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身为“当权派”而一直接受审查的我，终于被“解放”，回到市委办公室工作。
地委办公室分给市委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资料室里，常在晚上接收开办不久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节目，电视信号是由宁波电台设在华侨饭店楼上的微波台转来的。那时，市区机关和个人拥有这种小型黑白电视机，合起来也不过十几台。正好落实政策，补了一笔钱，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给孩子们买一台看。
那时，电视机要凭侨汇券才能购买，也就是你得是华侨。我家隔壁住着一户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外甥女婿姓陈，听说后，二话不说，就把几张券塞到我手里。
那个夏天，亚妮十七岁。
那个夏天特别热。一天下午，知了不停地叫着。她妈妈满头大汗地抱回来一个纸板箱，他们兄妹四人兴奋地围过去，哥哥大叫：“电视机!”没等妹妹们张着的鲫鱼嘴喊出话来，妈妈“嘘”的一声制止了一场“张扬”，在左邻右舍中，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
那是台九时黑白电视机，飞跃牌，四四方方的，和市委办公室的一样。“飞跃”一到，五斗橱中央放着的“红灯”牌收音机，就只好退居二线。
整个下午，兄妹四人围着电视机转个不停，亚妮不时盯着家里那架红木自鸣钟，等着夜来。
大院及周围住了几十户人家。晚饭后，她妈妈让哥哥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亚妮和妹妹们也忙得满头大汗，竹椅子，长板凳，能坐的都搬出来，排成几列。
天将黑时，邻居陆续到来。有人选好座位，两脚一架，等戏开场；有人寒暄两句一头扎在电视机旁研究“西洋镜”。后来的几家，落座前还少不了你推我让一番，她妈妈指定的座位时常无效。站的、坐的、蹲的，闹哄哄像煞农村露天电影开场。
她妈妈向来重礼俗，把老人请到第一排，他们兄妹四个被安排在最后，我也站在最后。人越来越多，透过黑黝黝的人头，电视机越变越小。一个阿姨把亚妮拽到前排，又被她妈一句话唤了回来。最后，她哥哥很有风度地让出自己的小板凳叫亚妮站上去，才勉强让她的小脑袋浮上来。
电视机一直闪着雪花点。大院里一个姓丁的中年男人，曾是电台“一号男播”，好歹与“电”有点关系，理所当然地由他摆弄这个时髦东西，旁边站着七嘴八舌的指导者。
几十人呆头鹅一般等了许久，当有了声音和图像的时候，节目好像已演了一半。
那个夜晚，尽管电视机的画面传到亚妮眼前已经模模糊糊，但几个小时里，她一直站着，小脑袋一直伸着，竟连手上驱赶蚊子的芭蕉扇也忘了扑扇。电视演完，腿上被咬得红肿一片。电视演什么，估计亚妮已记不得了，但无论如何，这是她第一次对那个神奇的东西有了朦胧的憧憬。我感觉，于冥冥中，一根牵连命运的锚，从时间的这一头悄然拔起。命运之锚，何时抛落另一头，往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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