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品 法会因由分
六年的出家使我清楚地知道，今日的佛门与释迦佛学中给我们介绍的，实在差得太远。今日的许多学者大师鼓噪不休的“东方文化”，距释迦、孔孟老庄太远太远。原来我也一再怀疑自己，怎么会都错了呢？但一件又一件的事实，证得我无话可说。该是恢复东方文化真面目的时候了！这个弯子绕得太大，几乎把东方文化推到了绝境。
回头来说本题。
鸠摩罗什译完《金刚经》，没有分章分品，是后来梁武帝之子昭明太子分的品。曾听到过一个传说，由于昭明妄自给《金刚经》分品，所以下了地狱。但是，又由于他毕竟弘扬了《金刚经》，分品对于初学者是方便多了，所以昭明在地狱并不受苦。据说一位有神通的高僧曾到地狱去拜访过这位敢于给佛经分品的昭明太子，是昭明自己作如是说的。
多年的经验，使我对佛门中的许多传说，多是将信将疑。太神了，就未必是实。不是有一位高僧说他游过“西方极乐”吗？我看过那本小册子，我不想评价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这位到过“西方极乐”的高僧怕是连《佛说无量寿经》也没有读过，或者是读了也没有读明白，连基本的文字关也没有过。他说的“西方极乐”顶多是一个农民想象中的“西方极乐”，与四十八愿毫无关系。上世纪70年代有则笑话，几个陕西农民谈论起的副统帅林彪，认为他的日常生活一定是极高水平的，最少每顿饭也会吃“锅魁”。“锅魁”是一种大烤饼，是陕西农民的上佳食品，可那时大部分农民不可能吃上它。那么，林副统帅该是每天都可以吃上的。农民的心念就是如此，奈何！
昭明怕也是以自己的观念来理解《金刚经》的。关于他下地狱的传说，未必是实，却有道理。
《金刚经》分品之后，每段的内容，虽然醒目了，但全经主旨却糊涂了。多年来，不少解《金刚经》的，各有各的科判，众说纷纭，分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不分品，把全经串联起来，主旨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二品是交待，第三品就是全经的主旨。就是以一般的中学生作文来说，也应是这么个顺序。一般人认为“金刚经》是解“空”的，如果认定第三品是全经的主旨所在，“金刚经》的主旨就不单是解“空”，而是“空”中自有不空了。这不空的，正是因缘，正是佛灭度一切众生的愿力。这个愿力在“宇宙—生命”这个大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主旨在这里便点出了，下文不全是围绕这个主旨说的吗？
对于稍有语文水平的人来说，这应是个常识。但是，我们的许多学者却要把全经的主旨定为“善护念”，并且是自己修行护自己的念，与经文的原文“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显然不合。
解经能出这样的问题，就不单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了，我以为这是“东方文化”在自己的发展中走了弯路的缘故。就佛门说，修行，个人的修行几乎是一切佛教徒的生命。儒道两家亦是如此，不过是叫“修养”“修炼”罢了。这个大弯路中，昭明给《金刚经》分品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是我闻
在佛经中，“我闻如是”“如是我闻”“闻如是”“如是闻”皆是一个意思，都是标志本文是佛学经典的一个符号、一个标志，凡以此字样开题的，就是佛学经典。
不是寻章摘句，而是释迦的大思维太奇特、太精妙、太深刻，逼得我们不能不透过他的文字表述去追踪他神奇的大思维。
在婆罗门的古印度时代，称之为经文的东西很多。被佛教称之为“外道”的派别，大半都有自己的经文。这些被称之为经文的东西，在卷首都有自己的特殊文字符号标志。在释迦去世前，我估计便有释迦语录的手记本，不然《金刚经》中不会记下须菩提问释迦《金刚经》该称作什么经的交待。后人说，佛经是释迦去世后，完全由阿难凭记忆整理而成的，从这里生发出阿难有过耳不忘的神通，似乎并不可靠。真是说不清是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件事、一个人，到了佛教徒口中总要加几分神秘色彩。大半的佛教徒说起来都知道这些东西是小道，而其灵魂深处恰恰又迷信这些小道。你不管如何给他讲道理，只要不显示一点神奇的东西给他看，他便连你讲的道理一起怀疑。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释迦在许多地方不断反对神秘和神通。有的时候，他看来很难把人们头脑中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破除，便在神秘之上再加一层神秘，给你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管你的思路对与不对，先行度脱再作道理。《佛说无量寿经》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释迦弥留之际，之所以给自己的经文安上“如是我闻”四字，实在是有很多道理的。
“如是我闻”如果直译就是：
