正史记载十分有限，我们所以要引入三重证据法，将纸上材料、民间口碑、地下文物联系起来加以系统思考、综合分析和全息思维。 传记文学的写作是传统学科中最具综合性的一门学问，需要广博而深厚的知识积累，一字之考，博及万卷，“上自穹古之历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置于史料范围之内。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锐敏而通达的历史知识，都是一个传记文学作者的基本功和必修课。这些我虽未企及，但“勤能补拙”，我力图说明我所破译的那部分内容。
一、对笔记资料的“竭泽而渔”
施耐庵因为写了一本“倡乱之书”，所以正史几乎没有记载他的生平事迹。加之《水浒传》是一部农耕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文学作品，涉及宋元明三代的知识，撰写《施耐庵传》，不仅要知道元末明初，还要知道清末民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传记文学作者。施耐庵生活于传统农业文明时代，而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越过近、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正步入当代“大科学”与“高技术”的信息文明时代，所以撰写《施耐庵传》需要超越，需要以当代人的视角发掘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史料。
为了锐意穷搜各种文献，我力求对相关资料“竭泽而渔”。我藏书五万册，其中《水浒传》与施耐庵研究方面的有五千册，不乏古籍善本、海内孤本。举凡通史、政书、档案、地方史志、文集、谱牒、传记、笔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史料无不包含。正在主编的是《施耐庵全集》，已经编制《施耐庵年谱》简本和繁本，对《辞海》及《中国文学史》、教科书关于“施耐庵”的词条是一个修正和补充。时下此类书籍说到施耐庵，不是说错了，就是语焉不详。多年来，关于施耐庵的文学再现，有孙昌宇历史小说《绝代奇才》，丁正华、徐华耕、张袁祥、李青葆、包文灿、焦保生等“施耐庵的传说”，这些给我以启发。我于一九九九年就写成《千秋才人——施耐庵小传》，沉淀五年后才正式出版，那是一次投石问路，而此时的《施耐庵传》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施耐庵生平事迹的长篇人物传记。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文艺报》一九五二年曾刊载了刘冬、黄清江《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发现了在大丰市白驹镇施氏宗祠内施姓始祖的施耐庵木主牌记录，淮安王道生所作《施耐庵墓志》，民国版《兴化县志》所载施耐庵资料，《吴王张士诚载记》引袁吉人编的《耐庵小史》，施氏族谱世系（至第十二世），施耐庵之子施让的《故处士施公墓志》（杨新作），《施氏族谱序》（陈广德作），《建祠记述》（施坶作），《施耐庵世籍考》（胡瑞亭作），《施耐庵墓碑说明》（陈同生、蔡公杰题），施耐庵第十八世孙施熙所作《祭文》及《施耐庵传说》调查记录等数十件文物、文献资料。此书附录了国家二级文物《施氏家簿谱》的延伸版，国贻堂《施氏家簿谱》即“施氏长门谱”，是施彦端字耐庵为一世祖的十八世孙满家字书城一九一八年抄于丁溪丈室，当时仅至十八世，现续修订至二十二世。
这批材料，已经证明了施耐庵确有其人，并揭示了施耐庵的具体生卒年代与生平概略。
有鉴于此，拟为教科书、《辞海》撰写“施耐庵”词条：
施耐庵（1296—1370），元末明初小说家，泰州海陵县白驹场（今大丰市白驹镇）人，名彦端，又名肇瑞，字子安，又字耐庵（或为别号）。父亲施元德字长卿，母亲卞淑贞，与苏州枫桥迁盐城东溟（便仓）卞氏为同一支。妻季氏、申氏，生子让，字以谦。据《施让墓志铭》记载：“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相传为舟人之子，十三岁入浒墅关私塾读书，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或三十岁中举，为元至顺辛未赐进士出身，曾经国子监司业刘本善推荐，任山东郓城县训导，得以遍搜梁山英雄轶事。后官钱塘二载，因不合当道权贵辞官。1353年泰州白驹场张士诚起义反元，次年在高邮建国号曰周，1356年在苏州定都称吴王，施耐庵与表弟卞元亨一起入士诚幕，为张士诚盐民起义谋划，张因之势炽。不久张士诚囿于时事，诈降元朝；贪于逸乐，偏安一隅。施与好友鲁渊、刘亮、陈基等辞去，施作套曲《秋江送别》赠鲁渊、刘亮。张兵败前，施即流寓江阴祝塘大宅里徐麒家等，为塾师，旋迁兴化与顾逖有赠答诗，还白驹场，隐居不出，“感时政陵夷”，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遣怀，“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核对，以正亥鱼。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为避朱元璋之征，蛰居淮安，病殁于此，就地蒿葬。数十年后，其孙文昱（字述元）“家道炽盛逾旧”，始迁祖遗骨葬于白驹场西落湖（今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淮安王道生撰写《施耐庵墓志》，至今施氏子孙在苏北串场河两岸兴化、大丰等地繁衍至二十四代。据出土的施廷佐墓志铭记载“（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与早先传世的明清笔记记载“钱塘施耐庵”、“元人武林施某”所述的时间、地望相吻合。《兴化县续志》载有施耐庵墓、小传、墓志等，为1952年、1982年、201 2年参与施耐庵文物调查的大多数专家认可。
二、对文化遗址的“一网打尽”
作者喜研乡邦文献，研究施耐庵问题已历三十余年，与一般专家教授不一样的是，作者走遍了传说中施耐庵的流徙地，作部落行脚、田野调查、遗址勘察；每到一地必查地方史志，必访地方耆老，再广研博采，梳理成施耐庵生平、身世的线索；四十次赴施耐庵故里江苏大丰市白驹镇，十次赴施耐庵的祖籍地江苏兴化市，四次登上山东梁山之巅（包括济宁之梁山、菏泽之郓城、聊城之阳谷、泰安之东平），《水浒传》所涉及的地方几乎都走过一遍以上。由于官方的文献几乎不曾记述施耐庵，而从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施耐庵与《水浒传》传说入手（施耐庵的传说很多可以看作口耳相传的施氏家史），当然对这部分内容需要去伪存真。从研究施耐庵的交游入手，发现有几十位与施耐庵有关的人，如刘伯温（访浙江青田、文成）、罗贯中（访山西太原、山东东平）、张士诚（同乡）、卞元亨（表弟）、朱升（同样隐居盐城周边的朱元璋谋士）。“施耐庵”三个字是用金子铸成的，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着强烈的光芒，他是我们的骄傲，然而我国历代的名人传记丛书都没有“施耐庵传”。我从小就想为这位乡贤立传，所以耗费半个世纪的努力，寻踪访迹，历尽艰险。我们这些人有一份工作，总是夜晚行路、白天看点，不免行船走马三分险：凌晨三时从京九铁路山东梁山站下车被几个“面目可憎”者挟持；独闯江西龙虎山寻访伏魔殿时被两个痞子跟踪；在江苏兴化率队作《施耐庵寻踪》专题片拍摄，险被砸坏摄像机；在刘伯温故里浙江文成连绵的群山中连夜突出重围……
