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也是世界认可最复杂、最难治理的大河。这部《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的作者陈启文在多次深入考察黄河全流域，并收集、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探寻黄河命运。作品不仅从黄河源头至入海口，全程考察了它的自然、水文特点，以及灾害和成因，更充分展示了七十余年来中国人民治黄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深刻总结反思了治黄目前的经验、教训，讴歌了一代代的治黄人及水文工作者，全面展示了黄河的历史命运。

陈启文著的《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是一部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对黄河进行全景式描述的史诗巨献，是一部以赤子之心对黄河和她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深情礼赞，是一部可以与历史、与世界、与未来对话的精品力作。作者历尽艰险溯源而上，又从源头穿越大河上下，真切感受黄河的神奇壮美和岁月变迁。作品通过从古人的固堤建坝，到今人的调水调沙，黄河两岸水文地理、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示了黄河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既有对历史的追溯，又有对当下的深入思考，处处体现出作者对黄河的敬畏、黄河水利人的讴歌，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领悟。

引言

上篇 从憧憬到抵达

 第一章 忧患之源

一、宿命的追寻

二、逆着时光的背影

三、看不见的黄河

四、世间最纯净的诞生

五、失血的源头

 第二章 玛多，一个人的记忆

一、一个人的出现

二、那股骨子里的韧劲

三、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下

四、时空中的一个坐标

 第三章 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一、一段漫长的过渡

二、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三、如果这就是命运

四、一道天然的分界线

 第四章 谁能改写历史

一、没有白来刘家峡

二、万里黄河第一城

三、谁能改写历史

 第五章 大河套

一、大柳树之梦

二、塞上江南

三、只有深入，才会看见真相

四、从三盛公到乌梁素海

五、欲渡黄河冰塞川

中篇 由远及近的黄河

 第六章 黄河的命运

一、穿越晋陕大峡谷

二、一个不同凡响的高潮

三、咆哮万里触龙门

 第七章 迂回与进入

一、传说中的延河

二、从宝塔山到南泥湾

三、迂回与进入

 第八章 八百里秦川

一、山河表里潼关路

二、八百里秦川

三、当黄河遭遇渭河

 第九章  历史选择了三门峡

一、历史选择了三门峡

二、近乎完美的设计意图

三、如果真理再往前走一步

四、重新审视三门峡

 第十章 绝地上的诞生

一、黄河的命门

二、小浪底不是三门峡

三、不只是完美的假定

四、一个令人发疯的科学神话

五、假如没有小浪底

下篇 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

 第十一章  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

一、从孟津到桃花峪

二、谁能堵住黄河

三、花园口，被淹没的记忆

 第十二章 共和国的大堤

一、当守望变成远眺

二、曾经沧海难为水

三、共和国的大堤不会倒

四、从将军坝出发

五、问水开封

六、东坝头，或铜瓦厢

 第十三章 黄河滩

一、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

二、荒谬的存在，尴尬的生存

三、滩区人，路在何方

 第十四章 渐行渐远的长河

一、追寻梁山水泊

二、大汶河倒叙

三、从艾山卡口到泺口险工

 第十五章 黄河入海流

一、黄河口

二、久仰了，打鱼张

三、黄河欲尽天苍黄

四、黄河人海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晋人张华猜测到了黄河之源，仅仅只是猜测，一条长河从战国流到隋唐，才有了人类抵达河源的确凿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灭吐谷浑，置河源郡，辖地就在今黄河源区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到了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再度崛起，又有侯君集、李道宗率师远征，在《新唐书》中有大唐远征军“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的记载。随后又有史载，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吐蕃王松赞干布“率部迎亲于河源”，这个“河源”也在星宿海一带。

在元代之前，关于河源的记载，大多是往返于边塞的将军、使臣们途经黄河上游时留下的一些杂录，东鳞西爪，既不成体系，又缺少水利勘察的专业知识，有些记载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与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作为传奇稗史尚可，但在真正的河源考察上只能作为参考。若从水利史、黄河史的专业角度来追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朝廷派遣专使大规模考察黄河源，还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踏上黄河探源之旅。而在此前，还有一段前奏——时任都水监的郭守敬，在完成“西夏治水”的使命之后，没有直接返京，他还有一件酝酿已久的事情要做：考察河源。郭守敬是历史上著名的水利专家，也是历史上以科学考察为目的、专程探寻河源的第一人。很可惜，郭守敬一路千辛万苦地踏勘探源的记录，后来失传了，这也让他的探源之旅变得近乎没有实际意义。