“我就是这样听佛说的。”
“佛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如果分开讲，细细地讲，“如是我闻”四字就是全部三藏十二部。或者说三藏十二部就是讲了一个“如是我闻”。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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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废江河万古流
历史实在是个怪物，对于普通的衣食者似乎总是恩惠多一些。你看，不管它千回万转如何曲折多多，衣食者总是一代好似一代，百年胜过世纪。慈禧福报再大，也是无法享受电视飞机的。反过来，历史对于智者大半是极尽嘲弄之能事，尤其是对我们的某些东方文化大师们。
被我们称之为东方文化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并不太多，赝品半赝品倒是汗牛充栋。但凡被世人公认的东方文化古典作家的作品，如释迦牟尼、孔丘、老子、庄周、孟轲、荀况……其作品都可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至于说到他们的后学，尤其是汉代以降，大儒、大真人、大法师、大祖师、大学者……一代当然要传达一代的呼吸，直追先贤者大有人在。高人灭不得，灭高人有罪。但这些人都会因种种原因而生不逢时，知名度不高。至于那些在文化史上被人们称之为划时代的大师们，可以奉承的实在不多，实难与古典作家们相匹敌。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东方文化只作为文化说，其发展似乎走了一条下坡路。开始就是高峰，势必出现下行之势。历史运动真是如此辩证吗？
西方文化恰不是如此。黑格尔、马克思，就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可以匹敌的，毕达哥拉斯与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也不可同日而语。
这确实是当代人文学者要好好回答的课题。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学风问题，文风问题？
孔丘一生“述而不作”，宁可编史、编书，从未想创造编制自己的“思想体系”。
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却一再强调，他“无法可说”，谁若认为他有所说法，便是“谤佛”。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老子说得更干脆：“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这正是东方文化精华中的精华。
东方文化古典作家们，反复强调的东方文化的精华、精髓，被一代又一代的东方文化学者、智者抛弃尽净，阉割尽净。
后世学人动辄便想构思一套体系，尤其是宋儒，不管是张载，还是邵康节，还是朱熹，似乎都想构造一个宇宙体系，从这里再生发出一套万古不灭的社会道德伦理教条。体系之大而精致，实在是无所不能。试看“朱子”的杂著便可见其心胸，实可吞食宇宙。屈子作《天问》，正表屈子之博大。然而朱熹却非要一条条答完“天问”，俨然他自己就是“天”了。如此一来，《天问》原有意蕴荡然无存。边读原诗，边读朱注，真是饮一口甘汁，嚼一嘴蜡。真不知这位继圣人要干什么？卖弄学问事小，自以为是“天”，则是可笑至极。在我们今人看来，朱熹对《天问》的回答，实在幼稚之极，永远也进不了大学天文系一年级。
东方文化的古典作家们大半拒绝为人类文明、宇宙规律立法制宪。在他们看来，“宇宙一生命”这个无量系统，自身的运动变化因缘，本身就是真理，就是“天命”“道”“阿弥陀佛”(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一定的区别，此处不详论)。谁又可以为他们立法制宪呢？任何一个个体生命的“知”总是有限，以有限测无限，不是不可知，但绝不可为之立法制宪。东方文化的儒、道、释三家的创始人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是宽容各色观念，求其“和”，便是希望将自己消融到“宇宙一生命”这个无量系统中。不管如何，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的智慧，都是“天命”“道”“阿弥陀佛”给予的，他们自己什么都没有，不过是“幻影”“化身”。在他们身上闪光的智慧，如果因缘和合，也会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闪现出来。
东方文化，不管是儒道还是释，都是绝对的开放体系，孔子的“和”“中庸”，释迦强调“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都说明了这一点。“道德经》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实在是开放得连自己也没有了。