接到“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创作任务之后，对我们这些在机关工作的公务员来说，工作要出色，创作要出彩。业余创作，意味着比常人更多的付出，意味着挤占全部的闲暇时间。为了节省时间，双休日我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在北海舰队当水兵的日子，一天两顿饭，困了和衣而卧。我喜欢在江河湖海里冬泳，至今在游泳池内一下水二十五分钟三十个来回一点五公里，遨游于水泊之中，俨然也成了“浪里白条”。
有关施耐庵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江苏境内有三个：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施耐庵墓是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丰市白驹镇施耐庵纪念馆是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内有国家二级文物《施氏家簿谱》；淮安市淮安区淮城镇大香渠六号“施耐庵著书处”（耐庵书斋）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新发现，为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的专家学者，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魂在路上”。任何一个了不起的行走者，都是对自己家乡的告别，这种告别带有哲学意义，不是地理意义。告别，我走出我的空间。很多人是观光、旅游，在我，更多的是研究、发掘。独自远行，是想保持头脑的疏朗、空阔，同时又能见多识广，让笔记、遗址、传说三者在联系中“激活”。
我们的知识是由“知之”和“不知”共同构成。“不知”远比“知之”多。当我们有不知时，就有猜和蒙的成分，理性一点是据此分析、判断，提供预测、预见。
关于民间传说是历史的折光反映，有时透过“折射角”，就可以看到它所反映的某段历史的本来轮廓。施耐庵与《水浒传》传说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写就“倡乱之书”的施耐庵为正史所不载，众多的野史资料补正史之不足，更在于它交代了施耐庵出生、成长、入士诚幕、著《水浒传》的重要历史背景。
作为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我是研究施耐庵的学者，是在施耐庵研究的学术论战中走出来的文史学者。作为“侦探”的文史学者，凭证和证据在文史之学中历来非常重要。考据问题就好像是侦探破案、法官断案，现在法官断案有两个原则，一是谁主张谁举证，二是疑罪从无。历史研究强调“无征不信”，强调真凭实据。此外还要重视史识、推理的能力和敏锐的批判性眼光，即所谓的史眼如炬，这两点使得史学与侦探学接榫起来。中国史学有着强调对史料进行认真鉴别的传统，这种钩沉索隐、爬罗剔抉的工作，可以看到历史学家与侦探或侦探小说家之间的类似近亲关系。只要史料一摆，不费半点儿唇舌而观点与结论便自动显现，不由你不想起福尔摩斯叼着烟斗，一副气定神闲、举重若轻而又胸有成竹的模样来。也正像运筹帷幄的将帅，闲调丝竹之间而城寨已拔，凯歌毕奏；或像那位游刃有余解牛的庖丁，动刀甚微而霍然已解。
其实，这作为历史学家是对的，但作为人物传记作家又是远远不够的。
三、对传记文学的“丝丝入扣”
二十世纪有四大传记：梁启超之《李鸿章传》、朱东润之《张居正大传》、林语堂之《苏东坡传》、吴晗之《朱元璋传》，其写作方法均可学习借鉴，我一边写着施耐庵传记，一边读了一百本左右的人物传记。本书的特点力图坚持史料性与文学性的结合，思辨性与故事性的融合。但在实践中又遇到诸多瓶颈和掣肘，引发了关于文学与史学、现实与历史、虚构与想象关系的思考。
为什么需要传记文学？文学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德文的精确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湖边有一排树，这是实体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树，不可能没有倒影：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雨，或者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而使得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一棵树那个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干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传记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树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树的倒影。施耐庵与施耐庵的传说就是这样两个层面的世界。
历史太长、涉及太广、记载太乱，首先我们要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则就会迷失在历史的原始森林中。传记文学需要以“大历史观”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审察和批判历史，其核心地带是艺术真实，它不容虚构、戏说和颠覆，但可以想象，历史学家也要设定情节、传记作家追求本质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原本的历史真相是“历史一”，历史文献是“历史二”，而传记文学中想象的历史是“历史三”，艺术真实应是“历史三”。可以说，此书与其他人物传记的不同之处是，施耐庵的资料确实太少，“历史三”约占十分之三。
我国的历史在世界上很发达，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历史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根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却缺少活生生的“传”，看到的人是个脸谱，就像小时候看古装戏，京剧里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小花脸，诸如此类。