都实一行出发时，郭守敬尚健在，依情理逻辑猜测，作为河源考察先驱的郭守敬对都实应该是有影响的，但我却未能搜寻到两人有过交集的史实。都实为金朝女真族贵族后裔，但并非水利专家，他曾三次出使吐蕃，对那条进入雪域高原的路，应该相当熟悉。史上也大致勾勒了他走过的路线，从元大都(今北京)进入甘肃河州宁河驿(今甘肃临夏一带)，然后穿过甘南的崇山峻岭，溯河而上，历时四个多月，他最终抵达了大唐将军侯君集、李道宗也曾抵达的星宿海一带。行到这里，都实也就“行到水穷处”了，凭当时的条件，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往上追溯，哪怕再往前迈一步，都是人类难以逾越的大限。屈指一算，从唐人侯君集、李道宗到元人都实，相隔六百四十年，然而在黄河溯源史上，人类却再也没有往前迈出一小步。但都实的这次探源之旅却并非徒劳无功，他与唐人虽然站在同一个地方，两者之间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来这里不是路过，而是专门来勘察河源的。都实是外行，但与他同行的应有不少内行。根据都实一行的考察成果和他们绘制的河源图，翰林学士潘昂霄撰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河源的专著《河源志》，该书记载了黄河由西南往东北流百余里汇为“火敦儿”(星宿海)的一支源流，这条河流极有可能就是黄河源流之一的卡日曲。  在都实渐行渐远的背影之后，一条大河的源头在人类的远眺中依然那么缥缈而高远。岁月深处，还将有一个又一个身影从不可知的远处跋涉而来。尤其到了清朝，把河源考察推到了一个风生水起的高潮。大清帝国有着极强的版图意识，清廷“屡遣使臣，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但一条兴风作浪的大河却屡屡与这个帝国作对。为让黄河安澜，康熙皇帝把目光从泛滥成灾的中下游转向了最上游的源头。康熙四十年(1701年)，钦命朝臣舒兰(时任内阁侍读)“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舒兰、拉锡一行于当年农历四月从京师出发，于六月抵达星宿海一带，发现“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这一次，他们没有在唐人、元人抵达的地方就此止住，从星宿海又往上走了两天，人类的脚步终于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大限，而在大限之外又发现星宿海之上有三座山，“三山之泉，溢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里玛勒也。三河东流入扎陵诺尔(今扎陵湖)，扎陵一支入鄂陵诺尔(今鄂陵湖)，黄河自鄂陵出。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渊沦萦绕，不可胜数，悉归黄河东下”。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一次考察都把人类对黄河源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P6-7

一

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但黄河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一个让人类费尽猜测的千古之谜。这一谜团近年来已被中国地理学家揭开了，并且向世人再现了在地球造山运动中大地重新塑形和黄河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的阐释过于深奥，这里我尽可能把它转化为简明扼要的常识。第一阶段(距今三百二十万年至三百万年)，在黄河形成之前，青藏高原及甘肃一带为海拔千米以下的“准平原”，广布发达的、流向不同的内流水系，这是孕育黄河的子宫。而当时的华北平原还是古海洋，一直漫延到今天的三门峡一带。第二阶段(距今两百四十七万年左右)，随着青藏高原持续上升隆起，海拔高度超过2000米，山地起伏增大，纷乱的内流水系逐渐在洼地形成新的湖泊，此时黄河尚处于最初的孕育中。第三阶段(距今一百六十万年左右)，这是地质构造巨变期，青藏高原在一次猛烈的抬升运动中，致使其他板块边缘发生褶皱状断裂，形成黄河生成区的阶梯状地貌。