东方文化的后人们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功绩。董仲舒、孔颖达、朱熹……至近现代的曾国藩、梁漱溟……佛教、道教中人，更是人才辈出，堪称祖师者大有人在。然而，我以为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似乎大半都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
东方文化不是一种纯理论体系，实践性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特点。既开放又重实践，真正的东方文化不在书本上，而在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史乃至东方史，就是东方文化本身。我以为这应是符合东方三圣人释迦、老子、孔子的本意的，也应是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大大不同之处。这样，适应历史，适应因缘，合乎人群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发现历史运动的现实的合理性，则应是东方文化的后学对东方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
可惜的是，自董仲舒以降，儒、道、释三家的大师，在合乎时代之潮流，适应历史之需要，发展、充实东方文化之时，总是希望从开山祖师那里找到几条金科玉律，然后演绎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古不移的庞然体系。总是希望为客观历史运动制宪立法，这就不能不从真理走向谬误了。儒家还好一点，后人总还可以驳驳前人，相互之间还可以论辩论辩。佛道两家演化为门禁森严的宗教，内部的探讨几乎绝迹，一旦升为祖师，其言论皆可如释迦金口所说的经典一样，不可更易了。这一切从现代的佛、道两教的存在状态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佛教中有一位叫太虚的大师，民国年间一直想改革佛教，其结果如何？如果是理论上、教理上的公开论争倒还罢了，发展到动手动脚，便太伤法师们的尊严了，而事实确实如此。太虚的改革内容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而教界毫无探讨之风，是佛教衰落的象征。
东方文化在今日世界的地位如何？除了一些汉学家及文学者还觉得东方文化有可贵之处之外，一般人则视其为神秘主义，与原始巫术无二，这实在是个大悲剧。
……
实践第一，历史第一。只有首先是历史的整体的，才是真正的实践第一。“实践”作为范畴，不是说的“行为”，更不只是个人行为，但包括一切个人行为。
这样，东方文化便走出了理论，走进了人间，走进了历史。
我们要指出，自孟、荀以降，至董仲舒、朱熹……乃至佛、道两家的祖师大德，大半走着一条与古典作家几乎是相悖的路。他们的思路不同于古典作家们的根本之处，在于后学们把个体人的修行、修养、修炼，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相悖也未悖，原始人类走出原始宗教图腾神秘，正需要一段教化，正需要大幅度提高个体人的素质，这是历史必走一段“之”字路。我们绝不否定个人修行、修养、修炼在“宇宙一生命”系统演变过程中的价值。但是，如果由此而把个体人的修行、修养、修炼作为东方文化的基础、出发点，就与东方文化古典作家们的观念完全相悖了。中国史上自“文明”的东西一败再败、一弱再弱的历史似乎也在证明我们的观点。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的原因。
人类史，据科学家们讲，大概有三百万年的历史，此论是否准确，并不妨碍我们的论述，因为一切是缘起，一切是性空，性空既是可发展、可变化，也就是川流不息的历史。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最近的三千年，人类社会的文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不管道学家们、佛学家们、东方文化的大师们怎么说，我们今天的时代较之过往的历史绝对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大发展、大进步，不管用什么理论为准则，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是否定不了的。至于新儒家、新佛家以环境、道德问题为由，否定这个大发展、大进步，实是不懂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缘故，不值一驳。
为什么只是这三千年会如此翻天覆地？不管有多少政治斗争、经济竞争、文化较量，世界的“和”的一体化几乎是人人看得见的前景。今天的世界各国谁脱离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无法生存。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也由于高新信息工具的出现，而势不可免。“和平与发展”成了未来人类的根本主题。
