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精)》一书是亨利希·海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是在歌德逝世后对德国文学发展的总结，也是给新的德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提出纲领。海涅的总结和他的纲领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前，却是最好的总结和最进步的纲领。这是一部充满战斗性的著作，它从政治、哲学、宗教、文艺，从世界观和历史发展，从时代到个人，从各个方面批判了德国反动的浪漫派，描绘了这个派别的没落过程，论证了这个腐朽派别灭亡的必然性，宣告了它的最终死亡。海涅这部批判分析德国反动浪漫派的战斗性著作当时发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战友们为之欢欣鼓舞，而他的敌人则惊恐万分，这本书德文第一版出版仅仅一个月，普鲁士政府就把它禁止了。

《浪漫派(精)》是亨利希·海涅于1833年在巴黎发表的一部重要文艺评论著作，先后采用过《论德意志》、《论德国近代文学史》等书名，最后于1835年定名为《浪漫派》。《浪漫派》主要评论的是当时在德国文坛风靡一时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该书分别概括了浪漫派的历史，浪漫派的主要人物，以及歌德时代后期出现的悲剧诗人和海涅当时的作家们，并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海涅认为，“我们的时代要求有生命的现实的人，根本不需要那些热恋贵族骑士的水妖”，以此来回应德国当时的浪漫派思潮。

浪漫派

德文第一版前言（亨利希·海涅）

德文第二版前言（亨利希·海涅）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附篇

附录 论德国的书信

刚才我把精神自由和新教相提并论，不过我希望人们不要把偏袒后者的罪过加在我的头上，虽说我在德国是信新教的。①真的，我把精神自由和新教相提并论并没有任何党派的偏见；事实上，在德国这二者之间有一种友好关系。无论如何它们二者是亲近的，而且像母女一样亲近。即令人们指责新教有些心胸狭窄，那人们也还得同时承认它的不朽荣誉，因为正是由于新教在基督教内才允许自由探讨，使人的思想从权威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样，自由探讨才能在德国扎根，科学才能得以独立发展。德国哲学现在虽然和新教比肩并列，甚至还想盖过新教，但它毕竟只是新教的儿女。作为儿女，它总是有义务爱护、孝敬母亲；当它们俩受到共同敌人、受到耶稣教团的威胁时，血亲利益要求它们联合起来。自由思想和新教教会的所有朋友，不论怀疑派或正统派，都同时奋起反对天主教复辟主义者。当然，自由主义者也同样加入了这个反对派，他们并非真正关心哲学或新教教会的利益，而是关心市民自由的利益。不过自由主义者在德国至今同时还是一些学院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们为之奋斗的还是同一的自由思想，尽管他们想探讨的是一个纯粹政治的、哲学的或者神学的问题。有位人物的生平最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浪漫派刚一出现于德国之时就给它挖下了坟墓，而就是现在来看他对推倒浪漫派也贡献最大。这人就是约翰·亨利希·福斯。

这位人物在法国完全无人知晓，然而在德国民族精神发展方面，恰恰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更为德国民族所感激。在莱辛之后，也许他就是德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公民了。无论如何，他是一位伟人，值得我不过于吝惜纸墨来谈谈他。

福斯的生平传略几乎也就是所有老派德国作家的生平传略。他1751年生于梅克林堡，家世贫穷。他曾研究神学，当他熟识了诗歌和希腊人之后，就把神学扔在一边，认真地研究诗歌和希腊人；为了糊口，他给人讲课，在汉德恩邦奥泰恩多夫执教，翻译古希腊人的作品，生活穷苦、节俭而勤勉，直至他75岁高龄依然如此。他在老派诗人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但新的浪漫派诗人却一再撕扯他的桂冠，多端嘲笑老成可敬的福斯。福斯用诚挚的有时甚至用低地德语歌颂易北河下游的小市民生活。他根本不把中世纪骑士和圣母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而是把简朴的新教牧师及其富有美德的家庭选为自己作品的主角。在新式抒情诗人患了那么重的梦游病，那么热衷于骑士风度，那么矫揉造作时，福斯却是那么身心健康，那么富有市民风度，那么朴实无华。这位清醒冷静的福斯及其“纯贞的路易丝”和“可敬的格吕瑙的老牧师”，对于浪漫的淫逸放荡的“卢琴德”、酩酊烂醉的歌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来说，是何等可恼!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先生从来没有像他弟弟那样倾心于天主教和f-木]散放荡，他本可以和老福斯和谐相处，他们两人之间本来只有一种翻译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而这对德国语言又有很大好处。在新派出现前，福斯就已翻译了荷马的著作，现在，他又以非凡的热情翻译古代其他异教诗人的作品，而奥·威·施菜格尔先生却在翻译浪漫主义天主教时代基督教诗人的作品。他们两人的工作都是由内心进行论战的意图决定的：福斯想要通过他的翻译传播古典的诗歌和思想方法；而奥·威·施菜格尔先生却想通过好的翻译使读者便于模仿和学习基督教浪漫主义诗人。的确，就是在这两个翻译家的文风上，也表现出这种对立。施莱格尔先生不断把他的词句修饰得更甜腻和更矜持时，福斯的译文往往变得更加酸涩和粗犷，他后期的译文由于刻意粗朴几乎叫人不能去读，以致如果说施莱格尔的诗章像擦得溜滑的桃花心木地板，人们在上面容易滑倒，那么老福斯的诗章就像刻有词句的大理石块，人们在上面也容易闪倒。最后，福斯为了竞争，也想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施莱格尔在他早期活动中就已十分出色地译成了德文，结果这件事情使老福斯很倒运，而他的出版人则更是不幸。他的翻译完全没有成功。只要施莱格尔先生的译文显得太柔和，只要他的诗句有时像溶化了的乳脂一样，人们拿到嘴里不知吃好还是喝好，福斯就把那里译得像石头一样硬，人家要是诵读他的词句，一定会担心弄坏自己的颚骨。但是，福斯最显著的特点正是他那种同一切困难做斗争的毅力。他不单和德语做斗争，而且也和耶稣教团贵族主义的妖怪做斗争，这个妖怪当时从德国文学林荫深处伸出自己的妖首，福斯向它当头一击，使之身被重创。P41-43

