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历史最终由具体人物的生命轨迹呈现出来，这历史不惟有明晰时刻表，也不拘囿于重大历史事实，而是一个个有欢笑悲忧，血肉鲜活的人们所组成。《百年孤影》是勾勒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其间的历史。与素常历史写作强调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不同，作者把历史的手术刀剖向百年岁月里几位知识分子的激荡命运，让人“一篇读罢头飞雪”，感喟不已。

对真相与正义的热爱促成了羽戈的历史之旅。他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对历史哲学从不感冒。他更习惯从常识、常理和常情入手，像一条明察秋毫的猎犬，一个锲而不舍的侦探，埋首故纸堆中，穿行雾霭深处，分析、存疑、推理、求证，剥茧抽丝，步步为营，一点一点逼近他所追寻的真相与正义。

在羽戈笔下，近世人物绝非冷若冰霜的待解剖物，而是活色生香的有机生命。尽管作者对历史叙事秉持一种中立、冷静的风格，而在此背后，却处处可见书写的激情、热切、虔诚。张佩纶们的感情有多么缠绵，作者的笔调就有多么悱恻：谭嗣同们的义举有多么壮烈，作者的笔调就有多么决绝！

依循作者的指引，我们得以看见：张佩纶与李鸿章女儿的结缡纯属政治婚姻；谭嗣同过于操切的性情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大要因：1900年前后的梁启超曾经在改革与革命两大阵营之间徘徊不定；袁世凯最大的罪孽不在称帝，而是此前对宪法的僭越；杨度一生纠结于帝王术与宪政梦的致命冲突；吴经熊受困于法律与信仰之争，过早终结了法律生涯……这一幕幕历史剧，似传奇，似史诗，一演就是百年，再回首，只余一片孤影。

张佩纶

 清流之踵

 一、白马清流伤往事

 二、南箕北斗愧虚名

 三、纵横钩党清流祸

 四、战和飞桧两无成

 五、仗策书生哭何处

 六、何处神州何处家

 附：宝廷

谭嗣同

 侠的迷津

 一、惟将侠气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

 二、秋光心事两茫茫，飘泊少来剑有霜

 三、禅心剑气相思骨，并作樊南一寸灰

 四、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

 五、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梁启超

 在革命与改革之间

 一、引言

 二、梁启超的惶惑心态：在革命与改革之间

 三、对“革命”的证伪

 四、对“变革”的证实

 五、后来事，谁人知？

 六、革命话语在现代中国的生成

袁世凯

 百年孤独

 一、旧案重审之：戊戌告密

 二、旧案重审之：洪宪帝制

 三、结语

 四、补论：“办共和”有什么错？

杨度

 帝王术与宪政梦

 一、少年击剑学纵横

 二、大泽中霄带剑行

 三、每忧同种一书空

 四、群雄此日争逐鹿

 五、西山王气但黯然

 六、风浪相期万里怀

 七、天时人事几沉吟

 八、海内文章遂萧索

 九、灯前慷慨平生事

 十、补论：晚年入党考

吴经熊

 一个法学家的精神肖像

 一、引言或献辞

 二、宁波生活

 三、法律之路(一)：与徐志摩．

 四、法律之路(二)：与霍姆斯、施塔姆勒和庞德

 五、法学观

 六、插曲：霍姆斯之死

 七、从法律到宗教，或以梦为马

 八、超越东西方？

 九、结语：政治生涯

代跋：一万年来谁著史？

志谢

一、白马清流伤往事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写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号篑斋，河北丰润人)在1884年中法马江战役败北，被褫去三品顶戴花翎，充军戍边。四年后获释，入李鸿章北洋幕府。某次李生病，张便进卧室拜谒，在案头看到两首咏马江战事的诗作：

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宜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军我自宽房琯，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虚贾席，玉阶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丹衢静，功罪千秋付史评。

高阳先生论晚清政事，曾引“杀贼书生纸上兵”一言，评定张佩纶半生功罪，可谓一语中的(见《同光大老》)。曾朴《孽海花》赞誉这两首诗：“一起便得势，忧国之心，盎然言表。”“责备严谨，的是史笔！”——这些夸奖都是浮华的空头支票，就诗论诗，并未落到实处。倒是“情词悱恻，议论和平”八字，道尽了它的妙处，即在于对时事与局中人之种种难言之隐的体贴入微。否则张佩纶便不至于在看完以后，回念往事，情难自禁，“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在主人李鸿章面前感动得失态。

按高拜石记载，张佩纶在百感交集、怆然泪下之余，向李鸿章询问此二诗的作者，被告知是李的幼女李经璃(按：“幼女”一说当误。早年，李鸿章与周思仪夫人生子经毓，不幸夭折，便将幼弟昭庆的儿子李经方过继以承香火；后娶赵继莲——一名小莲，1864年生经述，次年，即同治四年，生经■，后又添经远、经迈及小女儿经溥，李经■实为长女，李经溥则为幼女)，小名鞠耦，“敏丽能诗”，既是美女(对应之下，其孙女倒说祖父张佩纶“相貌不配”)，又是才女，尚未出阁。李嘱托张佩纶帮忙物色一个女婿。张问：才学地位应当如何？李说：“像你这样，便好。”张便跪下求婚，李冷不防这一着，只好成其美事。

