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编著的《人生的枷锁(上下)》主人公菲利普凯里自幼父母双亡，不幸又先天残疾，在冷漠而陌生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性格因此孤僻而敏感。在寄宿学校度过的岁月让他饱受了不合理的学校制度的摧残，而当他走人社会后，又在爱情上经历了伤痛。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每跨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挣扎，但思想和个性都独立不羁的凯里，一直努力挣脱宗教和小市民意识这两条禁锢自己精神的桎梏，力图在混沌纷扰的生活漩流中，寻求人生的真谛。

《人生的枷锁》是威廉·萨默赛特·毛姆十数年精心构思创作出的半自传体现实主义巨著，被誉为“天才的著作”，广受评论家好评，为世界各国读者所传诵。

小说部分取材于毛姆早年的真实生活经历，以孤儿菲利普三十年的成长、生活、爱情经历为线索，描述了其挣脱种种枷锁、寻求人生意义、最终内心成熟并获得精神解放的过程，借此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精神和物质上对人的折磨与奴役，并表达了作者的人生观：只有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挣脱精神枷锁，才能成为自由的人。

正文

一星期以后，菲利普坐在翁斯洛花园街沃特金小姐家的会客室的地板上。只有他一个是小孩，他习惯自己玩耍。房间里充塞着家具，每条长沙发有三个坐垫。每张扶手椅也有一个坐垫，他把这些统统地搬过来，借助几张轻便、易于搬动的镀金靠背椅筑了一个灵巧的洞穴。他可以把自己藏在“洞”里，不让潜伏在帘子后面的红印第安人看见。他将耳朵贴近地板，倾听水牛群在大草原奔跑的声音。不久，听见门开了，他屏住呼吸以便不被发现。但是，一只有力的手拉开一张椅子，坐垫便纷纷落下。

“你这淘气鬼，沃特金小姐要生气的。”

“你好呀，埃玛！”他喊道。

保姆弯下身去吻他。然后拍打坐垫的灰尘，将它们一一放回原处。

“我要回家吗？”他问。

“是的，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你穿上了新衣裳！”

这是1885年。她穿着裙撑，她的长袍是黑丝绒的，窄袖、斜肩。裙子上饰有三个大荷叶边，头上戴着鹅绒饰带的黑色女帽。这时她犹豫着，因为她所期望的问题孩子没有问，她不能按事先准备好的话回答。

“你不想向你妈妈请安吗？”她终于说。

“哎呀，我忘了，妈妈身体好吗？”

这下她心中有数了。

“你妈妈身体很好，也很快乐。”

“哦，我很高兴。”

“你妈妈已经去了，你再也见不到她了。”

菲利普不懂得她的意思。

“为什么？”

“你妈妈上天堂了。”

她哭开了，菲利普虽然还不大明白，也跟着哭了。埃玛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金黄色的头发，宽阔的面容。她是德文郡人，尽管她在伦敦帮佣多年，但仍乡音未改。眼泪更激起了她的情感，她把这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同时依稀觉得这孩子可怜，因为他被夺走了世间唯一没有私心的母爱。现在，只好把他交给陌生人，这太可怕了。过了一会儿，她重新恢复了平静。

“你伯父威廉在家里等着见你呢，”她说，“去向沃特金小姐道别，我们就回家了。”

“我不想说再见。”他回答说，本能地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在哭鼻子。

“那好，上楼拿你的帽子去。”

他取了帽子，下楼时埃玛已经在门厅等候了，他听见了餐厅后面的书房里有人谈话，便停了下来。他知道沃特金小姐和她姐姐正和朋友谈话。他才九岁，就似乎感到要是他闯进去的话，她们准会替他难过的。

“我想还是应该和沃特金小姐说声再见。”

“你最好去说一声。”埃玛说。  “你先进去告诉她们一下。”他说。

他想充分地利用这次机会。埃玛敲敲门，走了进去。他听到她说：“菲利普少爷想和你道别，小姐。”

谈话突然停了下来，菲利普一瘸一拐地走进去。亨里厄特·沃特金是个健壮的女人，脸色红润，染了发。当时染发是要引起闲话的。记得教母刚改变头发颜色时，他在家里己听到过许多闲话。她和姐姐住在一起。她姐姐已乐于天命，安度晚年了。另外两位来访者是菲利普不认识的太太，她们好奇地打量着他。

“我可怜的孩子。”沃特金小姐说道，张开了双臂。

她呜呜地哭开了。菲利普现在懂得为什么她没有进去吃午饭，为什么她穿一身黑衣服，泣不成声。

“我得回家了。”菲利普终于说垣。

他从沃特金小姐怀里挣脱出来，她又亲了亲他。然后他又去向她姐姐告别。一个陌生太太问可不可以吻他，他郑重其事地点头同意。虽然他哭了，却因自己激起这么大的哀恸而感到高兴。他本想再逗留一会儿以引起更多的同情，然而又觉得她们希望他启程，便推说埃玛正等着他，走出了房间。埃玛已下楼，正和地下室一个朋友谈话，他就在楼梯平台等她，还听到亨里厄特·沃特金说：“他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想起她的去世，真使我受不了。”

“你本不该去送葬的，亨里厄特，”她姐姐说，“我知道你去了会伤心的。”