德文第一版前言

亨利希·海涅

一

我给这里的一个杂志《文学欧洲》（Europe littéraire）写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只是其他论文的导论，可是现在我必须把它们介绍给祖国的读者，以免其他什么人为了表示尊重我，把我的文章从法文译成德文②。

《文学欧洲》上缺印的一些地方，这里我把它们完全补印出来，因为原刊物为了节省篇幅曾要求对文章做少量的删节。德文排字工和法文排字工一样，都不乏排印错误。这里我作为依据的是冯·斯塔尔夫人的一部著作①，书名叫作《论德国》（De L’Allemagne）。同时我也不得不纠正《文学欧洲》编辑部附加在我这几篇文章上的一句按语，他们认为“对天主教法国来说，德国文学必须从新教观点来加以说明”。我以前的辩驳是徒劳的，我说：“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天主教法国了；我不是为什么天主教法国而写作的；只要我自己提出，我在德国属于新教教会就够了；这个提法只是表示一件事：我乐于在一份路德教会名册里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炫耀一番，这终究允许我可以在科学著作中发表任何意见，即便这类意见是与新教教条抵触的。反之，那句说我是从新教观点来写我的论文的按语却会给我套上一个教条的枷锁。”这些话都是徒费口舌，《××欧洲》编辑部对这种微妙的、德国式的区别置若罔闻。我讲明这一点，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人们责怪我表里不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免于遭受愚蠢可笑的猜疑，好像我是要重视教会的区分。

因为法国人不懂我们德国人的学院式的语言，在一些有关神的本质的论述上，我用了一些法国人由于圣西门主义者使徒式的热忱而已经熟悉的术语。既然这些术语十分明白、确切地表达了我的想法，在德译文中我也就把它们保存下来了。容克地主和僧侣们近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害怕我的话语的威力，因此，企图使我名声扫地。但他们尽可以歪曲滥用我的那些术语，以便捕风捉影地宣判我犯了唯物论乃至无神论的罪过，可以把我当作犹太教徒乃至圣西门主义者，尽可以用一切可能的污蔑诽谤在他们的贱民面前指控我，然而却没有任何怯懦的顾虑能促使我用陈腐的、模棱两可的词句来掩盖我对神圣事物的看法。朋友们也尽可以因为我没有适当隐藏自己的思想，因为我无情地揭露那些绝顶美妙的东西，因为我得罪人而感到不快，但无论是我的敌人的恶毒用心，还是我的朋友的圆通的蠢计，都不能阻止我在人类最重要的问题上、在上帝本质的问题上直率坦白地表明自己的信念。

我不是那种把精神物质化的唯物主义者，毋宁说我是把精神还归物质，又使物质贯穿着精神。我使物质神圣化。  我不属于无神论者，他们在此是进行否定，而我却进行肯定。

那些对上帝问题不愿讲明自己看法的冷淡主义者和所谓的聪明人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这种保持缄默的否认上帝的态度，现在甚至成了市民的罪孽，因为那样一 来就会沉溺于那些至今依然充当专制制度支柱的荒谬思想。

万物始终在于神。

1833年4月2日写于巴黎

二

本书第一部分的前言也能说明发表第二部分的理由。第一部分概括论述了浪漫派的历史，这一部分则分别论述浪漫派的主要人物。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将着重谈谈施莱格尔传奇故事中其余的英雄好汉，然后也谈谈歌德时代后期出现的悲剧诗人，最后谈谈我自己这个时代的作家们。

我殷切地请求好心的读者不要忘记，我是为《文学欧洲》写这几篇文章的，我不得不多少适应这个杂志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局限性。

既然我亲自担任本书的校对工作，我就必须请求读者原谅书中出了这么多的印刷错误。我稍稍浏览了一下我的清样就发现，自己也不免有某些疏忽的地方。这里我必须十分严肃地说明，亨利希皇帝不是“红胡子”①的孙子，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先生的年龄比我这里写的要小一岁。阿尔尼姆的出生年代也写得不对。同时，当我在这几篇文章里断言德国上等评论界从来没有论述过霍夫曼时，我竟忘记了说明一下，《卡巴尼斯》的作者、诗人维利巴尔德·阿列克西斯曾描写过霍夫曼的特点②。

1833年6月30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