我推测，高拜石记述这一段逸事，其底本很可能就是曾朴的小说《孽海花》。不过两者略有差异：高著说李鸿章入了张佩纶的话语圈套，处于被动地位；而曾著则认为，对女儿的婚事，李鸿章早就属意张佩纶，卧室的那一番对谈，却是准丈人与准姑爷的半推半就，富有作戏的成分。余世存先生编《非常道》，采纳的是前者之说。其实衡诸具体的历史情势，恐怕后者更具可信度，尽管那是为一本正经的历史学者所不屑的小说家言。

我们先说张佩纶。彼时，张已经四十岁，而且结过两次婚。巧合的是，他的前两任夫人亦皆出自名门。第一任妻子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勤(字修伯)的女儿朱芷芗。这位清朝的朱学勤先生是浙江余杭人，三十岁(1853年)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入户部，是1861年辛酉政变当中恭亲王奕一派的“四章京”之一，为慈禧太后和恭王诛杀肃顺一党、夺取执政权立过大功。此后十余年，深得恭王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李慈铭称其：“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曾国藩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1875年)，不然极有可能像曹毓瑛、许庚身(“四章京”的另两位)那样，飞黄腾达升人军机处。而张佩纶与朱小姐结婚，应该在他中进士(1871年)之后数年，算起来，至多四载的落差，张佩纶估计没沾第一位老泰山什么光。

张佩纶的继室边粹玉，是边宝泉的女儿。边先生字廉溪，号润民，属镶红旗汉军籍。高阳考证，边宝泉的祖先，是那位在崇祯十五年担任陕西米脂县令、以掘李自成祖坟出名的边大绶——此说应有误，边大绶是河北任丘人，属著名的任丘边氏；边宝泉则原籍奉天辽阳，其祖先随清军入关，定居霸州，这两个边氏完全八竿子打不着。边宝泉是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属于我们后面重点要讨论的“清流党”一系人物——女婿张佩纶是此派的中坚，而岳父边宝泉却有些靠边站，似乎不太合情理。不过他曾经弹劾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献瑞表，媚上取宠，倒也常常被史家提起。边先生的官，从陕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闽浙总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独当一面，比朱学勤还要显赫。他病逝于1898年，据说与“戊戌变法”有关，慈禧太后未予追究，反而追赠其为太子少保，从优抚恤。而他的女儿1886年就先他而去，亦是一桩悲事。

边夫人故世之后，张佩纶正处于苦寒的流放状态，没来得及续弦。我们都晓得，在中国古代，如果一个女子先后两次结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终，那么她必定背负“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恶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计就有点困难。这个道理不知是否适用于男子？说起来，张佩纶的命亦够硬朗，克死两位如花美眷之后，还能遇上李小姐，《孽海花》称其“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尽管岁数大了点儿(时年二十三，按旧时习俗，已经是老姑娘)，可论品质，论家世，再对比张佩纶的中年落魄，这姻缘，怎么算计，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如此，我们正可分析高拜石健笔之下的历史叙事的真实度。试想，依张佩纶彼时的困窘景况，他的头脑即便被爱情的力量刺激得高烧一百度，是否敢于在卧榻之侧，钻李鸿章言辞上的空子，霸王硬上弓？他与李的关系，属于幕僚与谋主，但他终归不是左宗棠，李鸿章亦不是骆秉章(后一对幕僚之于谋主的行径可谓强悍之至)。他进入北洋幕府，是他落难时期，有寄人篱下的低落苦涩。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华，可李绝对不是那种受幕僚任意支使摆布的官员，所谓“晚清第一人”，李的强势进取，正与其师曾国藩晚年的退守无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张佩纶尽管好空谈，习惯了清流派的高姿态，其本性并不冒昧。所以那一段卧室婚变，可信度实不高。

我们还可以举证。李鸿章非常疼爱这位女儿，他可否会拿爱女的终身大事做儿戏，就那样轻易托以姻娅？就算他措手不及，被张佩纶占了先手，将了一军，难道就没有婉言或直言拒绝的可能？李大人一旦沉下脸，庶民(还是前罪犯)张佩纶又能说什么呢？毕竟，其间只存在人情的拉扯。世味年来薄似纱，贵胄家的人情如暖春后的冰，一触即破。

