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饭桌上聊出来的“闲书”。

汇集了北大中文系20余位教师对筒子楼居住时期工作生活情景的回忆文章。作者有唐作藩、谢冕、孙玉石、严绍璗、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孔庆东等。陈平原先生说：“作为过来人，我们怀念那些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与校园记忆。”

本书汇集了北大中文系二十余位教师及家属回忆在北大筒子楼工作生活经历的文章。筒子楼是20世纪在中国高校中相当普遍的教工宿舍，营造出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其居住条件构成了书中诸多学者感悟人生的重要对象，成为他们塑造文化风格的影响因素。书中几代学人记述了艰苦的求学治学经历，感人的师友交往，苦中取乐生活场景，读来令人叹息，又富有趣味，留下了对特殊时期的生动叙述。

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代序)

形形色色“筒子楼”

怀念50年代住在未名湖畔的朋友

燕园忆旧(1950—1954)

孩子们在燕园成长

燕园长屋与迷糊协会

世事沧桑话住房

湖畔的雪泥鸿爪

半间“小屋”旧事琐忆

我与筒子楼

我的生命的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

往事杂议

筒子楼的回忆

家住未名湖

19楼的回忆

我的那间小屋

北大“三窟”

燕园筒子楼琐忆——从19楼到全斋

我们家的八年筒子楼生活

“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

44楼杂记

我在燕园住过的那些地儿

筒子楼杂忆

末代筒子楼

附：北京大学校园简图

燕园里曾经出现过的一大片十分简陋的大通间简易楼，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但在全国院系调整后的头几年，这里却是全校最有活力最热闹的地方，因为这是新北大全校男女同学主要的居住地区。这片地区大致从现在的百年大讲堂东边的马路对面(当时电教大楼、光华学院还没影儿呢)，向东南方向一直扩展到二教、三教、四教周围，东北方向已经快接近现在逸夫大楼的马路边了。当时这块地方叫燕农园，四教南边的五四操场当时都管它叫“棉花地”。这些旧称反映了老燕大过去是一所西方体制的综合大学，理工农医文法商，各科都有，甚至还有音乐系，马思聪曾担任过系主任。南阁北阁又叫音乐阁，是音乐系学生上课，练琴练唱的课室。现在灯红酒绿、留学生聚居的勺园，当年却是燕大农学院的水稻实验基地，四周一片田园景色。

当时，新北大汇合了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的文理各科教职员工和全体学生，人数骤增数倍，燕园的学生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以及教职员工的家属宿舍，连同其他一切生活设施，全线告紧，而一切必须在短时期内全部解决。否则，秋季一开学，各路兵马一集中，全校势必陷入大混乱。当时在市政府和教育部的领导下，学校在保证教学方面，首先迅速新建了哲学楼、文史楼、生物楼、化学楼、教室楼(一教)等一批供学生上课和自习的大楼。因为是百年大计，这些教学大楼盖得十分讲究，都是与燕园相般配的有宫殿式大屋顶的优雅古典的建筑，跟燕园过去的建筑浑然一体，不知道燕园历史的人已经很难区分了。但是，时值建国初期，又加上抗美援朝，由于财力物力的限制，同时也为了抢时间赶速度，学校在生活设施的基建方面就不能这么讲究了。在中关园，也就是过去燕京大学的苗圃(也是燕京校长司徒雷登夫人墓地所在之处)，赶建了将近三百座红砖简易平房，作为教职工家属宿舍。当时，我因熟悉燕园的地理环境，被派遣负责中关园的迁入接待工作，所以我比班上的同学早一步认识好些文科的名教授。中文系的季镇淮、王瑶、冯钟芸、肖雷南、吴小如、章廷谦(川岛)、周祖谟、林焘等各位先生，1952年都是先在这里落脚的。除了教工宿舍之外，学校又在燕农园赶建了15栋学生宿舍，灰砖两层楼；同时在现在百年大讲堂的这一块地方盖了一座可以容纳两千多人站着用餐的大饭厅，这里也是开全校大会和看电影、文艺演出和举办舞会的地方。这样，全校师生员工的教学和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有了基本的保障，一切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那时候的这一批学生宿舍简易楼，简单得实在够可以的。两层的灰砖楼房，每一个门栋一进去，就是由楼梯隔开的左右两个大通间，楼上楼下一共四间，每层各有一间大盥洗室。每一个大通间的内部格局都是一样的：一个大通间用不砌到顶的楼板，隔成三格，就跟火车上硬席卧铺车厢那样，但更为简单。室内没有暖气，冬天每个大通间配备两个大炉子，煤块儿就堆在楼外，学生还得自己管好炉子，否则晚上就要挨冻。大通间每格住8个人，三格合计共住24人，每格四个上下铺的双人床，四张单人小课桌，两个小书架，每人一个小方凳。这张方凳极为重要，不仅在宿舍里要用，而且每逢开全校大会、听报告、看电影、看演出都要自带凳子，免得站着。丢了凳子，必须想方设法去“捡漏”，找补一个，否则处处不方便。

