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共18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

本书为其中一册，是埃里希·弗罗姆在七十至八十岁及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做出的反思。

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

第一章 我们社会中的富裕和厌恶

 第一节 被动的人格

 第二节 现代社会中的厌恶

 第三节 人为制造的需要

 第四节 家长制的危机

 第五节 宗教的惨败

 第六节 开拓人类成长的界限

第二章 论侵犯的起源

第三章 梦是人类的通用语言

第四章 非心理学家的心理学

 第一节 前现代与现代心理学

 第二节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三个基本观念

 第三节 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 以生活的名义：一幅对话的肖像

第六章 希特勒是什么样的人，构成反对他的力量是什么?

第七章 先知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第八章 人是谁?

第二节 现代社会中的厌恶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回想一下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歌德、马克思与西方世界过去两千年来许多别的思想家，对主动和被动所作的古典定义。主动被理解为那种能够将人们内在力量带动，并表现出来的东西，有助于新生，给我们的身体感情以生命，并给予我们以知识和艺术的力量。也许你们有些人不太理解我所说的人们的内在力量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力量和能量看作是机器的属性，而不是人的。人们所拥有的力量主要限制在发明和操作机器方面。当我们对机器的力量操作越来越感到惊奇时，我们便很少在意人类的神奇力量。我们不再相信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Antigone)的段落：“世界上奇迹无数，但没有什么比人更为惊奇的了。”对于我们来讲，一个能够发射到月球上的火箭似乎比一个单纯的人更为奇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感到现代发明创造的事物要比上帝创造人类更奇妙。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想法，假如我们想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的意识并发展人类所拥有的巨大潜力。我们不仅拥有说话和思考的能力，而且拥有深入观察、有表达爱以及曾具有的非常熟练从事艺术的能力。所有这些蕴藏在我们身上的东西，等待着去发展。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对主动的理解正是这样的：去表现、去证明人类所具有的那些力量，而这些力量经常是被阻挡或受压抑的。

这里，我非常乐于为你们读一段引自卡尔·马克思的话。你会很快认识到这是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和你通常在大学里、在报刊中、在左派或右派的宣传中所见到的马克思完全不同。这段话引自《哲学一经济学手稿》。“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要感化别人，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能实际上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跟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同你的意志对象相符合的，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明确体现。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

很清楚，马克思这儿所讲的是一种主动的爱。现代人几乎很少想过他能够通过爱可以创造什么。他通常注意的而且几乎参与的是被爱，不是发出他自己的爱，不是通过他的爱去唤醒他人的爱，并由此创造某种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被爱纯粹是一个时机问题，或者说可以通过购买各种物品(从名牌漱口剂到贴身内衣或一辆高级轿车)使你变得讨人喜爱。现在，我实在讲不出究竟名牌漱口剂或衣服能对你做什么。而且我必须指出一个不幸的事实，那就是很多男人喜欢花哨的汽车。当然，我这里还要补充一下：许多男人喜爱汽车胜过他的妻子，尽管这样的夫妇常常看起来生活好像相当美满，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由于他们被欺骗或至少感到了欺骗，他们都会对对方感到厌烦，甚至可能相互仇恨。他们以为他们相爱了，但事实上那是伪装的爱，他们没有对主动的爱作出实践。

自然地，当我们用古典的含义说某人是消极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他静坐、思考、反省或观看自然，我们是指他被令他无法行动的力量所驱使和控制，而只有被动反应。

P9-10

这些文章是埃里希·弗罗姆在七十至八十岁及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做出的反思。他的著作不断。他一生都在写作、阅读、计划和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都是坦诚的、对事物抱有热情的。在他的最后十年里，凝结在他留下的十卷著作中毕生的劳作达到了顶点和高峰。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位警醒而又中肯的评论家，他的言论发挥了他著作的主体思想。我们这里收入的这些保存下来的电台讲稿是对他作品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交代。它们的价值不只在于新颖，更在于它们的活力，在于他富有个性的特点和深深的说服力。这些谈话大部分是在弗罗姆位于洛加诺(kamo)的公寓里录音的，其余则是在苏黎世的播音室里录音的。我们在阅读这些文章时，犹如身临其境，仿佛在参与这位伟大老人如此谦和地邀请我们的那些会面与交谈。

