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此前并没有见过面，只在信里交换过照片，抒发过各自的怀才不遇，结尾是：致以革命的敬礼。父亲是镇上中学的老师，这是母亲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父亲的主要原因。母亲的偶像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梦想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女教师。那一年在她插队的淮北农村，保送复旦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在最后一刻被让给了别人，而她只能上一所当地的卫生学校。公社领导劝她“服从组织安排”，母亲哭红了眼睛，答应了。不答应又能怎样。几年后恢复高考，母亲一边值夜班一边复习，饿了啃窝头，用酒精灯煮山芋糊糊吃，每天睡两三个小时。考前一个月，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峻的外公流泪了。
在送亲的队伍里，唯一见过父亲的是我的舅舅。婚礼前两个月，舅舅受外公外婆之托，来小镇“侦查”过。他倒了两趟车到安亭，父亲划着船来迎接。两人接上头，小船穿过芦苇丛，滑向爷爷家的小院。一顿大酒，舅舅沉沉睡去。第二天，父亲安排拖拉机送舅舅去县城火车站，又给他买了回上海的软座车票。在打给安徽的电话里，舅舅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阿姐，这个男人没问题!
婚后，母亲顺利地调动了工作，落户在小镇。在我小时候，去上海是件大事。母亲提前好几天就高兴，父亲则一直忙着张罗行李。编织袋里塞满了青鱼干、咸鸭蛋、酒酿、乡下人做的糕团，一只鱼篓里爬着甲鱼或大闸蟹，菜篮上静静地卧着一只鸡。我们走到小镇北边的汽车站，等待过路开往安亭的班车，四十分钟一班，很挤，车厢里弥漫着一股人肉的酸臭。到了安亭再换一部叫作“北安线”的公交，沿着曹安路开进上海市区。印象中，这条路一直在修，坑坑洼洼，漫天尘土，一车人在无休止的颠簸中昏昏欲睡，路边是连片的农田和灰蒙蒙的厂房。黄渡、封浜、江桥、真如……这些熟悉的地名一闪而过。窗外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当看到曹杨新村密密麻麻的新公房，我就晓得，到上海了。之前的道路仿佛都不能算是上海。
1990年的某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看到的消息，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武宁路上开了家肯德基。后来知道，这是上海第二家肯德基(第一家在外滩东风饭店)。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哪知道什么“啃的鸡”，只晓得爸妈要带我去吃外国鸡了。
我们下了北安线，走不多远就到了。我依然记得那人潮汹涌的景象，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母亲撇撇嘴说，像不要钞票的一样。
我们点了个套餐，二十块不到，里面有两块鸡(现在想想就是吮指原味鸡吧)、半根玉米、一份色拉、一份土豆泥、一包薯条、一个小圆面包。当时爸妈的月工资也就一百多。他们撕了一点鸡肉，两块鸡就都归我了。我狼吞虎咽地啃完，真香啊，好像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父亲老实惠地讲了一句：“下次只买鸡肉就可以了，其他什么家里都可以做的。就吃鸡，吃鸡最划算!”一直到了外婆家，我还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中，见人就嚷嚷：“今朝吃过肯德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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