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与东方文化的大思维正在暗暗相合？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在东方文化走完了刻意于个人修行、修养、修炼的方便之路后，该是我们认真发掘东方文化古典作家的本意，尤其是他们的“宇宙一生命”系统的整体观的时候了。
“否定之否定”，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我们不否定过去许多高僧大德大量著作的价值，但我们必须往前走。
这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原因。
做好这一步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相信努力是不会白费的。至于我们做得是与不是，好与不好，那是该后人去评价的事。
感谢出版社，让我的解析儒、道、释诸家传统经典的几本册子有机会集结起来面世。在今天人类整体文化心浮气躁的情况下，可以预料的是：这套丛书绝无可能成为“洛阳纸贵”的热门。所以，敢做这种注定赔钱的买卖，出版社的胆识无疑令人佩服。
这套丛书乃我二十多年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滴心得之汇总整理，不敢言“著作”，姑谓之敝帚以自珍吧！
古人讲修心，需具备“理”“法”“财”“地”四大因缘。我这一生能侥幸具足此四大因缘，务要感谢两个贵人：一位乃是我的恩师，江西东林寺方丈，上果下一大和尚；另一位是江西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先生。后者为我二十年写书提供了“财”与“地”，可谓衣食无忧、有求必应。对我这样一个落拓文入，还专门配了位秘书。若不是背靠正邦这棵大树，独自完成这上百万字的殚心竭力、条分缕析的文字工程是无法想象的。
而从“理”“法”上圆满了我的，是我出家六年侍奉跟随的亲师父：上果下一大和尚。他老人家作为出家人，在学界没有什么声名。但是，大家若有机会能看到我恩师留下的唯一遗作，便知其佛法根底之深、佛学理法之精，至今我仍感望尘莫及。
日僧《叹异钞》传入中国，吾师为之作序，序中有言：
《叹异钞》者，辟此异说。破雾海之灯塔，消疑网之智炬，立金刚之信心，信如来之宏愿。依斯愿力，悉念一心，锲而不舍，不存杂想。犹如果日丽天，绝无纤云；亦如皎月中天，清凉明历。心佛众生，感应道交。生佛一体，如水乳合。紧系此境，深入三昧。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如入禅定。世尊大慈，与诸圣众，接引行者，生极乐国。上智利根，一念花开，见佛闻法，即成菩提；下愚凡夫，恶业缠身，又有破戒比丘、邪见沙门、十恶五逆之徒、恶见邪说之辈，临终恶相，定堕地狱。或有宿植微善，便能遭值善友，教念持名，称佛圣号。称佛名故，八万亿劫生死重罪，如汤泼雪，悉令销除。十念一心即得往生。由于此辈，心坚固故，信如金刚。故能一心十念，命终往生。受苦有情，积善恶业，转轮六道，无有尽期。依佛愿力，一心念佛，临终定生极乐国土。
斯序也，有理有法，字字句句鞭辟入里，直捣究竟。窃以为，即便净土历代祖师之雄文，若以风骨、文理、法脉等一一推较论之，亦莫过如此乎。子竹不才，此生能逢善师，实三生幸事！
师父曾给我讲过他在虚云大和尚的真如寺中当主持时的一个故事。谓一禅僧找师父打禅，于空中画了个大圆，要吾师言于句下。师道：“尔钻过来！”结果禅师面红耳赤而去。由此可见吾师禅净不二的功夫，实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师父圆寂后之荼毗，我有幸侍奉尊前。荼毗时见舍利花无数，舍利子四粒。我守师尊舍利子半年方离开祖庭，发愿行脚天涯，誓以弘扬师父“理”“法”为终身之任。
这便是我现在解儒释道诸经“理”“法”之来历。师傅的教诲就是我的根基。
从吾国历史看，解儒释道经典的文字怕可称得上汗牛充栋，粗分应有七大类。
一日：古时的神秘功能类；
二日：大半是汉时兴起的神学宿命类；
三日：唐宋明的理学类，也可称神圣道德类；
四日：清时兴起的考据类；
五日：当代哲理格言类；
六日：当代哲学逻辑类；
七日：明心类；我自认是属于这一类的。是与不是，读者可自品。
前三种，我的书里有详尽评价，此处不赘言。
考据是中国文化学界的一类传统，非独起自前清，不过以清为盛。其功劳无需我在此多说，贡献应该是很大的。但，有不少人也掉进去了，譬如直把“禹”考成“虫”之类云等，就有几分无聊了。在我看来，禹可以以“人”的形式存在，也可以以“虫”的形式存在，这于上古时代应算不得什么稀罕事，然并不妨碍禹之成为圣人。今人已经不能随意找到生命自由的存在方式了，所以才把这种生命本应有的自由称之为之“神”。“禹”的多义性本就是中国文化题中之义吧？何必若此贬低古圣？
说到理学派，这里不妨再补充几句。
