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所著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此书，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黄灯对自己亲人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为国人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黄灯所著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作者历时十三年，书写了与自己命运深刻关联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尽管横跨湖南、湖北两省，相距遥远，但生活于此的亲人因为共同的“农民身份”，面对的挑战和危机如出一辙。黄灯通过叙述三个村庄亲人真实、复杂的生存境遇，观照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整体命运，追问中国社会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

自序 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

第一章 嫁入丰三村

 一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二 我的婆婆和继父

 三 兄弟姐妹的生存轨迹

 四 第三代的出路：打工记之一

 五 在惯性中滑行的生存

第二章 生在凤形村

 一 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

 二 素描：村庄里的亲人

 三 出租屋里的叔叔辈：打工记之二

 四 堂弟、表弟的隐匿青春：打工记之三

 五 蹲守村庄的父亲

第三章 长在隘口村

 一 村庄文化的根及80年代的日常生活

 二 活力与隐忧，村庄当下的精神面影

 三 我的同龄表兄妹：打工记之四

 四 二舅眼中的村庄变迁

结语 如何直面亲人

后记 跨越时空的乡村书写/黄灯

 回望我家三代农民/杨胜刚

附录 书中主要人物关系表

 2006-2016年访谈明细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状态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民的前景等等问题有密切关联。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到他家过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曾私下问当时还是男友的丈夫：“哥哥虽然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贫苦家庭的男子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我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虽然不太清楚，但我认识她十年来，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我们竟然很自然地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大约七十五岁，身体还不错，小侄子十五岁，小侄女十二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替他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大家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早在90年代末，他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那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予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的她，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待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们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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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

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远离乡村的路径。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事实上，在一种挂空的学院经验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学术的幻觉，我的生活确实难以和身后的群体产生太多交集。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能为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

200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选择工作，而是南下广州继续攻读博士，“南方”作为一个实在的场域，突兀地进入我的视野。对我而言，人生的宏图再一次展开，理论的诱惑让我沉迷。在学院的高深和宁静中，我一次次感激命运让我逃脱了90年代后期国企工人下岗的厄运，庆幸个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等待我的前景是，只要拿到学位、顺利毕业，我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驶入早已预设好的轨迹，从此远离底层，远离辛酸与泪水。在个人奋斗的路线图中，每个环节严丝合缝，与闪闪发光的时代交相辉映。确实，十几年前的博士头衔，还有足够的含金量让一个底层青年摆脱卑微。

我从来没有想到，堂弟黄职培的一次偶然造访，给我提供了契机。这个契机不但悄然改变了我多年的平静状态，而且让我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群体。

堂弟黄职培十四岁不到，就来广州打工。2002年中秋傍晚，他敲开我的门，看我在家，怎么也掩饰不住四年未见的喜悦。我因为一直外出求学，而他过年也很少回家，姐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他兴奋地告诉我，自己如何巧妙躲过门卫的盘查、顺利进入无比神秘的中山大学。我这才知道，自己自由出入的校园，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少年时代就来广州打工的堂弟，尽管有着一张年轻的脸孔，终究难掩农民阶层的气质。我留意到他手中的物品，一盒是“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一箱是“蒙牛牛奶”，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东西，对当时的学生而言还十分珍贵，也很少享用，我没想到十九岁不到的堂弟，竟然给我送来礼物。我责怪他花钱，他只说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我问他手头是否还有钱，仿佛为了让我放心，他很开心地告诉我身上还有50元。我事后才知道，堂弟当时因为年龄太小、手艺不精，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饭吃。他甚至没有接受一起去食堂吃饭的邀请，就匆匆赶回了工地。在此之前，我尽管多次从父母那儿得知，故乡的很多亲人都蜗居在广州一个叫塘厦的城中村，离我就读的学校并不太远，但我从来没有动过去看望他们的念头，甚至因为有些亲人赌博、吸毒，总和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混在一起，我潜意识里希望和他们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堂弟的到来，让我感动并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逐渐清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我隐隐感到竭力营构的优越感正轰然垮掉，自我审视悄然出现。

