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隋朝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公元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袁刚著的《隋炀帝传》以人物生平为经,以专题论述为纬,既再现了隋炀帝个性鲜明、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地剖析了炀帝朝政治。作者试图在大历史背景下研究隋炀帝,将他置于历史情境中加以了解和审视。作者全面考察与我们的传主隋炀帝政治活动相关的社会历史环境,考察高踞于人群之上的帝王政治行为和权力意志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握住传主所处时代的脉搏,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实质,给予隋炀帝以正确的评价。
袁刚著的《隋炀帝传》以翔实的史料、优美的文笔对隋炀帝杨广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拨开了笼罩在炀帝身上的重重迷雾,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炀帝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人物传记。
第一章 显赫家世 少年时代
古词有云:“试问水归何处?天明彻夜东流。滔滔不管古今愁,浪花如喷雪,新月似银钩。暗想当年富贵,挂锦直至扬州。风流人去几千秋,两行金钱柳,依旧缆扁舟”。是啊!不尽长江东流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隋炀帝可谓是一个风流天子,但说书人说他“将一座锦绣江山,只为着丽堤杨柳丧尽;把一所金汤社稷,都因那几只龙舟看完,一十三年富贵,换了百千万载臭名”。然而,是非始末俱在,让我们从头说起。
隋炀帝一生50年的生命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3岁前(公元569—580年)是北周贵族子弟,皇亲贵戚;13岁至35岁(公元581—603年)为隋朝皇子,进而立为皇太子;36岁至50岁(公元604—618年)是坐江山的大隋皇帝。
隋炀帝名杨广,又名杨英,小字阿赓。本传记的称谓按照他生命历程的3个阶段,13岁以前少年时代我们称其小字阿赓;13岁封晋王以后我们称其大名杨广;35岁称帝以后我们称其谥号炀帝。虽然谥号在死后才定,但既然书是写给现代人看的,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按照古人的礼仪,将皇帝称作今上。
第一节 久分必合圣王再现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古代中国于秦汉大一统帝国之后,是长达400年之久分裂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乱世,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历史一再昭示着一位强有力的圣王,出来实现新的大一统帝国的伟业。然而,圣王在秦皇、汉武之后,几近千年才轮到唐宗、宋祖,中间似乎是一段空白。“兴亡不可问,自古水东流”。千年之间,中国就真的没有圣王出现吗?恐怕不一定。有些帝王完全具备了圣王的智质,但天不假以年,而中道崩殂。也有的皇帝主观上极想成就圣王之业,但志在无厌,好大喜功,而走到了主观愿望的反面。隋炀帝就是一个想成就圣王之业的皇帝,他“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予智予雄,狂妄得很。隋炀帝所处的历史时代,也是一个出圣王的时代,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长久的分裂必然走向新的统一,伟大的文治武功事业需要一位圣王来成就。然而,在出明君圣主的时代,却也不可避免地要出暴君昏主,而且,就在隋炀帝出生后不久,在其尚未成年的少年时代,他就亲眼领略了圣君的风采和昏君的丑态。这些肯定都在隋炀帝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阿赓华诞生日无考
公元569年阿麽呱呱坠地时,正是中国经历了长期分裂战乱的南北朝后期。当时,神州大地并立着3个王朝:北周、北齐和陈,因而这年也就存在着3个君主和3个不同的年号:即北周武帝宇文邕和他的天和四年;北齐后主高纬和他的天统五年;南朝的陈宣帝陈顼和他的太建元年。常言讲:天无二日,国无二主。3个皇帝并立于中国,这本身就预示着战争的不可避免。