最好是去兰州九州台实地查看，那儿离黄河母亲并不太远。那是一座典型的黄土峁阶地，一听名字就能猜测这又是一处与大禹有关的风景。传说大禹导河积石，曾登临此台眺望黄河水情，察看四周地形，并在台上将天下分为九州。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水中可居日州”。从字面上看，“州”字正像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从此，“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而一座黄土峁阶地的一次命名，从此，它也被置于华夏文明的核心。隔河相望，是一座与之相对的皋兰山，既是对峙，也是呼应。皋兰山比九州台还高出60多米(海拔2129米)，由此形成两山夹长河的峡谷地貌。这黄土中的陡崖、陡边坡及沟谷两岸直立的深沟峡谷，见证了一条大河以缓慢而持久的冲刷穿越黄土坡的过程。而据地质学家勘测，皋兰山北坡仍在隆升，这足以证明让黄河诞生的造山运动还未停止。一直以来，九州台被地理学家认为是黄河最高阶地。但最近，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的学者又在九州台一带新发现一级比九州台还高100米的台地(阶地)，这为黄河的生成演变史找到了最有力的地质根据。一方面，经对这片台地的古地磁探测，可以确定黄河生成年代为距今一百六十万年左右；另一方面，它又一次再现了黄河生成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些阶梯状地貌的出现，才让一条大河呼之欲出，原来广泛分布的古湖泊，还有纷纭散乱的高山流水，才终于遇到了一个知音——黄河。它们造就了黄河，黄河也成全了它们，一条百川交集、万溪汇聚的大河，就在千山万水中诞生了。

最初的黄河远没有今天这样漫长，它还将不断地延伸自己的生命，一边是在流水的冲刷下切作用下，产生溯源侵蚀，使源头不断向上延长；一边是它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滚滚泥沙在下游淤积，填海造陆，造就了一个幅员辽阔、沃野千里的华北平原，又在自己造就的大陆上向越来越远的苍茫大海延伸。这是天地造化的良性循环，先是青藏高原的抬升造就了黄河，而黄河和黄土高原又造就了华北平原，华北平原又造就了中华民族。

追溯黄河流域最古老的文明，又有一个惊世的发现。20世纪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山西芮城西侯度村一片高出黄河河面约170米的阶地上，发掘出了距今已有一百八十万年的古人类遗址，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比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还早约十万年。这一发现让世人在震惊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发出了惊呼，华夏文明的第一缕圣火竟然在如此遥远的岁月就在黄河岸边点燃了。然而，这一发现虽佐证了黄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却也颠覆我们此前的历史叙述：既然黄河生成年代为距今一百六十万年左右，而黄河流域的人类史至少还比它早二十万年，这又如何解释呢？唯一的解释是，那时黄河还没有完全形成，很可能还是一段一段分隔开的自然段落，而西侯度的古人类恰好就在秦晋高原的这一个自然段落里繁衍生息。对这一猜测，有地理学家从地质学及卫星图上分析、推断，也能得以验证，如今分隔在黄河两岸的秦晋高原，原本就是浑然一体的黄土高原，在黄河奔腾不息的冲刷下才形成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河谷。

如果我们遵从上述历史推断，那么人类与黄河的历史关系将被颠覆，这些在黄河完全形成之前就已出现的人类，毫无疑问是黄河生成、演变的见证者。然而人类又一直没有看清这条历史长河的来龙去脉，面对这条在岁月中哗哗流过的河流，人类一直在不断地追问：黄河到底从哪儿来？这从遥远岁月深处发出的追问，一下把人类历史激活了。那亘古的追问，一如现代人对宇宙的追问，在距离人类非常遥远的时空中，在无尽的岁月中，人类对那神秘的大河之源充满了无尽的猜测和想象。

二

黄河是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二长河，也是世界第五大长河。这是一个早已写在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却也未必百分之百正确。这里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说法为准，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的约古宗列盆地，由此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区，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包括内流区在内79.5万平方公里，流域内总人口约一点零七亿”。从河长、流域面积和流域内总人口看，黄河在中国江河中名列第二，但衡量一条河的大小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实在的指标——水量，一般以“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来表述，以下一律简称为水量或年径流量。

当我开始涉足黄河时，许多熟谙黄河天性的人就一再提醒我，“黄河是一条河情特殊、极其复杂难治的河流”，其不同于其他江河的显著特点，第一就是“水少沙多，水沙异源”。那么黄河水有多少？沙有多少？

……

我和他交流时，他还特意补上了一句，在治河防洪上，“以前是抗，现在是避”。这话听着简单，却又意味深长。倘若没有人类，黄河处于自然漫流的状态，一切自然而然，也就无所谓水利水害。水利于人，水害于人，皆是以人类的立场来判断，从而采取趋利避害的对策。以前的抗，主要是针对黄河的灾难性一面。每当洪水滔天时，人类视黄河如当前大敌、人类的天敌，而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只能采取对抗、抵抗、反抗等强硬措施、铁腕手段，这就难免伤及无辜的河流。而陈小江提出在顺应自然规律、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同时，把黄河灾害给人类带来的危机化为生机，如黄土高原的山洪暴发、水土流失，以前给人类带来了惨重的灾难，如今通过生态修复、植被保护和淤地坝建设，洪水泥沙都转化为了人类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既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又在维护黄河的健康生命上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这不就是“治河为民，人水和谐”的境界吗？