—这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秘。这个偶然的场景和事件，堂弟压根不会放在心上，但它却总是自动校准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离人生的险境，在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努力中，越来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轨迹；在貌似精英化的个人路线图中，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感觉的开端。我在暗中使劲，众多亲人不体面的容颜，在城市的傲慢和学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计的背景；我并非有意远离他们，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确实让亲人之间普通的交集变得遥不可及。

……

毫无疑问，此书直面的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多种面相的差异客观存在，我所叙述的三个村庄，只不过是广阔大地的一个缩影。尽管本书无法穷尽一切村庄的细致肌理，但它依然能从整体上凸显农村状貌和其他要素的关联。说到底，农村问题从来不只和农村有关，它的背后关联着更广阔的世界。当全球一体化的序幕拉开，信息化伴随现代性强势渗透，农村的生存，从细处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剧，但从大处看，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互相竞争、交融的必然结局。对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当下农村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整个社会承受不起农村衰败的代价，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被堵塞后的代价。

关于农村的出路，我在本书中并没有提供面容简洁的答案，这固然缘于乡村境况的复杂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早已呈现出疑难杂症的症候，即任何单一的方子都无法做到药到病除。更缘于乡村作为所有问题的终端场域，与各种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从空间层面看，农村与城市紧密连接，无法分割；从时间层面看，过去、现在和未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从发展层面看，农村经济维度与文化、政治、精神维度产生了真实较量。在现代化进程中，尽管有些村庄因为地缘、政策和其他优势，获得了好的机遇，但更多的村庄，伴随经济凋敝、价值失范及人心荒芜，早已成为广袤国土上的触目伤疤，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我对当下更多停留于“经济维度”来观照、理解农村的路向深怀警惕，对种种流于表面、表演性的举措并不看好。今天，农村的诉求不应简单地停留于经济层面，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也应得到重视。如何帮助农村建构一种自然而有意义的价值认同，激活农村与传统文化的情感牵连，激发其自身的发展动力，避免陷入单一消费主义的陷阱，已成为当下农村政策、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现实语境，也成为知识生产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七十年前，费孝通在写作《内地的农村》时，曾坦言：“我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我相信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是个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开始的人。十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主张而工作，而且常希望我们这种实地研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现在风行的空谈和官僚性闭门造数字的空气。我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跨越时空，费老“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的叮咛，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我而言，从熟悉的农村场域，进入社会转型期诸多难题的考察，是我目前找到的有效介入方式。尽管在现有的知识谱系和学科架构中，个体经验依然面临有效性质疑的风险，但我相信，在一个事实上的大时代中，没有谁可以和时代的裂变逃脱干系。说到底，“乡村镜像”隐喻了中国和时代的整体图景。只不过，在直面城乡关系时，越来越多的知识人认同城市视角，并由此带上优越和强势的眼神，难以从内心承认城市与乡村一体的事实。

本书的写作，是我远离乡村后，作为短暂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水久文化上的乡下人的回望、致意。

2016年5月26日

跨越时空的乡村书写

黄灯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一篇文字的机缘，自己非常看重的出版亮相，会这样出现。但我能想象的第一本书，就是今天这个样子。

本书的面世，源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新媒体轰炸似的传播中，此文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公共传播事件，并在2016年春节前后，直接引发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这客观上给我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得以审视自己多年的思想路径，梳理内心的困惑，同时也借此回望多年没有中断的乡村书写，并最后下定决心克服自己散淡的性情，将以往的文字进行缝补、清理、加固，使它看起来像一本书的样子。尽管本书并非刻意构思的产物，但却是我对乡村命题的一次完整表达，也是我个人生命境遇的一次直接亮相。其时空跨度之大，完全超出了我当初的预想。在时光的流转中，不同时期的文字散发出完全不同的气息，归根结底，文字会带上生命成长的底色，在张扬或收敛中等待自己的命运。