隋炀帝出身于惯于征战的北周贵族武将之家,父亲杨坚是北周大将军、随国公,母亲姓独孤氏,是北周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也是武将之后,名门闺秀。炀帝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儿子出牛,父母欢天喜地,他们给儿子取名杨广。杨广父母出自将门勋贵,同时,又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母亲独孤氏成天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她小名伽罗,就是一个佛名。伽罗是梵语tagara之音的略译,意为香炉木,或沉香木。杨广之父杨坚也有一个小字佛名,叫那罗延,据说杨坚出生在一所佛教寺庙,并由庙里的尼姑抚养了多年,小名那罗延即是庙里的尼姑所取,意思是像金刚一样不可摧坏。炀帝出生时,崇信佛教的父母也为儿子取了一个佛名,作为小字,叫阿赓(mo,音摩),阿赓是梵语amba的译音,意译为母、善女。取这样一个美妙而又带有女性化的小名,可能是出自独孤伽罗的意思,一方面是希望能得到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另一方面,阿麽生来可能就像一尊美丽的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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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18年)是中国古代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公元604年至618年在位,年号“大业”,统治中国14年。杨广是一个亡国之君,炀帝乃他死后唐朝给他的谥号。《逸周书·谥法解》日:“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所谓谥号,即人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盖棺定论。而谥日“炀”,乃荒淫昏暴之意。按《谥法》:“好内远礼日炀;去礼远众日炀;逆天虐民日炀”。作为一个恶名,炀帝臭名昭著,千百年来已家喻户晓。清代思想家王夫之提起隋炀帝杨广,干脆书日“逆广”,野史小说更把荒淫的炀帝称作“色中饿鬼”。
按照古代王朝礼制,帝王死后除有谥号外,还有庙号,如杨广之父杨坚死后谥日文帝,庙号高祖。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一般都有祖或宗字,“祖有功而宗有德”,如唐高祖和唐太宗。且庙号和谥号都可作为皇帝的代称,以讳其姓名。然隋炀帝杨广则因“流恶难尽”,国破家亡,唐人仅给恶谥而未立庙号,其孙皇泰主所给美谥及所立庙号,却从来就不为世人承认,真是死有余辜。
中国古代史学有为皇帝立传的传统,皇帝不管好坏,在位时间长短,都有传记。翻开二十四史,首篇就是历代帝王本纪,皇帝传可谓是时代的标记。
皇帝,是秦始皇以来直到清朝灭亡止的古代中国的国家元首,皇帝是站立在千万黔首之上的“余一人”,是数千年来天下子民顶礼膜拜的天神。一提到皇帝,臣民只得屏声息气,重足而立,侧目而视,因为皇帝具有无上威权,只要一声咳嗽,整个大地似乎就会变色。皇帝不仅权力独专,而且皇位终身,皇统世袭,集中于皇帝个人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让性,皇权的本质就是专制主义。
东汉人蔡邕《独断》记日:“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谛也。能行天道,事天审谛,故称皇帝”。皇帝是天之骄子,人问神明,又称天子。皇帝无上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其地位被抬到吓人的高度。皇帝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以至臣民的生死予夺各种大小权皆集于皇帝。朕即国家,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皇权不受任何权力主体的限制,皇帝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使天下安危系于一人之身,国家的治乱兴衰往往取决于当朝皇帝的圣明愚顽。于是,天下芸芸众生企盼着圣君明主,诅咒残害生民以奉一人淫乐的暴君昏主。商末民众唱日:“时日害丧,予与汝同亡”。人民诅咒暴君商纣王,要与他同归于尽。
当然,皇帝并非天神,皇帝也是人,但皇帝不是普通的人,皇帝拥有任何人也不能拥有的生杀予夺的巨大权力,这个权力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昏暴之君往往造成天下大乱,“二世而亡”。而当历史把一个商纣式“逆天虐民”的“色中饿鬼”杨广抬上中世纪中国皇帝的宝座,天下的祸乱,人民的苦难,岂不是可想而知了?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好几百个皇帝,好皇帝屈指可数,多数是昏庸之辈,而残暴荒淫之主更所在多有。千百年来,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民间野史,所有的记叙中,隋炀帝恐怕都是坏皇帝中最坏的。
然而,史书的记载完全可靠吗?
