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诠释一代国学大师经典之作。

智慧穿透历史，思想跨越时空，品读名家经典，传承中华文化。

聆听大师经典珍藏版。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王颖著的《听梁启超谈国学(经典珍藏版)》从梁启超的著述中，重点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并辅以故事性的叙述方式进行解读，全书旁征博引，文字浅显易懂，是解读和普及中国传统国学的优秀读物。

梁启超是一位融汇中西学问的大学者，虽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感情，但他并不因循守旧，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中，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王颖著的《听梁启超谈国学(经典珍藏版)》立足梁启超著述中的代表内容，这些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儒学、佛学、教育、修养、伦理等，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进行解读，是阅读经典、普及国学的辅助读物。

第一章 变亦变，不变亦变

 ——读梁启超《新民说》

 谈新民之义：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

 谈功德：人人相善其群

 谈国家思想：孝于亲，忠于国

 谈进取冒险：不猛进，斯倒退矣

 谈权利思想：于人于我，当尽之责任

 谈自由：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

 谈自治：不自治，则治于人

 谈进步：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

 谈自尊：尊国民故，尊人道故

 谈合群：能群与不能群

 谈毅力：与天行相博

 谈尚武：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第二章 集老子、管子、墨子三家之所长

 ——读梁启超《论诸子百家》

 谈老子的学说：作用论

 谈老子之衍生学派：庄子与屈原

 谈管子之法治：法治与君主、人民

 谈墨子之根本观念：兼爱

 谈墨子之宗教思想：非命

 谈墨子之实利主义：以利为目的，以利为手段

第三章 儒家言道言政，皆根植于“仁”

 ——读梁启超《儒家哲学》

 谈仁：仁者，人也

 谈人治主义：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

 谈孟子：“正人心”的唯心主义倾向

 谈荀子：信性恶，重物质上之调剂

 谈阳明学派：余波及其修正

 谈道：无为，无不为

第四章 有无之境，知行合一

 ——读梁启超《阳明心学》

 谈革新：打破罐头

 谈口号：口号背后的价值

 谈知行合一之内容：“假的朱学”

 谈哲学依据：重实践的唯心论者

 谈致良知：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的

 谈圣人：见满街都是“圣人”

 谈“物”与“我”：物我合一，心外无理

 谈志：人生当立志

第五章 如入无我之境界

 ——读梁启超《佛教》

 谈中国佛教发端：外学可为己用

 谈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之交通与西域

 谈中国佛教发展：渐次发达之历史

 谈中国佛学特色：发挥光大，自现特色

 谈中国佛法：兴衰之沿革

 谈翻译文学与佛典：直译与意译之得失

 谈翻译文学与一般文学：容纳外来文化

 谈玄奘：中国佛学界第一人

第六章 少年强则国强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谈中国少年：少年强则国强

 谈旁观者：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

 谈正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谈书法：独一无二之天职

 谈希望：失意人之第二灵魂

 谈复古思潮：以复古为解放

 谈学问：主张趣味主义

 谈最苦与最乐：未了之责任

 谈敬业与乐业：责任心与乐趣

 谈科学：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第七章 学贯中西，囊括古今

 ——读梁启超《大家小集》

 谈变法：不变法之害

 谈世界文明：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谈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人、事、问

 谈人权与女权：广义的人权运动

 谈美术与科学：情感与理性的产物

 谈为学与做人：求学问，学做人

 谈屈原：理想与情感之矛盾

 谈杜甫：文学界的情圣

 谈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文献与德行

 谈知与为：知不可而为，为而不有

 谈谭嗣同：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第八章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读梁启超《清华大学演讲录》

 谈成败：凡任天下大事者，先破成败之见

 谈志：立志养志需两不误

 谈德性：十种德性相反相成

 谈教育：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谈真实：一切物境皆由心造

 谈死生：佛教业报轮回

 谈英雄：历史者，英雄之舞

谈新民之义：

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

梁启超的一生充满了奋斗、变革和矛盾，他跟从老师康有为学习中国儒家文化，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之后参与推动戊戌变法，再到后来学习西方思想，并深受其影响。在徘徊和犹豫中，他的思想几度变化，但是他振兴中华的理想一生没有变，世人皆知的维新变法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笔，也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在清王朝腐败制度和思想落后的背景下，维新变法的失败似乎是意料之中的。在变法失败、救国无门的情况下，梁启超流亡国外，开始逐步学习西方的新思想，在观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深入探究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之后，他提出了新的思想——新民说，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

梁启超曾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享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他说国家是由人民构成的，国有民众，就像是人有四肢、脏腑、经脉等一样。想要国家安定昌盛，就不能不推行新民的思想。在他眼里，新民的核心有二处：第一是淬厉其所本有，即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第二是采补其所本无，即吸收借鉴，博采众长。二者相依而成，缺一不可。