什么是中国史学里的传记？王充《论衡·对作》篇云：“圣人作经，贤者传记。…‘传”本是“经”的附庸。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看到。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整个二十四史，我们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生动活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这和隔一个朝代、几个皇帝才修史，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史记》的人物描述极好，如写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文学和传记合并起来，叫“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在那里才可看到接近“活人”的传。西方史学更注重私密材料，这些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多多少少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量引用私密文件：日记、书信、谈话、访问、邻居及亲戚朋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私密文件是书信。
一部成功的《施耐庵传》，不仅要有史实性、真实性，还需要有故事性、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才有味”。穿越历史时空，与文学大师施耐庵对话，领略其逸飞的豪情、横溢的才华、博大的胸怀、独具的人格，感悟正气、大气、浩气、朝气和锐气，于我是艰辛的，也是幸福的。
老一辈学人常说，文史相通、文史不分家，其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史有别，治学传统因学科日趋细分而难以为继。连史料文献还分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前者隶属文学，后者隶属史学。学者要作家化，借助史家的视角对文学性史料作出新解读，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家后院的史料库存，以便在写作中拥有长袖善舞、多金善贾的更大空问。历史所记录的是事实，文学所描述的是想象。前者复写客观的现实，后者倾吐主观的感情，一为基础，一为派生，正像形体之于影像，不能分割也不是一个东西。
赵子昂夫人在《我侬词》中说：“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我两个，一条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也应该像这样。
甲骨文是中国历史终于有了大量文字可以印证的起点，清末金石家王懿荣发现了“龙骨”，这激活了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连孔子、司马迁也由于没有见到过甲骨文而对商代不太了解，而这居然被临近灾难的现代中国人感知了。
本书对学界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行文中尽可能予以彰显。作为力图成为施学（施耐庵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本书尽可能地将全部资料汇聚一体；但本书追求的不是折花入瓶，而是采花成蜜，不是杂粮共煮，而是五粮成液。酿五粮而成玉液，汇百川而成大海。大海里是分不出东江西河的，正如一部机器不可能在每个零部件上标明零部件的生产厂家，这也是需要学界前辈与时贤能理解的。或有个别疏漏未提及者，在此一并致谢。
寻踪、破译、发现施耐庵已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部传记文学的写作不像科学是跨越性的，而是累积式的，是一个个证据、遗址、口碑的链条连接，作者力图在用一根五彩的线，将一个个散落的珍珠串起，整理和输出，创造和转化，这耗尽了我前半生的生命。我想，我还会静听读者的回馈，欢迎批评与建议，并望在此书修订时努力臻于完善，达于完美。
作者
2013年5月1日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采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淀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采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尽可能做到精致、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时间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生平事迹记述很少，留下很多“谜”供后人猜想、研究。《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应是研究成果之一。本书作者浦玉生是研究施耐庵的专家，尽其所能搜集了相关史料和民间传说，将施耐庵这位历史奇人、文学巨匠的生平故事，和他创作《水浒传》的因缘与历程，一一道来，特别剖析了施耐庵及其《水浒传》与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张士诚的关系，破解了许多谜团。《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特色之一是大量运用与施耐庵相关的民间传说，辅以实地相关遗存，塑造了一位秉性聪颖、才华横溢、文武双全、足智多谋、扶危救困、隐居草泽民间、为英雄树碑立传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
施耐庵，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本名彦端，汉族，今江苏泰州兴化人。博古通今，才气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一切技术无不精通，35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书，与门下弟子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写成“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由浦玉生编著的这本《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位文学奇才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