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报刊一般在商店才能买到，偶尔能在海关报表处弄到，大多数都是曰语的。日本商人善于通过会说中文的代理来发现人们的商品需求并将这些商品提供给他们。坊间使用的大部分轧花机都是日产的。除此之外，廉价闹钟、煤油灯、廉价五金器具、肥皂和棉织品大量涌入沙市市场。英国商品大多都是地毯、毛毯、蜜饯和罐装牛奶水果。大多数交易商都是广东人。
沙市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棉布、原棉、丝织品以及兽皮。当地原棉纺织厂很多，别的工厂很少见。锡蜡，“水烟”，家用锡蜡器皿，长竹管，过时的下江货，拧成股的粗绢筛，还有由于政府控制下的盐业，价格奇高，人们还得用老旧的盐袋煮盐，这个过程不仅烟雾呛人而且散发阵阵臭味，砖和瓦的制作，家具生产，特别是制作有纹饰和镀金的床架和櫥柜，虽然很华丽夺目，但终归价格不菲。我想我列完了所有必需的物品清单。每年原棉出口量约达9000000磅，大量的原棉在沙市加工成了耐用的白布，这些白布大约12至15英寸宽，在四川随处可见，其中每年至少有20000000磅白布用于出口。四川村庄的一些妇女常常会给我看这种质地的白布样品和英国棉花制成的白布，随即又轻蔑地嘲笑后者的不划算。
沙市有“中国的曼彻斯特”之称。在这里，布制品得到分级、打包再向外运输，与之毗邻的地方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中心。沙市有u0个从事原棉加工的经销商，114家本土棉布生产厂家，每天清晨都有原棉销售早市。丝绸无论朴素、华丽与否，一律大量生产，绸缎床套风靡整个中国。华贵的绸缎还会用在床品、门帘和靠垫上。
沙市是我行程的第一站，也是在这里我遇到了资金问题，这对于一个在华游客来说无疑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身上的碎银子所剩无几，美元已经用光了，而港口的货币流通主要依靠铜钱和现金票据。这里的商人和店主按沙市的单位两计算碎银，它与海关、汉口和上海的单位两上下浮动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一，而现金票据和银两之间的变动则每天都在变化。沙市城里约有130家现金兑换店，几乎家家都发行纸币，这些纸币大多由荆州小型的满族现金兑换店发行，这样一来荆州就不能自己改变现金兑换的比例。
现金兑换店发行面值1000、5000和10000的纸币，虽然它们由银行和当铺发行，但流通范围仅限方圆30里内，在宜昌这些纸币是无价值的，这对我来说很不方便。每一百元现金都由一条稻草绳或纸卷捆绑起来，10000的纸币相当于23先令3便士，不论从什么层面讲，购买纸币都是个很重要的事，一般都会花上两到三个小时，其中包括对汉口银锭折耗的讨价还价。
我在沙市还是停留了很久，一是因为它是鸦片战争后开放的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二是读者对它并不十分了解。虽然我对它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深刻。很显然像《玫瑰的颜色》一样大卖来希望这个港口能外贸昌盛的愿望落空了。除非扬子江上的贸易能经历巨大的一场变化，否则在我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1898年的贸易总值仅达24444英镑，而1897年为47509英镑，但这些数据只能适用通过帝国海关的进出口贸易量。沙市有好几个“后门”，经由这些地方来流通巨额贸易，主要的一个是连通汉口的运河，被称为卞河“，这条河道不仅没有水运的风险，还比水运少五六七十里路。一共有好几条路能通汉口，要么全程走运河和湖泊，要么半程陆路半程走运河，水路全年都畅通。
中国人相当守旧。平底帆船很多，雇主用起来更便利，而且用平底帆船载货或运送乘客收费比轮船要低很多。如果我不是着急赶路的话，肯定也会更倾向平底帆船。这条运河流经镇子，给这里的贸易和休闲业提供了便利，虽然这条通往汉口的运河途中有两个厘金收费站，但当地的商人还是觉得平底帆船比轮船更有优势。所有在沙市登岸的货物都要收厘金费，实际上帝国海关的职责是对轮船所运货物征收额外税金。这条内陆要道对商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运河能到汉口，扬子江和汉口间的三角洲满布湖泊，这些湖泊因为水道而相互连通。在其他方向，又有陆路将沙市和其他重要的贸易城市紧密联系起来。这其中有始于四川的南方大道，始于汉口的北部大道翻过高山连接起了陕西省的省会，在中国中部鲜为人知的骡车运输一直抵达扬子江平原。
返航通过扬子江后，西部的山脉露面了。两岸的景色急速变换着。河道狭窄时，河流边的地岬上布满了卵石；绿油油的麦苗满布在低矮的小山上，呈现一幅令人愉悦的农耕图，在途经了1000里的灰色冲积平原后，终于由砾岩和石灰岩形成的丘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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