接着，一个陌生的太太说：“可怜的孩子，你想他在世界上孤苦伶仃的，太可怕了，我看到他还跛脚呢。”

“可不是，他有只脚天生畸形，他母亲对此十分发愁。”

埃玛回来了。他们雇了一辆小马车，埃玛把地址告诉了车夫。P3-5

作者序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再加个序，就更长了，我确实难为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最感棘手的，莫过于评论自己的作品。关于这一点，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德叙述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普劳斯特要求法国某家杂志发表一篇对自己的大部头小说加以评论的重要文章。他想，评论作品，除了作者自己，别人很难写得出色。于是，他便决定亲自动笔，请一位年轻的文人朋友署名，然后寄给编辑。青年人照此办理了。几天之后，编辑把青年人找去，对他说：“我必须谢绝您的文章，假如我发表了一篇对马塞尔·普劳斯特的作品如此粗糙而又冷漠的评论，他将永远不会饶恕我。”尽管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敏感的，对不当之评论也易于被激怒，但毕竟还不至于自我陶醉。他们知道，纵然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写出的作品也往往与原先的意图差之千里。一旦深思熟虑之后，他们那种因不能完整地表达原意所引起的烦恼，就远远地超过对某些自鸣得意的章节所表露的喜悦。作家总企求于艺术表现的娴熟，结果他们发现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关于这部书本身，我一概不说。但我乐于告诉读者的是：一部不朽的小说，如同其他小说一样，究竟是如何写成的。如果读者对此不感兴趣，只好祈求原谅了。我二十三岁那年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那时我在圣托马斯医学院已经五年了。取得了医学学位后，我到塞维利亚，决心靠写作谋生。当时虽然手稿尚存，但自原稿校正以后，我一直未再过目。无疑，那是很不成熟的。我把它寄给费希尔·昂温，他出版过我的处女作（还是个医科学生时，就出版过一部名为《兰贝思的丽莎》的小说，颇为成功）。由于我索取一百磅的稿酬，他拒绝了，我只好提交给别的出版社。结果呢，哪怕我的索价再低，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为此我曾一度很消沉，岂知现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若它们中的一家出版社首肯（书名《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那将由于我的年轻幼稚而失去一个未能充分利用的题材；我离上述“充分利用”的事件的距离并不太远，然而我缺少后来用以充实此书的种种经历。我甚至不明白，写自己所熟悉的比自己不熟悉的来得容易。譬如，我写主人公到鲁昂学法文（我只是偶然知道这个地方），而不是到海德堡去学德文（我自己曾到过那里）。

由于遭到拒绝，我把手稿搁在一边。改写其他小说——它们出版了。于是我又写剧本，这时我竟成了很有成就的剧作家。我决心将余生贡献给戏剧事业，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的决心动摇。我很幸运、顺利，也很繁忙，我想要写的剧本充溢着我的脑海。令我费解的是，到底是因为成功没有给我带来我所期望的一切呢，抑或这是对成功的自然反应。总之，正当我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时，我又开始被过去生活中那些丰富的回忆萦绕了。它们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睡梦里，出现在我散步时、排演中和宴会上，以至于成了我很大的精神负担。因此，我认为摆脱它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它们统统写进一部小说里。在应戏剧之急写了几年剧本之后，我又把热切的期望寄于小说这一广阔、自由的领域。我知道心目中的这部小说篇幅很长。为了不受干扰，我谢绝出版界经理们纷至沓来的约稿，并暂时退出了戏剧界。这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

在成了职业作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下功夫学习写作，接受无聊的训练，力求改变文章的风格，直到剧本问世了，我才中断这些努力。这时再次动笔，目的自然就不同了。我已不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结构，以免像过去那样，浪费大量劳动，结果事倍功半。我力求明了与扼要，因为在有限的篇幅里，有那么多要说的话，我只能尽量避免浪费笔墨，以表达清晰为原则。剧院的经验，使我懂得了简明的可贵和旁敲侧击、拐弯抹角的危险。这样，我不懈地工作了两年，终于把小说写成。何以命名呢？我四处搜索，偶然发现艾赛亚的一句引语——“灰烬中之美”为本书命名颇为贴切，可惜这一标题近来已被人采用了，我只好另辟蹊径。最后，借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著作中的一本书名，称之为《人生的枷锁》，我感到我没有采用首次想到的书名，又是一次幸运。

本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自传体的小说。事实与虚构紧密交织，感情是自己的，发生的事件却未必事事与我相关。其中有的并不是我的生活经历，而是综合了周围人们的生活，然后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这部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它问世时(世界正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人们太关注自己的遭遇及战争的恐惧了，以至于顾不上关心小说人物的历险记)，我发现自己已经永远摆脱了一度折磨过我的痛苦和不幸的回忆。这部书受到了好评，西奥多·德莱塞给《新共和》写了一篇评论，他还不曾写过像这样充满智慧和同情的评论。但它会不会昙花一现，几个月后便被人永远遗忘，像许多小说所经历的那样呢？事有凑巧。几个年头过去了，出于偶然的机缘，这部小说竟引起了许多美国著名作家的关注。他们在报上经常提到它，渐渐地又引起公众的注意。多亏这些作家使这部书得以新生，同时我必须为这部小说获得的与日俱增的成功而感谢他们。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