令我感慨的是，十三年来，世事已经发生太多变化，文字中活着的亲人，有些已经离场，现实中早已离场的亲人，却在我的召唤下．在文字中复出。我沉浸在他们的世界中，从日常的蛛丝马迹还原其生存轨迹。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越是走近他们，便越能感知到沉默大地中的个体，他们内心所郁积的不幸和悲伤、抗争和坚忍。这个群体如此沉默，沉默到他们一旦进入我的视线，用文字与时间较量的念头，就会成为我内心无法遏制的冲动。在城乡的时空对比中，我惊讶地发现，亲人早已习惯只从时间的维度，获得对现实的感知，在这种遮蔽性视角中，他们甚至难以感知到明天的危机。但越是这样，我越感觉到凸显真相的必要，越感到自己不能对种种危机缄默不语，甚至想要以他们为模本，抛弃掉所有成规定见，将他们制作成光鲜时代的刺目标本。

关于农村的话题，我不是一个三农专家，这让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表达的困境，更为实际的困扰在于，文体的杂糅将我推向了自我怀疑的境地。知识的规训，一直在阻挠我以一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处理个人经验，《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正是我对这种困境的突围尝试。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此文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呈现家庭的痛苦？对我而言，尽管这篇文字实现了对现实的直接指证，但回复到内心，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篇单纯反映农村现实、揭露农村黑暗的文字。多年来，在时代变迁中，如何直面自己的经验，直面个人的渺小、卑微，在无从把控的大潮中，探究个体和时代之间的隐秘关联，一直都是我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讲述我亲人的故事和遭遇，实际上是我企图救赎内心的开始。我无法从意义层面来界定亲人生存的价值，但作为亲历者、介入者，我目睹他们命运的变迁，感知其痛苦、困惑，知道此种真实的存在，同样拥有指证真相的功效。当时代裹胁无数的个体，一同驶向不确定的未来时，卑微的个体也在种种不确定性中，获得了超越性的表达意义，获得了表述的合法性。“家事即国事，个体即全部，细节承载真相”，我文中所展现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因为生活于此的亲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都如出一辙，回望村庄，实际上也是完成另一种印证，实现一种遥远的精神呼应。

……

他们是我的亲人。

他们在广州寻梦，和我一样。就因为这点，我没法对广州的拥挤、混乱抱怨半句，我没法不从内心深处感谢广州的宽容，尽管这个城市总是将我的亲人淹没并且藏在暗处。

2006年，博士毕业一年后，我曾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将亲人在南方打工的生活记录下来，并计划写一本《我的亲人在广州》，因此，我有意识地去东莞黄江、广州塘厦等地方探访他们，并进行了一些访谈。本书中有关周婕、小果、瑛国叔、职培、河水叔、春梅的内容，主要来自2006年前后的访谈。说是“访谈”，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聊天，是亲人间不由自主地倾诉和倾听。十年了，当初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有些事情，我听得惊心动魄，他们却一脸平和。后来因为结婚、生子，还有工作上的事情，我的个人生活完全陷入无边无际的琐碎之中，写作计划并未完成，一搁就是十年。某种意义上，本书的写作不过是延续十年前的计划，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延续、弥补。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把握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我交代一下具体内容的写作时间，丰三村部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完成于2015年11月，其他内容完成于2016年5月；凤形村部分，除《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一文完成于2006年2月，其他内容在2006年和2016年访谈的基础上，完成于2016年5月；隘口村部分，《80年代村庄的日常生活》一文完成于2003年，《2015年返乡笔记》一文完成于2015年2月，其他部分在2016年访谈基础上，完成于2016年5月。

最后，借出版机会，真心感谢众多网友、亲人师友和媒体朋友，原谅我无法一一列出诸位的名字。对我而言，这是多年沉默、隐匿的学院生活的一次集中淬炼。学术如何介入现实，学术如何在当下语境找到它最有生命力的形式，一直是我关注、焦灼之处，我知道这只是开端，但会坚持下去。

感谢刘瑞琳女士、罗丹妮女士，此刻，写下你们的名字，具有重要意义。还要感谢十月文艺出版社韩敬群先生的理解和建议，与他的交往，让我感受到心息相通的人总会相见。今天，让人尊重、信任的出版人，是这个时代赐予写作者、读书人的最好礼物，在文字隐秘的快乐中，感谢命运让我们经过漫长等待，依然可以感知到其同的精神欢愉。

三村苦乐百家味，一城贵贱两重天。这本书写得诚恳和慈悲，虽只是剖示一个家族样本，却不失为跟踪中国社会千年变局的一种微观史记，一份逼问过去与未来的深重忧思。

——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