淬厉其所本有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即继承中国的优秀、有价值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要继承和弘扬。在国民道德改造的问题上，梁启超不赞成道德虚无主义的观点，在对传统旧道德文化的继承问题上，他并非墨守故纸，他认识到故步自封是不正确的。不仅要珍视和保留本有的优良传统，加以继承，还要推陈出新，汲取国外的精华，结合实际的社会背景条件，对传统文化美德进行革命性的创造，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解读，挖掘固有道德传统，并拓展阐释固有道德思想的现代性。

时代在进步，新的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人们似乎被新的事物蒙蔽了双眼，不断地追逐、索取新生事物，仿佛传统的事物已然过时。为了拂去传统文化宝库大门上的尘埃，梁启超提出了“淬厉其所本有”。何为“淬厉其所本有”？就是以一颗平静的心去思考传统事物的价值，褪去随着新生事物一起产生的浮躁情绪。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深厚而瑰丽璀璨，传统文化不仅在以往的历史中不可或缺，在现在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也意义重大。在梁启超眼里，中国传统伦理观尤其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始终贯穿的思想。不仅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还有“兄友弟恭，仁爱孝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美德，更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人生抉择。中国是一个崇尚传统、重义轻利的国家和民族，其核心的传统思想精髓应该普及在现代的社会生活当中，而不是一味地拒绝传统，正是有了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化思想精髓，才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而不倒。

当然，在梁启超看来，只是继承传统还是不够的，还要推陈革故。这些优良的精神和思想要继续传承弘扬下去，但那些糟粕、那些影响时代发展的东西也要适时剔除。

比如古人的封建迷信思想不符合科学的发展，庸医、神婆、巫术等一系列落后的思想，只是人们对于不能解释的客观现象感到迷惑恐惧而寻找的一种精神寄托。我们现在要走的是科学发展的道路，封建思想不但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还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应当予以剔除摒弃。此外，在古时的婚姻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剥夺了男女自由恋爱的权利，这样的婚姻是不幸的、冒险的，是缺失了自由的婚姻。而且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这极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女子地位低下，事事都要依仗自己的丈夫，完全失去了自由和权利，这种思想更应该抛弃。

梁启超认为，国家要走的是新民之路，古时的“三纲五常”“盲目忠君”“小民思想”“男女大防”等，都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应当摒弃之。爱国固然是好，但盲目忠君就该反省。男女固然有别，但也不能因此就限制了女子出门的自由。人人守秩序对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固然有很大帮助，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平民贬到尘埃里，更不应该独裁专制等，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要革掉的糟粕。

P3-5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梁启超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是参预当地乡政的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士绅。梁启超4岁跟随祖父读书识字，8岁学作文，9岁便能写出一篇字数千言的文章来。梁启超在早年所受到的启蒙教育中，除了接触到许多传统的文史知识，还了解到了不少英雄人物慷慨悲壮的爱国事迹。祖父梁维清时常给年幼的梁启超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还常常对其真切地诵读历代文人雅士震撼人心的诗歌篇章。梁维清这种饱含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对早年的梁启超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历朝卓越人物心忧天下的风度、舍生取义的人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889年，时年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名。当时担任梁启超主考官的李端棻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以亲妹许之。此时，梁启超正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良好处境，只要继续沿此路而前，完全可以由学入仕，功成名就。可是光绪年间的中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野蛮欺压。面对当下严峻的形势，梁启超毅然抛弃了往日的追求，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895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恰逢腐朽的清廷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即出，在北京会试结束等待出榜的十八省举人群情愤慨。1895年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邀集了10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以此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此后梁启超又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并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离北京，与康有为一起东渡日本，开始流亡生活。在日本，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所主张的“诗界革命”，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梁启超还积极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的在中国的实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国，应袁世凯相邀加入北洋政府内阁，担任司法总长；后因对袁世凯称帝、黎元洪引张勋进京复辟等事强烈不满，转而加入段祺瑞政府。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倒台，梁启超同时递交辞呈，从此结束从政生涯，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和文化事业活动上。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与世长辞，享年56岁。梁启超倡导新文化运动，并支持“五四运动”，后人将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的国学思想在晚清时代自成一家，一方面他非常注重“整理国故”，就是对于国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号召学者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并用个人的学识把这座丰富的矿藏开采出来。另一方面他也重视德性的学问，运用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内省、躬行的方法去“躬行实践”，养成“仁”的人生观。

梁启超认为，学是为了行，“为学”与“做人”是不能分离的，个体与社会也是不能割裂的。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有能力汲取国学的精髓，只有个体的人格提高了，养成了良好的德性，促进全社会的人格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才会提升，社会风气才会得到改善。因此，梁启超所揭示的治国学两条路，是从学问研究与德性养成两个方面出发，提出“治国学”的基本方向。

梁启超是一位融汇中西学问的大学者，虽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感情，但他并不死守旧学，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中，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认为，只有在中西文化比较贯通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把握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并起到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作用。因此，在“国学热”不断升温的今天，梁启超的观点对人们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