人们都知道,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的《隋书》,是由唐太宗敕诏秘书监魏征主编,编撰者都是由隋人唐的文士,对隋炀帝事迹史实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不可谓知之不深,修史态度亦不可谓不认真。但他们都已是唐朝忠实臣子,动不动就宣言“亡隋之辙,殷鉴不远”,主编魏征更参加过推翻隋炀帝统治的隋末农民起义,又是唐太宗的贞观名臣。既然唐初君臣论政的核心是“以隋为鉴”,修史者主观上的政治倾向性已根深蒂固,他们站在官方立场,极力突出隋炀帝的荒淫昏暴,标榜李唐的无量功德,在修史材料的取舍上,就可能有意无意地偏离史实,其对隋炀帝怀有某种政治上的偏见也是可想而知的。
又据史书记载,唐武德四年(621)五月平定洛阳王世充,“收其图籍,溯河西上,多有沉没”。后来修史者不是凭藉第一手资料,而是更多地搀杂进了道听途说的野史传闻,使历史不自觉地遭到歪曲。
再有宋人司马光主编的大型政治史《资治通鉴》,其中《隋纪》更收集了不少《隋书》以外的资料。司马光著书的宗旨是借历史教训以“资帝王之治”,政治倾向性更加鲜明。他不仅寓褒贬善恶于叙事之中,又大量引用不可靠的杜宝《大业杂记》等唐初人的杂记、小说,通过取舍和选择史料的手法,把唐初人对隋炀帝的丑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
但我们事先要提出一个评判标准,为皇帝作传,对皇帝作评价,和其他各色人等不同。皇帝不同于普通人的最大特征是他拥有无限权力,这是任何臣子百姓所不能具有的,这个权力影响着千千万万民众的命运,正因为其权力无限,所以皇帝的行为举止、喜怒哀乐都将影响历史,因此,评价皇帝的关键就在于:皇帝如何使用这无限权力。我们要去追寻考察皇帝运用无限权力去做了什么,这种巨大权力可以干出大好事,也可以干出大坏事,可以给人民带来福祉,也可以给人民带来灾难,从而影响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历史的进程。比如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这种超强度的巨大工程在生产工具极其低下的古代要顺利完成,如果没有皇权的强制,调集千百万民工从役,是根本不可能的。大运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有人说这项宏伟工程只是为了隋炀帝的巡游玩乐,将其功绩一笔抹煞了。现在又有许多人对此大做翻案文章,使问题显得十分复杂。为什么对于同样一件事,人们的评判会如此相左,而趋于两极,我们认为,其焦点就在于评判标准不同。
如何评价一个皇帝?当然不能按现代人的标准要求他不专制独裁,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几百个皇帝,除了个别受制于权臣的傀儡外,没有不专制的,没有一个是讲民主的。但既然古老的国家体制赋予了皇帝以无限的权力,那么皇帝起码应对这可畏的权力有一点责任感,要对被统治的千百万子民的生死命运负起点责任。《尚书·洪范》日:“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替天行道,事天审谛,必须讲究君德,德侔天地才能称皇帝。皇帝不能对权力不负责任,不能为一己之利,逞一时之欲而滥用权力,驱民于水火。很明显,评价皇帝的最主要标准是:皇帝以其无限权力、绝对权力做了什么?对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其直接统治下的人民的生存状态带来了什么?是否顺应时代潮流,干了合乎历史发展的事。
当然,我们也应考察皇帝如何获取权力,以什么手段获得帝位,但这不是主要的。判断一个皇帝的好坏,不取决于皇帝获取皇位的手段鄙劣与否,而在于大权在握之后,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口头上说得好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也不行。皇帝一言九鼎,他的一个错误决定,就可能造成整个国家的灾难,而存心作恶,则其祸害更可想而知。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后人可以根据其行事去作评判,但其当代人民则更以其亲身感受作出最直接的反映,这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专制皇权既然如此厉害,那么,我们评价皇帝,就是要看他们以其专制权力做了什么?看其使用权力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这才是公正的评价。
结语 莫道有才能治国 须知亡国亦由才
