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虽然是一本随笔集，但综观全书，我们完全可以说，作者实际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政府改革的努力与期望落空？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激进革命像轮回一般在中国历史上反复演出？

雷颐的随笔很通俗，但他的通俗不是讲故事，而是把问题讲明白，讲到点子上，这很难得。

本书是中科院史学研究员雷颐先生的文集。文章所写内容多为中国近现代史话题，包括《“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梁启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会”》、《新文化与新教育》、《沉重的“外交笑话”》、《贝多芬中国“获胜”记》、《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国家”：从维新到五四》等。

第一辑　末路的罪与罚

　“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

　“官不过问”的失败

　失败的乌托邦：“天国”悲剧

　历史的见证者：容闳的独特意义

　“二张”的命运

　“有学有术”张之洞

　总督的抉择

第二辑　民国的新意义

　梁启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会”

　“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五四”的力量

　梁漱溟的意义

　教育总长蔡元培

　大学不是衙门

　新文化与新教育

　“国家”：从维新到五四

第三辑　新鲜的记忆

　沉重的“外交笑话”

　“蔡文姬”向“曹操”忏悔

　“灯塔”与“大桥”的命运

　贝多芬中国“获胜”记

　“抒情”的解放

　“流行”的流行

　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

　生命的浪费：沈从文的内心独白

　沉重的疑问

　文章千古事

　莫让岁月空流逝

　“国学热”中说“国学”

第四辑　历史：何以至此

　列宁为何讨厌瑞士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森有礼的悲剧

　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

　何以至此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在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

苏州太平军守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领导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屡攻不下，而且伤亡不小，李鸿章明白如果强攻将会付出更大代价，且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于是，他决定“智取”，策反太平军守将。在谭绍光领导下守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这“四大天将”，他们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却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常胜军首领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地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原就是熟人。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其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的降将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趁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了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名降将。据记载，正当这八名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怀希望地准备接受红顶花翎时，埋伏在帐外的武弁立斩八人之头！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而南京以上口音者则“不分良莠尽杀”，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地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愤愤然地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给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调遣的问题，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同时对李鸿章大发雷霆，指其背信弃义，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则以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指责干涉为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伯郎只得“一怒而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面对洋人的严厉指责，李鸿章毕竟有些慌乱，他在给朝廷的几次奏折中辩解说，如此杀降是因为叛变“诸王未理发，叛迹显然”；“挟制要求，不肯散其众，硬请保为总兵副将官职”，“降众多达二十万，难以安置”等理由。表示“臣思受降与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其实，根本就没有“降酋”谋反的任何迹象，而仅仅是他担心难以控制，就采取了如此残酷的手段。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复苏州折》中就明言：“该酋等久在贼中为大头目，狼子野心，恐其难制”，所以要采取措施，“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恐其难制”此四字是他杀降的真实动机，仅因其“恐”，数万人生命便化为乌有！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扬扬得意地说，这次“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亦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将戈登反对杀降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先将“常胜军”调回昆山，未让其攻人苏州，戈登因此心怀不满，故意找碴儿，并强调“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他并向朝廷表示，此时的淮军已不是初抵上海时的初创之师，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对戈登的“屡称对仗”，他“亦不甚惧怯也”。最后，他以退为进，说如果因此破坏“中外和好”大局，“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

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攻克苏州，戈登的“常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论功行赏当然不能少了他这一份，即赏银一万两，稍加变通的仿照外国奖章的“头等功牌”。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发生了“杀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朝廷的赏赐，并在给他赏赐银两的皇帝诏令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同时，他还拒收李鸿章先前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拒受朝廷赏赐，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对堂堂华夏“礼仪”的老大不敬。几个月攻下常州后，“常胜军”遣散，戈登准备回国，经过赫德的调解，戈登最后接受了朝廷赏赐他的名誉提督衔、几套华服、奖旗、奖章和最高荣誉的象征——黄马褂，但仍拒收赏银。P7-9