从未名湖畔两三人一间的古典式筒子楼宿舍到燕农园24人一个大通间的简易楼宿舍，就居住条件说当然是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就学习方面说却是一个直线上升。因为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集北大、清华、燕京、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等几所大学的名家名师于一系，其教师阵容之强大，课程设置之多样，教学内容之充实，确实处于全国其他高校之先列。当时，林庚、游国恩两位先生的古代文学史，吴组湘先生的小说分析，浦江清先生的戏曲小说选，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王力先生的汉语发展史，魏建功周祖谟两位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岑麒祥先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凡此等等，使我们大开眼界，其中有许多课程都是当时其他高校还无法开设的。所以吸引了全国许多高校的青年教师来进修、听课，后来这一大批青年教师大都成为各自高校中文系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物。作为学生来自三校的同学也都如此，虽然居住条件都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是对知识的渴求，学习情绪之高涨，听课之积极，政治上的进取心，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说是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P29-31

这是一本饭桌上聊出来的“闲书”。

去年3月，北大出版社高秀芹博士来谈书稿，听我讲述当年借住女教师宿舍的尴尬，竟拍案叫绝，说类似的“筒子楼的故事”，许多北大教师讲过。那是一段即将被尘封的历史，高博士建议我略做清理，为自己、也为后人，编一本好玩的书。当时颇为犹豫，因为，此类“苦中作乐”，自己珍惜，旁人未见得能理解，更不要说欣赏了。

几天后，同事聚会时，我谈起此事，竟大获赞赏。于是，乘兴发了个短信，试探一下可能性。说清楚，这不是北大中文系的“集体项目”，纯属业余爱好，很不学术，但有趣。作为过来人，我们怀念那些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与校园记忆。再说，整天跑立项、查资料、写论文，挺累人的，放松放松，也不错。4月1日发信，说好若有二十位老师响应，我就开始操作；若应者寥寥，则作罢。一周时间，来信来电表示愿意加盟的，超过了二十位。这让我很是得意，开始底气十足地推敲起出版合同来。

接下来的催稿活儿，可就不太好玩了。约稿信上称：“文体包括散文、随笔、日记、书信、诗歌、小说等，唯一不收的是学术论文；全书规模视参与人数多少而定；文章篇幅不限，可自由发挥。不求文字优美，但请不要恶意攻击昔日邻居，以免引起‘法律纠纷’。利用暑假写作，10月交稿，明年春天由北大出版社刊行。”说实话，大家都很忙，此计划可能推迟，从一开始我就有心理准备。平日里，不断转发同事文章，利用这一方式，温和地提醒：有此一事在等着你。到了暑假或寒假前，再稍为督促一下：“暑假将至，本该放松放松；苦热之中，竟然还邀人撰稿，真是罪过。好在此类‘豆棚闲话’，尽可随意挥洒。”“平日里，大家忙于传道授业解惑，放寒假了，想必可稍微放松，写点‘无关评鉴’的文字了。这些蕴含真性情的随意挥洒，十年二十年后，说不定比高头讲章更让你我怦然心动。”这都是真心话。此类闲文，老师们可写可不写；别想得太伟大，基本上是自娱自乐。