开理学派先河的大师应是唐中叶的韩愈，完成则在朱熹。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说博爱之谓仁，也不错，即便错也错不到哪里去。问题是：这是什么博爱，是哪里来的博爱？是人类意识中的博爱，还是生命本体本具的博爱？生命本体的这种博爱，与人意识中的博爱有联系但又是有区别的。生命本体的博爱是生命对生命“觉悟”的产物，如佛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世间人意识中的博爱，则可以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本质上是人的“动物性”的怯弱之潜意识——所引起的一种对世界的“乞求感”。显然，从韩愈乃至到杜维明诸君的这种博爱，与后世德国大哲康德等由人性解剖而得出的所谓“先天道德律令”，应该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依我看，这种博爱观与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不搭界的。
然而至今，中国的新儒家却正是接续了这个香火。由牟宗三、杜维明等树起的一面号称“博爱”的大旗上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孔子此语本是“致良知”之人深刻细腻的用心之道，硬生生被他们摁在对“博爱”的解析上，已经是驴唇不对马嘴了。
韩愈活了，朱熹再生了，康德也举手过额了，新儒家该当弹冠相庆了，而中国文化由是也成了末流的基督文化之附庸。
……
生命这个旁观者之“观”，不就是生命之“知”吗？但是，脱离了主体能知之心的客体，被知之物能存在吗？假若今日自然科学能推演到终极，一切现象界的变化，不就是“知”的能量运动的显现吗？
舍了生命之“知”，说自然，说宇宙，说世界，说社会，皆是姑妄言之，姑妄闻之。自然科学只是在发展到量子力学阶段，才了解到能知、被知不可分的秘密。“测不准原理”只是对其思维误区的一个小小的纠偏。
当今流行于人类世界的，奉欧美为经典的主流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并不认得自己天生大漏洞的文化，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逐妄型的文化。
这个文化的根本错误在于其割裂了“知”的能所关系，固化了“被知”、静止了“被知”。更严重的错误是，认为人的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能知”本身。不了解肉体，首先是“被知”，后来才冒充为“能知”的，真正的“能知”本体，有没有肉体器官同样在“知”。
别的都不说，就是现当代人对人的认识，根本不知“知”的能量运动到底来自何方，以为只是眼耳认知系统的功能。进而认为，这个肉体就是真自我。这样说到底，生命只能是“动物”。
西方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认知下，对人类作了如此这般的判断。
说“人道”，不管这个文化辞令讲得多么冠冕堂皇，实在说指向的却是“兽道”。今天的人类社会文明主潮，正是以“掠夺”为主要内在推动力的“兽道”，而披着“人道”的衣冠大行其道。看看今日之世界，不正如一个弱肉强食的大丛林吗！
“民主”，多漂亮的名词！在今天的西方文化统治的人类文化中，也是“兽道”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所谓“民主”，骨子里实是“兽道”集团内部的分赃原则。
“自由”，只是肉体的任性放浪。
“博爱”，只是“兽道”中弱者的哀鸣。只是由于与基督意识中的可怜的怜悯心合了拍，才被吹得神乎其神。
本丛书本不是当代文明的批判丛书，这一切在这个总序里也只是稍加提示，但人们可以在当代人的生活中继续仔细辨析。
是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受历史的局限性，中国儒道释的基本生命观，虽然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落实，但终比今日流行于全世界的“动物文化”还是高明得多吧？！
到了最后该说什么？爱我中华，爱我中华文化，爱我儒道释思想精华！
中国文化的使命是唤醒人类的心！
《能断真力量(精)》作者董子竹六年如一日诵读《金刚经》。对儒佛道三家均有深入研究。一朝归来，向文化大师南怀瑾叫板！他认为，东方文化必须全面重估，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存在着太多的漏洞与谬误。因此，《能断真力量(精)》中他对《金刚经》进行了重解，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废都》中的孟云房、贾平凹的挚友董子竹先生，出家六年，一朝归来，向文化大师南怀瑾叫板！
致力于文化研究的董子竹认为：近千年以来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存在着太多的漏洞与谬误。
中国文化原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且听《能断真力量(精)》作者董子竹的高见。
东方文化必须全面重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