本书内容看似庞杂，但大体说来，还是三方面的“人与事”。

首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与事”。

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杨芳传统的“粪桶战法”和林则徐突破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隐喻了以后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两种救国途径间的“紧张”。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连吃败仗，朝廷忙将赫赫有名的猛将、果勇侯杨芳调到广东前线御敌。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剩，杨芳在广州城广搜马桶，尤其是妇女的经期用品，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留下“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之讥。

其实，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所用溺器、经血布等“秽物”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远的不说，稍前的乾隆年间，山东白莲教王伦起事，围攻临清城，守城官军就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找来一些妓女赤身裸体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以破敌阵。稍后的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守城时也曾将女性掳去，脱裤站在城墙上作为守城之法。由此看来，杨芳还真算“文明”了，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女性下体面对敌阵。

所以，杨芳此举只是当时国人习以为常的“常识”，实不应对其大加嘲笑。不过，唯其如此，林则徐大胆突破传统“常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更令人钦佩。因为，此举当时不仅应者寥寥，而且林则徐还因此被批为“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就是说，破坏了“狄夷，，与“华夏”问的“文化防线”，使“华夏”被“夷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主张“师夷长技”者，以后一直受此严斥。

容闳是近代留学“第一人”，1854年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曰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后了解、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他从反对洋务的“清流”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的历程，颇耐人寻味。一旦从只会“坐而论道”的“言官”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他就明白空谈误国的道理，转而务实，开始致力于洋务。当然，作为久经宦海的老臣，他深得通权达变之术，在政治形势的“守旧”与“变革”中左右逢源。当然也有左支右绌之时，甚至有过几次严重危机，但最终“有惊无险”——最紧迫的一次，他毫不留情地斩杀了数十名策动自己“起事勤王”、支持维新的门生。

在社会转型中，思想的争论同样激烈。1912年秋，留学美国的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他任总干事。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设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正是从这段历史中，鲁迅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而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当代海内外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在《道学政》中也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  第二，是当代的“人与事”。

当代的“人与事”最主要特点之一，是“政治”与“生活”紧密相连。

爱因斯坦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并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本人竟会在中国大遭批判，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题材”，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这出折腾了将近十年的闹剧早成笑谈，但泛政治化思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恶劣后果，留给人们的教训与反思格外的沉重。

后人很难想到，西方古典音乐曾经被严禁，以至于“无标题音乐”能否上演，也与最高层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粉碎“四人帮”后，能否公开演奏贝多芬的音乐，谁都无权做主，层层请示，最后由政治局开会才“拍板”。

改革开放以后，对平民百姓文化生活影响最大的“现象”之一，是中断了近30年的“流行音乐”突然再次流行，但引起的争论也最激烈，争论时间也长达十几年之久。这十几年对流行音乐的时禁时放，时放时禁，反映出“转型初”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态。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被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而大加批判。架子鼓、沙槌、电吉他、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等，女演员穿短裤、短裙在台上荡秋千，报幕员穿得珠光宝气，迪斯科、披肩长发、紧身衣、牛仔裤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而严批。台湾儿童歌曲《童年》受到种种严厉批评：“实际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童年，这种童年在我国(大陆)是少见的，即便是个别存在，也只是个别教育的问题，无须用歌唱大做文章。”《童年》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邓丽君了。

从西方古典音乐到现代流行音乐，许多年的时“禁”时“放”说明，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文化是无法繁荣的。

第三，是国外的“人与事”。

法国革命因其激烈而使后人对其争议不止，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法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开始对特权阶层征税，但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于是，他决定向“第三等级”增税，最终引爆了大革命。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尖锐到“总爆发”的程度。例如，列宁有“伟大革命导师”之誉，但他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流亡瑞士时，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因为瑞士是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国度，在这种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所以，列宁非常不喜欢景色如画的瑞士。这也说明，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只要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所以，革命、动荡实非“激进”者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当权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当然，相对于大千世界的“人与事”，这本小书所谈的“人与事”最多只是沧海一粟。好在“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或许，这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吧。

雷颐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