这里我无意于对李国英、陈小江的个人做出评价，他们都是相当低调的人，一再强调人民治黄的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打造的，人类的治黄思想也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推进的。黄河人对治河的探索与追求，其实也是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境界，如《中庸》提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首先是对人类提出的要求，如果人类的自觉修养能够达到像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则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也是“人水和谐”的理想境界。

四

在告别陈小江的第二天，我就奔赴黄河上游。这是一个从幢憬到抵达的过程。

走向她，是自然而然的。她仰卧于象形的波涛之上，世界一片安详。

阳光穿过真实的尘埃，像大河一样苍黄。随着我灰色的影子渐渐接近，眼前泛出了一阵一阵的水光，迷蒙之感随之而来，我擦了擦眼镜上的一层灰尘，才看清一个母亲的形象。尽管我憧憬已久，但还是未曾预料，一个黄河母亲的形象会被人类塑造得如此年轻饱满，这和我想象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慈母形象有着太大的反差。以天空、大河和逶迤起伏的山峦为背景，一个长发如水的女子，一个敞开了胸怀的母亲，就这样坦荡着自己，一副对人类毫无防范的姿态，随着那像波浪一样起伏的身体曲线，那丰腴而光洁的双腿泛出了湿润的光泽，让我在刹那问感到了一种冲动和抑制不住的情思。一个光溜溜的婴孩，依偎在母亲怀里，这样一个天真而又活泼的黄河之子，也让我走向一条母亲河的压抑和沉重一下减轻了许多。母亲眼含微笑，甚至有些羞涩地看着她的儿子，那长久的凝望，只有以同样的凝望才能理喻，理喻那疼爱中隐含的忧伤。

一个母亲忧伤的眼神让我麻木已久的灵魂瞬间苏醒。黄河，母亲！这不是一个矫情的比喻，在凝视她的那一刻，你会下意识地觉得，你和一个母亲、一条大河有了血脉与命脉的联系和心领神会的默契。在这里，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她了，就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她，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陌路人，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又有了一个团聚的机会，围聚在母亲身边。

我心里十分清楚，这只是黄河上游的一尊雕塑、一块石头，不是大理石，而是花岗岩，据说就是这黄河底下的花岗岩。这让我对一个母亲的形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不以深刻的方式，谁又能在这顽石身上慢慢刻画出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那基座上的波浪纹和鱼纹图案，是源自古老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而最早开始塑造它的就是黄河上游的先民们，其中也许就有我们的祖先。无论你现在栖身何处，又无论你是喝哪条河水长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谁也无法割裂同黄河的联系，我们生命中的染色体都是黄的。

看见她了，你会不知不觉地弯下腰、低下头，一种儿女面对母亲的姿态，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完成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完成的。

看见她，你就能真正看见一条大河了。

每当一次写作进入尾声，无论短暂还是漫长，都有如释重负之感。然而，对黄河的书写，在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后，感觉却依然如我书写的这条大河一样复杂而沉重，似乎还远远没有写完，永远没有尽头。

在采写以中国七大江河水系为线索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趁年富力强，还跑得动，把中国七大江河都单独写一本书，这也是我初步设想的“中华江河丛书”。在《命脉》中，黄河仅占一章的篇幅(约七万字)，而以这么短的篇幅要描述出一条万里巨川的全貌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深入，才会深刻感觉到，黄河是一条最有个性、最有命运感的大河，更是一条最既错综复杂，又变幻莫测的岁月长河。在关于江河水系的书写中，这也是一条让我难以描述的大河，几乎所有大小江河存在的问题及症结，在黄河身上都能找到。无论是从中华文化源流的人文意义看，还是从中国江河治理的现实出发，黄河，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被摆在了第一位。

奔波于大河上下，最切身的感受就是自身的渺小和局限，一个人要把一条万里长河从头到尾走一遍，哪怕以如今飞奔的速度，也只能是浮光掠影。若要把一条长河从头到尾走一遍，还真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回顾近几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穿行于一条长河贯穿的峡谷、高原与平原间，虽是雪泥鸿爪，亦可立此存照，这也是对自我遗忘的一种抵抗。

