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未被“富养”的女孩
张幼仪和陆小曼曾共同参加过一个饭局，胡适做东，张幼仪也说她弄不清胡适出于什么心理把她和新婚的徐志摩陆小曼夫妇请到一个饭局上，但她觉得自己得去，去了，会显得“有志气”。她的意思大概是，让世人看看，她并不是一个落寞到不敢面对的弃妇。
饭局上，陆小曼喊徐志摩“摩”、“摩摩”，徐志摩喊她“曼”或者“眉”。张幼仪想起徐志摩以前对自己说话总是短促而草率，她于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沉默。
多少年后，她对侄孙女张邦梅回忆道：“我没法回避我自己的感觉。我晓得，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吾友思呈君认为张幼仪这是一句气话，仿佛在针对“做人不严肃”的陆小曼，我却觉得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自省，张幼仪的缺乏魅力，也许确实因为做人严肃，而她的做人严肃，也正因为她是苦过来的人。
张幼仪于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比林徽因大四岁，比陆小曼大三岁，这年龄相差不大的三个女孩，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处境。
林徽因与陆小曼，一个生于杭州，一个生于上海，成长背景却颇为相似。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他积极投入宪制运动，做过司法总长，巴黎和会时期，更激愤地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是清末民初时候的风云之士。陆小曼的父亲没那么耀眼，却也与林长民同为早稻田大学校友，他参加过同盟会，出任过国民党高官，类似的背景使得他们视野开阔，不会囿于愚昧的重男轻女传统，所以林徽因与陆小曼，皆是她们父亲的掌上明珠，得到极好的教育，从小到大，皆入名校就读。
相形之下，张幼仪的幼年就惨淡得多，她祖上虽做过高官，到她父亲这代已非昔比，她父亲只是个据说声誉很好的小镇医生，从张幼仪的叙述看，他的识见没超过他当时的身份。
张幼仪说，她母亲有八个儿子四个女儿，但她母亲从来只告诉人家，她有八个孩子，因为只有儿子才算数，“女人就是不值钱”。这与林徽因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林徽因七岁那年，就承担家里与出门在外的父亲的通信任务，现存的她父亲给她的最早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知悉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
陆小曼更是在父母的溺爱下长大，既聪慧，又顽皮，一度到不可收拾，被父亲教训了一下，才收了心，好好读书，即便如此，也可见她父亲对她的重视。
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张幼仪的父亲也与他周围的环境保持一致。张幼仪的二哥和四哥都早早出国留学，她父亲依然觉得让女孩子接受哪怕最基本的教育都是奢侈之事，想想看，在张幼仪的幼年，她母亲还试图给她裹脚，后来在她二哥的坚决反对之下才停止，就知道她父亲的想法在当时多么普遍。
只有当张家为男孩所请的私塾先生有空的时候，才过来给女孩子们讲点《孝经》、《小学》之类。但张幼仪是要强的人，她千方百计为自己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十二三岁时候，她在报纸上看到有一所学校的招生启事，收费低廉到让她父亲不好意思拒绝，她又煞费苦心地邀请并不爱学习的大姐与她一同前往，才为自己争取到进入那个教学水准极低的学校。
所以张幼仪说，我是苦过来的人。她的这种苦，是她作为女孩，在家里不受重视所致。另一方面，她在姐妹中排行第二，三毛说过，老二如同夹心饼干，最容易被父母忽略，张幼仪到老都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算命的说她大姐在25岁之前不宜结婚她母亲就真的不让大姐结婚，算命的说她和徐志摩八字不合，她母亲却宁可改她的八字也要把这桩婚事促成，如果说因为珍惜徐志摩这个原始股，把大女儿许给他也可以啊。
在当时，张幼仪虽然心里有数，却不能提出质疑，她一直都明白自己的处境，知道只有自己能帮助自己。无论是积极地帮父母做家务带妹妹，还是积极寻求受教育的机会，都是帮助自己的一种方式。应该说，她的成长非常励志，对自己不抛弃不放弃，像个社会新闻里的坚强少女。
但是坚强少女往往无法成为男人眼里有魅力的女人，因为她们一开始就明白有付出才有收获，对世界缺了一种很傻很天真的信赖，她们不相信自己能够轻易的被爱，也就不能明眸善睐说笑自如。在不自信同时对外部世界也不能信任的情况下，她们通常选择严肃，选择收紧自己。如果有人懂得她这严肃的由来，也许会对她多一点怜惜与欣赏，但活泼的徐志摩不会，尽管张幼仪长得不差，且努力追求上进，他依然视她为一个无趣的土包子。
张幼仪不明就里，一直以为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她后来为徐志摩做得确实也非常多，但这些使得徐志摩依赖她、信任她、尊敬她，而始终不能爱上她。
而他喜欢的林徽因陆小曼们，则因被爱而可爱，因可爱而更加被爱。她们的父亲对她们的宠爱，使得她们后来在男性世界里也自信、明朗、活泼、娇嗲，那是她们自童年起就形成的一种气质，这种气质甚至会形成一种催眠，让接近她们的男子感到，不爱她们，简直天理难容。P10-13