我们以“大历史”的视野展开隋炀帝生平,从他的祖父西魏北周大将军杨忠以武功开创家业,一直写到炀帝遗孀萧后在唐贞观末年谢世,与炀帝合葬雷塘。虽然隋炀帝只活了50岁,在知天命的盛壮之年被弑暴死,但我们在他的传记中所展现的与他相关的历史前后有100年。从西魏北周开创关陇局面,一直写到唐初以亡隋为鉴开创贞观之治。历史是一个大舞台,我们认为,只有全面考察与我们的传主隋炀帝政治活动相关的社会历史环境,考察高踞于人群之上的帝王政治行为和权力意志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才能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实质,才能给予隋炀帝以正确的评价。
写到这里,我们也的确应为隋炀帝的平生行事作一个最后评判了。然而,在作最后评定之前,我们还必须对隋炀帝生活的时代作一简要概括。
毫无疑问,隋炀帝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秦汉大帝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确立,到汉魏之际集权的专制帝国崩裂,中国历史经历了长达400年之久的分裂。到隋唐统一大帝国的重建,古代中国出现了超越秦汉,在当时世界也堪称第一的文明繁盛的新王朝。从公元550年到公元650年这100年,可以说是从天下大乱达于天下大治,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从来就为治史者所瞩目。
时势造英雄,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大乱达于大治,时代需要伟大的领袖人物出来建功立业,开创新局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历史也要造就出这样的人物来。隋炀帝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是一个大英雄,他志包宇宙,气吞山河,“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使大隋王朝地广三代,威振八绒。他的开创性文治武功在其前代帝王中的确少有人能与之匹畴,这样的帝王不是英雄,难道还能是脓包?
当然,时代造就的英雄并非隋炀帝杨广一人,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表哥唐高祖李渊、表侄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北周武帝宇文邕等,也都是时代造就的大英雄,功业卓著。乱世出英雄,帝王之中英雄多,将帅大臣中能人更不少,如文有高频、苏威、魏征,武有贺若弼、韩擒虎及其外甥李靖,还有文武双全的杨素和反隋盟主李密等等。然而,英雄之外,脓包仍然不少,由于每个人的智质不同,同样的历史条件同样的生存环境可能造就出迥然不同的历史人物。如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天元宇文资、陈后主陈叔宝这样的昏暴之主、亡国之君,他们也影响了历史,使日月黯然失色。就是在杨广兄弟5人中,也个性迥异,太子杨勇庸劣暗弱,秦王杨俊无所进取,蜀王杨秀和汉王杨谅狂妄暴虐,他们的政治素质都不如杨广。司见,虽然时势造英雄,但大英雄也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成就。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最好办法,同是帝王,有优有劣,一比较就见高下。隋炀帝活着时,先后出现过近10位君主,当然加上自称天子的如王世充、刘武周之流,那就更多,这些人既不被正史承认,我们也就弃而不论。专就正史有传者而言,就有北周武帝宇文邕、天元宇文贽、静帝宇文衍;北齐后主高纬,陈宣帝陈顼、后主陈叔宝,隋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皇泰主杨侗;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等12人。这12个皇帝的个人智质和功业及对历史的影响各不相同,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类型。
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君主专制时代,从秦始皇到清末溥仪的2132年间,确有名号的皇帝大约先后出现了332个,而那些曾称皇帝的农民领袖及分裂割据时期称王称帝或未敢称天子却建有小朝廷的君主更无法统计。有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上这332个皇帝进行分类,认为有创业型、守成型、鼎革型、荒淫型、误国型、残暴型、傀儡型及太上皇等8种类型的皇帝。隋炀帝被认为是残暴型,其父隋文帝杨坚属创业型,炀帝的两个孙子越王杨侗和代王杨侑则属傀儡型。这种分类较之传统习惯上依据帝王品质及功绩将皇帝分为明君、暴君、昏君3大类更细,特点更加分明。然而,太细反而不能说明问题,有些皇帝如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都身兼创守和鼎革,隋炀帝更极具残暴性,与荒淫型也沾点边,到底属于哪一类型就不好说了。我们还是赞成把君主划分为明君、暴君、昏君3大类型,或许还可以加上平庸型的庸君。清人赵翼就说汉代“但有庸主,而无暴君”。如此,则为4大类型。当然,每一种类型都是相对而言,其标准既要看其政治作为、事功、业绩和才干,也要看其为君之德,即帝王品质,这主要是指其对被统治下的人民的态度,和其对权位的责任感,简单地说,就是才和德。一般说来,有才有德的君主可称之为明君,有才无德可能成为暴君,有德无才为庸君,无才无德当然就是昏君了。