除了用一种难懂的学院式德语写成的一些早期作品外，我们知晓的有关弗罗姆的德文作品都是从英文翻译的。但在这些电台的讲演中，他又恢复了母语；而他的这种从书写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风格，具有一种显著的直接作用。马修斯·克劳狄乌斯(Matmias Claudius)曾经把那种写作语言形容为把酒化为水的魔幻漏斗。弗罗姆也比较喜爱直接演讲的口语。我们这里拥有他的讲话，而且凡是听过他的演讲的人，在阅读这些报告时会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第一次见弗罗姆是1970年在苏黎世的斯图海恩(Store—hen)，后来我们经常在那里会面。他在各地都有他心爱的旅馆，很难想象他会愿意违背作为主人的角色。我们就一系列有关富足与厌倦的话题进行交谈，第二天他就在苏黎世的播音室为我们录音。他脸上带着惯常的热切神情坐在我对面，对周围的忙乱与喧闹全然不在意，他概述了要对我演讲的思想。当他一讲完，便向我征询意见，尤其关心他将面对什么类型的听众演讲。他的主张和问题表现出他对德国生活是何等的熟悉，他想尽可能地贴近他的听众，去讲他们的语言，而且仅仅只讲他们想要听到的——那是他的格言。他准备得很充分，他拿着数量惊人的笔记和手稿，在我们谈话时，他还不断添加。但在第二天早晨弗罗姆出现时，却没有拿任何皮包。我问他为什么不带公文包，他逗趣似地摇摇头。我们开车来到录音室。他顺当地坐在了麦克风前，开始即兴演讲。他讲了6个部分，每一部分准确地进行了29分钟。他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我必须在场。他需要某个演讲对象，不知名听众的某个代表。聆听弗罗姆这种自然精炼的论述，是我们在收音机中很难感受到的一种快乐。

我开始注意到，当埃里希·弗罗姆正在阐述他的论题，独自向我讲述有关苏格拉底的研究心得时，在把我们与控制间分开的玻璃后发生了某些事情。尽管那时弗罗姆在欧洲尚不是很出名，但在苏黎世的播音室已经传开有一个值得一听的演讲在这里进行的消息。技术人员、秘书、门卫，甚至从编辑室来的我的同事，都聚在控制间，站着挤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个人认为电台同听众的“对话”潜能确实非常有限。我们绝不能对广播期望过高，或把它放在那种潜能的力量之外。我们尝试找到一种间接的演讲风格，以适应这种媒介。然而事实上是弗罗姆对我的规则来讲是个例外。他对这种商业工具表现出少有的不介意，不慌不忙，径直跨过它们在他的道路上所置放的障碍。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对话”是弗罗姆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那些看不见的只是作为精神舞台的支柱的听众并没有出现在他面前。但他的听众以及他的听众可能会回答他的话在他的思想中都真实地存在着。在他演讲时他自己当然能听见。由于他是如此出色的一位好听众，因此他必定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弗罗姆身上，作家和个人是一体的，这一个代表了另一位。他的声音是他的语言的体现。弗罗姆成长在一个具有很强口语能力的文化——犹太传统中。他的全部工作在同样主题上变出许多变奏，里面充满了反复，充满了在旧问题上的新探求，充满了要探索得更深、论述得更精确的新追求。很少有学者像他这样偏爱于一种美好的超越。对他来讲，学识不能极大的丰富就是一种能力的缺乏。当我阅读他的作品时，我一次又一次为他的思想、主张、深刻的洞见和表达能力的丰富而震撼。这些著作向读者提供了无数的例证，他的眼睛是明亮的。

他乐于讲故事，以此回答问题或作为解决学术问题的手段。弗罗姆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拜访一位哈西特(Hasidc)教派的长老，当有人问他是否在研读这位长老的教义时碰到了困难，他回答说：“噢，不，我只是想看看他是怎样系他的鞋带的。”这个小故事提醒我们：一个姿态常常比训诫更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它还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与他的言行不一致的话，那就是名不副实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当我去拜访弗罗姆时，我总是想到这个小故事。我总感到我从他那儿离开时同我到那儿时不属于同一个人：我离开那里时头脑更清晰、感受更活跃，更不易被那种压迫我们、使我们容易陷入绝望的力量所威胁。

不仅仅是学识使弗罗姆成为这样一位富有感染力的人物。这是生活的理论与理论的生活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一个人活着就意味着一次次地再生。弗罗姆写道：这是一个悲剧，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我们开始生活之前就已经死了。弗罗姆的体系不是建立在这一类的领悟上。它要求我们不断重视观察事物，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弗罗姆不要门徒，不想建立某个学派。像他这样的精神本身总是力图避免被人侵占。他认为他的抽象思维的能力是有限的，吸收自己毫无乐趣可言。他能够进行哲学思考的惟一方式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974年1月5日的深夜，南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弗罗姆的自传概要《以生活的名义》(In the Name of Life)。弗罗姆在两个小时的从容讲话中谈了许多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这个节目，他的这次讲话也许不会被记录下来。一位正在斯图加特演出莱辛的名剧《智者纳丹》的女演员，此时从剧院回家打开她的收音机，听到了这个节目，尽管已经很晚了，她还是把我立即叫来同她共享她的感受。她说：“我刚离开一个纳丹，不想又遇到了另一个纳丹”。

弗罗姆不是魔法师也不是学究。他让心独自与大脑讲话的才能是走向智慧的一种有用的特质。

汉斯·约根·舒尔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