在2010年至2011年两年问，为写作《命脉》之黄河篇，我对大河上下做了一次田野调查式的采访，但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次采访只是对黄河主干的一次浏览。

2012年5月，时值春夏之交，正是农历阳春三月间，“黄河自仲春迄秋，季有涨溢。春以桃花为候，盖冰泮水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二月、三月谓之桃花月”。因冰雪融化而常引起洪水，人称桃汛或桃花汛，这是黄河凌汛过后的第一轮汛期，这个季节万物复苏但生长尚未茂盛，也是水土流失的高发期。我特意选在这个季节，对黄河中游的晋陕大峡谷、陕北黄土高原及延河流域、清涧河流域、渭河流域及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探访，也正是这次探访，让我对黄河与黄土高原的关系有了更深人的打量，更让我直接感受到，黄河的命运，乃至一个大河民族的命运，就是由黄土高原决定的。

2013年10月下旬，农历九月，“以重阳纪候，谓之登高水”，这一次我从黄河中下游分界线的洛阳孟津、荥阳桃花峪开始，对郑州花园口、开封柳园口、兰考东坝头(铜瓦厢)等黄河中下游的关键点和险工段以及黄河滩进行了重点采访，而重中之重是对小浪底水利枢纽又进行了一次深入采访，这次采访由于黄委和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局的特殊关照，让我深入其内部的核心区域，有了更深入的发现，更深入地感受到了这座水利枢纽在绝地上诞生的非凡意义，这是人类重塑黄河的命门之所在。  2014年7月到8月底，我从青海黄河源区到内蒙古托克托河口段区间，对黄河上游做了一次从头到尾的深入采访，尤其是宁蒙河段内蒙古河段一度被我忽视的凌汛，让我认识到黄河在桃汛和伏秋大汛之外，还有另一种更深重的、防不胜防的灾难。

2014年11月，我再次奔赴黄河上游采访，对黄河中上游的主要支流渭河和仅次于渭河的第二大支流洮河流域进行补充采访，尤其是洮河，由于此前的疏忽，我与这条支流一度擦肩而过了，后来听黄委一位专家说，这条支流为黄河至少补充了十分之一的水量，也是注人刘家峡水库的一条重要支流，而引洮工程和甘肃中部地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让我又一次回到了黄河上游，也让我倍感江河水系是如此复杂。这次擦肩而过的疏忽，反过来也给我敲了一个警钟，人类在时空中有多么渺小，视野是多么狭窄，而为了追寻真相，我也只能多走、多看、多问，而且还要在风流水转中不断转圈子，在山重水复中不断地走重路，才有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扩大自己的视野。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对暂时不能确定也没有确证的存在，应该以科学的辩证观去“小心求证”，绝不能“大胆假设”，轻易下结论。——这也是我追寻事实真相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

2015年2月至4月，我在黄河凌汛期出发，从内蒙古河段穿插到陕北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地交界处，穿越黄河支流无定河流域后，又一次穿越了晋陕大峡谷，对黄河小北干流、汾河流域、三门峡水利枢纽、豫西大峡谷、洛河流域及故县水库、伊河流域、豫西河段、沁河流域、孟津，有选择性地进行了重点采访。

2015年7月，我再次赴甘肃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源头采访……

这期间还有一些穿插性的、选择性的采访，这里就不说了。而那一次次长途跋涉的艰辛，说出来其实也没有多少意思，这么多年来，连我自己都感到迟钝和麻木了。江湖凶险，哪怕到了今天，很多地方依然是我难以抵达、无法逾越的大限，其凶险程度依然是致命的。2014年8月初，我抵达了黄河源区，登上青藏高原雪山冰川，高寒缺氧，头疼欲裂，狂风乍起，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瞬间把我打入冰雪世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而同那些黄河源头的守望者相比，这短暂的经历又算得了什么？