……
我们所讲的帝王之德,主要是指其对权位的责任心,对其被统治下的子民的同情心。先贤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德的帝王绝不致滥用权力驱民于水火,而是存民、保民、养民,尊重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这可以说是帝王最大的德。在这个大前提下,甚至有些私德并不好的帝王,也并不影响他成为圣王。如唐太宗,在私德方面与隋炀帝难分伯仲,在贪恋女色方面他也绝不在隋炀帝之下。唐太宗晚年奢侈竟荒唐地求仙吃长生不死丹药,以致毙命,临死时还残忍地令他宠幸的美女孟才人殉葬从死,应该说是相当缺德。唐太宗的私德其实比隋炀帝好不了多少,但可贵的是他懂得民可畏,不敢滥用权力搅动天下,个人的私德缺憾不致造成社会的震荡,从而造就了太平盛世。隋炀帝的缺德,缺就缺在滥用权力,他迷信专制权力,想一夜之间成为圣王,以行政力量使全民就役,驱民于水火,结果文治武功全都走了样。由于出发点不对,其结果也是将圣王之业变成了祸国殃民。有人说隋炀帝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此话不错,圣王变成了小丑,好事会转化成坏事,虽顺应了历史潮流,但走过了头也会走向反面。隋炀帝不讲君德,对自己统治下的千百万子民没有同情心,责任感,与人民为敌最后被万民所弃,成为千古暴君。
我们也不同意对隋炀帝的功过进行量化,所谓几分成绩,几分错误,或功大于过,过大于功,这是把历史人物简单化。隋炀帝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暴政。大业之政一件一件地看都是德政,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好事,但总体来看,加起来算总账就成了人民难以承受的大暴政。这就不是几分成绩,几分错误所能概括的,也无法精算。大业之政应该说有全局性的错误,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也不能抓住一点,不计其余,要全面看问题。对帝王行为作价值判断不能只计其功,不计其德,只计其功效不计其成本:不看其对千百万人民的基本态度,只看其对历史的推动对国家的贡献。帝王权力无限,一言九鼎,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铸成全民族的灾难,功过难以量化,也不能借口主观愿望好,面对灾难性的后果而不去追究其罪责。对帝王的功过,还是应做全面的定性分析。
隋炀帝是暴君,大业之政是暴政的定性没有错,但隋炀帝才华横溢,颇具魅力,功业伟大,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的评价也没有错,二者并不矛盾。暴君不一定就没有功业,大可不必先将隋炀帝说得一无是处,然后戴上暴君的帽子,相反,我们倒是要深刻认识历史上欲成大业者却翻车而为暴君的事实。隋炀帝和唐太宗相比,“功业相同仁暴异”,一个是暴君,一个是圣王,仁暴之间并不在于功业的高下,而是其君道君德的差别,是其如何使用无限皇权的基本态度的差别,及其导致的不同政治后果的差别。暴君之暴是对人民暴,是滥用权力对其被统治的千百万子民施之以暴政。隋炀帝不是无所作为的庸君,也不是只顾淫乐的昏君,他文韬武略,矜夸好大,志包宇宙,功业厥伟,主观上他想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圣君。但他迷信权力,不恤百姓,为建立个人功业不顾一切,而越是有才干,越是具备大英雄的资质就越能搅动天下,成为大暴君。暴君和圣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心中是否存有百姓,是否对人民施行仁政,因此,同是君王,功业相同,以其对人民的态度不同就可能趋向两极。隋炀帝不修仁德,不尊重人民最起码的生命权、生存权,以人民为敌,唯其权力意志是用,唯我独尊,拒谏饰非,最后把国家拖人祸乱,自己也成了独夫民贼,为万民所弃。古训说得好,人民是水,君主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万民对暴政的反抗浪潮中,暴君隋炀帝虽逞凶于一时,最后却又显得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可怜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