（一）
年轻时看《红楼梦》的开篇，每每对曹公心生怜惜，只见他这样写道：“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一事无成”四个字来得刺眼，虽然他是谦虚，但以他当时的处境，确实也很难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就。瓦灶绳床，举家食粥，即便写了一部《红楼梦》，在当时也只是小范围流传，更像是自娱自乐。何况，对于这部书的价值，他如是说：“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
想象那时的曹公，年龄老大，身无长物，早年的获得一一丧失，对于自我价值，估量得也不够充分，心情该是何等寥落，不由感慨命运对他太不公。
要到很多年之后，我才能懂得，曹公哪里是自谦，这些话分明有一种自负，他的“也不愿”、“也不定要”，实乃对世间通行标准的一种无视——令人“称奇道妙”“喜悦检读”之书大多迎合了世人的阅读习惯，而他，自有标准。至于“事”的“成”与“不成”，若他真的介怀，也不花那么多时间，几番增删，写这样一部在当时无法得到充分认可的《红楼梦》了。
想明白这个道理，盖因随着时日流逝，我自己对“一事无成”这个词，也有了不同的认知。
（二）
我一直笑话我爸是个凤凰男，凤凰男的优点和缺点他都有，缺点这里就不说了，优点是勤奋和上进。我打小就见他像一只勤劳的蜜蜂一样，处于无休止的忙碌中，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有许多时光被耽搁和虚度，总是念叨着，他这辈子没能干成什么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他的影响，那时候，我也觉得，人这一辈子，是得干成什么事，人生最大的恐惧，就是到了晚年，发现自己一事无成，白来了这一遭。
我这些年因此也总在焦虑感中，二十岁时，我两手空空；三十岁时，犹觉路途遥遥，我这才刚起步；三十五岁时，依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那点成绩随时可以清零，回头一望，一无所成……
一直到四十岁，我忽然发现自己不觉间写了好多人物，远的有林徽因、张幼仪、陆小曼……近的有我妈，我舅姥爷，我同事，我偶尔遇见的人……他们有的光芒闪闪，有的默默无闻，但在我的笔下，他们却有着某种一致性，都是在努力将平凡时日变得璀璨，原来，我心底，并不那么在乎是否有所成。
（三）
比如我写我妈，出身于单身家庭，没有太多文化，当了一辈子工人，现在是无数退休老人中的一个，谈不上有什么风华。但是我却知道，这些年来，她始终在学习，阅读、写作，学习五笔形，最近还以六十五岁高龄，考到了汽车驾照。在很多人眼中不胜其烦的事务性学习，我妈却能乐在其中，被这些快乐充盈的人生，怎能说是虚度？
再比如我舅姥爷，一个老单身汉，当年因为成分高，没能娶妻生子。他笨拙、缄默，常常不知所措，在乡间也是人们眼中的笑柄。但是他爱读书，虽然读的不过是各种“演义”之类，却也能作为他生活中隐秘的通道，将他带到让他自如的别处。
我还写了林徽因，这些年她已经被神话，成为各种鸡汤文里的女神。诚实说，若论文学成就，她的确不算第一流的人物，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1932年，她给胡适的信里说：“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过一世……”
可是她的好正是在这种不甘里，为了出离平庸，她同时开了许多个窗口，写诗，研究建筑史，在自家的客厅里跟人高谈阔论广泛吸收信息，即便因此引来动机各异的讽刺……
这所有被别人或者自己认为“一事无成”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尊敬一事无成的自己开始，不是让别人，而是由自己，来定义自己的这一生？
（四）
庄子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但是鸿鹄有鸿鹄的辽远，燕雀也可以有燕雀的充实，每个人的天分、际遇、需求都不同，为什么要以他人为参照？与其在渴望成功的焦虑里度过时日，不如，先享受每天都在刷新自己的快乐。刷新的方式各有不同，只要自己满意就行。
孔子说，四十不惑，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能在四十岁的那一年笃定，与我而言，大概就是放下了成功焦虑，找到了自己的小确幸，我不再害怕一事无成。
闫红编著的《从尊敬一事无成的自己开始》介绍了，这本书她写张幼仪、林徽因、王菲和身边的普通人……
记录活得最丰盛的一群人，解剖他们最真实、最核心的精神世界。
林徽因不再是那个靠厚黑学得到了一切的女神；张幼仪也并不是被休后突然就发奋的人形鸡汤；
你可以看到他们怎样一步一步走过自己人生中最难熬的阶段，又怎么样一点一滴从头到脚来收拾自己。
任何境遇下都不敷衍生活，在坏的时候，懂得笑，哭得出，不会乱。
闫红编著的《从尊敬一事无成的自己开始》讲述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处房子，有的人占地面积大，有的人仅能容身立足，但不见得只有大的才值得花心思，小的居处，同样应该被认真对待。毕竟人生只有一次，日子，最终是你自己的，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值得放进足够的美、浪漫和温暖，这些，应该是能够超越阶层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