有人说，一个人能走进这样的生命禁区，哪怕什么都没有干过也是一种牺牲，而在这样一个凶险之地，从一开始牺牲就成了最大的可能。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这是一种奉献、牺牲、理想主义，只会让人感到矫情。但既然选择了报告文学，选择了“大河上下”，我就不能不来，抵达现场，这是对报告文学的一个起码要求，仅仅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连第一步你都没有迈出来，不但难以追寻真相，反而会闹出笑话。有时候我也会自己琢磨，从《命脉》到《大河上下》，我一直在超负荷地劳动，而报告文学既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我这样在江湖中奔波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功利？一部这样的报告文学，投入巨大的精力还有费用，最终获得的只是一点儿菲薄的收入，付出的却是收入的数倍，如此得不偿失的事情，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来支撑，谁又会去干？我承认，也许我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吧。从根子里追溯，这与我身为湘人或许也有某种关系，我自小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染，追溯湖湘文化之源，一是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可以加上一句“虽九死其犹未悔”；二是范文正公为我家乡的岳阳楼抒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敢妄言自己“胸怀天下，忧国忧民”，但对自身遭际还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否则一切将无法进行下去。

好在，这些年我养成一个还不算坏的习惯，在外面采访累了，就回来埋头写一阵，把写作当作采访的休息；写累了，又重新上路，把采访又当作写作的休息。如此交替进行，好像一直在工作，又好像一直在休息，这也算是我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小秘诀吧。这本书，原本是不打算写这么长的，只想在《命脉》黄河篇的基础上进行补充采写，最多也就二十万字吧，结果是，黄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河上下，太厚重了，也太复杂了，最终写成了现在四十多万字的规模，原来的那点儿篇幅只是个小零头了。关于黄河的生态问题、水危机问题、重点工程、重大事件、典型人物或某一局部流域的书写，已有很多了，如果让我选择，我其实也更愿意去写一个断面或一个侧面，但“大河上下”就是一个全景式的命题，也决定了我只能对黄河从头到尾进行全流域的采写，历史，现实，水利，水危机，水生态，几乎所有关于黄河的问题都必须展现出来，由此而对黄河的命运做出完整的、全方位阐述。以文学的方式对黄河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和报告，应该说这还是第一部。如果不是这样，我又何苦把黄河重写一遍？而我通过这次采写，再次发现，几乎每一章都可以写一部巨著，这也让我又一次感到了自身的局限，人生有限，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是永远无法写尽的。

诚如本书的立意，我书写的主题是黄河的命运，而黄河的命运背后，也是人类的命运。对江河的叙述是一种历史感和现场感很强的叙述，我对大河上下的追踪，最终都必须通过很多过来人的讲述来呈现，这也是我惯用的方式，通过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个体叙述者，用他们各自的视角来呈现某个片段，从而构成一条大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在采访中我发现，人类一直处于可怕的遗忘状态，很多曾经铭心刻骨的记忆，也日渐被遗忘，包括我自己，也进入了健忘的年岁，这也逼使我采取种种方式来抵抗遗忘，一路上边走边记，手机、相机、iPad、手提电脑全都变成了文字加影像的记录工具。我所做的这一切，其实也就是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的所谓的“保持社会记忆”，以此来“抵抗社会性的遗忘、集体遗忘”。在这些个体或集体的记忆中，有些东西是无法回避的，譬如说，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是举国体制下的国家工程，这也高度而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干大事，而在这些工程的前台和背后，都离不开中央高层的决策，这就难免会叙述到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人，若要刻意回避这些人物，就降低甚至丧失了报告文学的部分真实性，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又不可能直接采写，只能间接描写。这也是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必须诚实交代的。

还有一点我也必须诚实交代，尽管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涉猎江河水利方面的题材，但毕竟术无专攻，只能以专家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说法为依据，除了面对面的采访，我还阅读了上百种与我的叙事有关的书籍(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于后)，这对我也是非常难得的科普，在此对以上书籍的著作权人一并致以真诚的感谢，而我在写作过程中对上述著作权也高度尊重，一般仅仅只作参考，因我所写的并非科普类、学术类专著，也无法直接援引。此外还要感谢中国作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对我在采写过程中的支持。本书初稿完成后，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家一个多月的审读，对思想性和专业性都以科学精神进行了严格把关，这本书绝非我一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和水利专家、治河专家和黄河人合作完成的，尤其是大河上下那些守望在沿黄一线的黄河人，一路上没有你们的支持和指引，我是不可能走得这么远的。

一条大河的咆哮之声渐远，事实上她也早已不再是一条纵横激荡的大河。在静穆的天地间，她看上去是如此安详，但每次在与她对视的刹那，我依然充满了一种突如其来的震骇，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我对黄河的感觉，那就是敬畏。

201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