当初决意编此书，脑海里浮现的，一是郑洞天的电影《邻居》，一是金开诚先生的随笔《书斋的变迁》。1981年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第二年获第二届金鸡奖的《邻居》(郑洞天导演)，讲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典型的生活形态——筒子楼里，两两相对，排列着几十个狭小的房间；邻居们大都属于同一个单位，共用一个水房和厕所；过道里堆满杂物，只留下一人通过的空间；开饭时，满楼道飘散着东西南北各种风味……环境如此艰难，邻里间却温情脉脉。今日习以为常的“走后门”(房管科吴科长偷偷把一间小屋分给了省委董部长的侄子)，当初竟义愤填膺。这就是80年代的精神氛围，大家对公平、正义等有很高的期待。也正因此，才有了电影里那“光明的尾巴”：市委决定停建高级住宅，着重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一半是自嘲，一半是期望，80年代的读书人，大都记得《列宁在十月》中的豪言壮语：“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起转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长、副主席等职的金开诚(1932—2008年)学长，在1988年2月1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书斋的变迁》。此短文流传甚广，后收入他的《燕园岁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有这么一段：“我虽然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但因长期住在集体宿舍，所以谈不上有什么书斋。1978年爱人带了孩子调到北京，结束了18年的两地分居，这时才有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房中有两张书桌，一张给孩子用，以便她好好学习。半张给爱人备课写文章，另外半张亦归她，用来准备一日三餐。房中还有一张双人床，晚上睡三个人，白天便成为我的工作之处。无非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床前，把被褥卷起半床，放上一块没有玻璃的玻璃板，就可以又看书又写字。藏书就在床下，往往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床上来用；但有时也不免要打着手电钻到床底深处去找书、查书。我就把这戏称为‘床上书斋’。在这个书斋上完成的工作倒也不少，备出了两门课，写出了两本书和几篇文章。”据说，老友沈玉成来访，看到此情此景，戏称将来为金先生写传时，一定要带上这一笔。

如今，金、沈两位先生均已归道山，轮到我来编书，猛然间想起20年前读过的文章，翻检出来，摘抄一段，以展示一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界。阅读此文，后人很可能感叹嘘唏。可金文的主旨不是抱怨，而是借十年问自己如何从没有书斋到有“床上书斋”到“桌面书斋”再到“小康书斋”，说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80年代的乐观主义情绪，还有那一代知识人的大局观，作为后来者，你不一定认同，但千万别轻易嘲笑。

出版社要求申报选题，我脱口而出：“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不用说，那是套用台湾女作家朱天心的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如此“信口开河”，日后再三斟酌，觉得不妥。原因有三：一怕拾人牙慧，二担心限制老师们的思路，三不希望此书过于文学化。但有一点，我认定：就像台湾的“眷村”，大陆的“筒子楼”，既是一种建筑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时代倒影、文化品位、精神境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筒子楼，也都发生过无数动人心魄的故事。不夸耀，不隐瞒，不懊悔，只是如实道来，这样，琐琐碎碎的，反而动人。

关于此书的编辑工作，我有五点技术性说明：第一，学校不断调整布局，同一座19楼，一会儿住的是男教工，一会儿又变成了女教工宿舍，端看你何时入住；第二，文章有时29楼，有时29斋，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文革”前叫“斋”，“文革”中改为“楼”。第三，末名湖边的德、才、均、备、体、健、全七个“斋”，乃原燕京大学建筑，不按数字排列。第四，为了叙事完整或文气贯通，集中文章，有的溢出了题目，兼及学生时代或搬进单元房后的，编者也不做裁撤。第五，文章排列顺序，不叙年齿，依据的是正式入住筒子楼的时间。

随着校园改造工程的推进，这些饱经沧桑的旧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拆掉。趁着大家记忆犹新，在筒子楼隐入历史之前，为我们的左邻右舍，为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留一侧影，我以为是值得的。

对于昔日筒子楼的生活，说好说坏，都不得要领。你想很辩证地来个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也不是什么好主意。那是一代或几代人的生命记忆，而且，还连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史或学术史。我的想法是：先别褒贬，也不发太多的议论，“立此存照”，供后人评说。

本书的征稿工作，得到了北大中文系周燕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华诞。

2010年2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