比较起来，还是曾朴《孽海花》的说法更为可信。李鸿章很早就看上了张佩纶，不但帮助他开脱罪责，还纳入幕府，将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作第三任妻子，这中间，怕不是一个“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能够解释的。我基本同意高阳先生的观点，李张两家结亲，李鸿章正有传授衣钵，培养张佩纶作北洋系之二代传人的深远意图。说到底，1888年11月15日在天津举行的这一场火树银花的婚礼，不折不扣是一桩政治婚姻。这在中国历代之官场并不算罕见(如与张佩纶同时代的袁世凯，他所结的亲家有：袁克定之岳丈吴大激、克文之岳丈刘尚文、克良之岳丈张百熙、克端之岳丈何秋涛、克权之岳丈端方、克桓之岳丈陈启泰、克齐之岳丈孙宝琦、克轸之岳丈周馥等，不是重臣，即为名流，足以支撑大变局的半壁江山)。我们正可由此为入口，走进玲珑棋局般的晚清政治史，做眼、打劫、护断、疑问手、生死决，看看能有怎样的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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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记体来书写历史，头儿是司马迁开的，在此之前，无论《春秋》，《左传》，《尚书》还是《国语》，以及散见的各种典籍，不是叙事，就是记言，人物活动，星星点点地闪在各处，难窥全豹。历史是由人的活动串起来的，读史还是读人物解气，也直接。今日读前四史，不言而喻，还是读人物传过瘾，因为人家写得好。情感丰富者，每每哭之笑之，如八大山人的题款。太史公开创的这一路写史笔法，大体为写意，神形之间，对神似更加在意，区区几笔，活脱脱一个人跃然纸上，让人看了爽气，即便是坏人，也坏得有趣。

可惜，《三国志》以下，正史撰写者笔都有点儿发涩，写意还是写意，只是有形无神，记了事，没了人。撰写者刻意堆上的大段大段的奏章，虽说记了言，但未必是传主发自内心之言，更不是后世读史者乐意看的。正史的人物，每每不如野史笔记，虽说难免道听途说，但那份活灵活现，却深得写意画之真谛。

三转两转，人来到了现代，班马已成绝响，人物传记跟上西人的脚步，开始了长篇大论的排铺时代，从写意转为工笔，一笔一笔的，连一个头发丝都要描上三描。工笔画也有工拙之分，好的描得细，就是一个像，虽说不至于让人感觉画上的美人要下来，但至少有几分活气，差的每每像油盐店里的豆腐账，一五一十什么都记，但读者最想知道的，却往往没有记。可惜的是，差的长篇传记，要比好得多很多，让入读了，总是气闷。

羽戈先生的近代人物，似处于写意和工笔之间，以写意为主，间或细笔勾描，很老到的笔法，乍读之下，仿佛高阳、高拜石这类文坛老手，一看自传，哦，原来是个80后！

历史随笔，尤其是人物随笔，要想写得好，须书读得多。仗着自己一副利口，键盘下能敲出一串串俏皮话儿，粗粗看上几本历史书，就敢下手的人，不是胆大，就是心大，只是化为文字的货色却小。

就跟我们当年一样，读书见一当十，偶有所得，动辄放言高论，目无余子，在我心目中，80后一辈，胆大心大者大有青蓝之势，这样的作品一问世，我辈九斤老太免不了要感慨一番。不过，羽戈先生的文字不同，笔老，心也老，肚子里书多，笔端就可以看出来；他跟古人对话，无虚骄之狂放，有体贴之同情，让人看了舒服。

对于文字，我的欣赏口味属于比较老旧那一类，不太能够喜欢那些过于时髦跳荡的新潮玩意儿，比较认可那些乍看起来平淡无奇，细品之下却有嚼头的东西，羽戈年纪虽小，但货色旧，所以我喜欢。

与羽戈先生素昧平生，无缘结识，但他的文字却读过，从来没想到过原来是如此年轻人的手笔，他的文字，放在这里，可以嘲笑我一向的偏见——看不上80后，更给我欢欣，中国之大，后继有人。此前，见识过谭伯牛的文字，留白的文字，还有尹钛的文字，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和意境，都令我自愧，也令我兴奋。

蒙羽戈先生不弃，命我写序，序谈不上，写几个字在前面，权当赞辞，如角儿出台，碰头一个大彩。

某一天，米歇尔·福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读到一份18世纪初撰写的拘留记录，其中有这么两条：

米朗(Mathurin Milan)，1707年8月31日被送入夏朗德医院：“他一直向家庭掩饰他的疯狂，在乡间过着一种不明不白的生活，官司缠身，毫无顾忌地放高利贷，让自己贫乏的精神步入那些无人知晓的道路，相信自己能够从事最最伟大的事业。”

图扎尔(Jean Antoine Touzard)，1701年4月21日被送入比凯特城堡：“背教的教士，四处煽动，可能成为罪大恶极的罪犯，鸡奸者，只要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无神论者；这实足足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如果放他自由，还不如镇压他。”

一个人，一生，就压缩成如此枯燥无味的几行文字，不可不谓之残酷。而他们还是幸福的。因为更多的、简直如恒河沙数的米朗和图扎尔，尚且没有资格被历史之笔残酷的牢记。犹如无名的草木或烟尘，默默无闻的生长与陨落才是他们必须承纳的宿命。他们与历史无关，大不了感慨一声：历史是婊子，只是经常以他们之名立出牌坊而已。

福柯被震动。他决定将关于米朗、图扎尔“微不足道的生活”之文字收集起来，恢复他们旧日的面目。哪怕他们不可能开口说话，至少，得让后人正视那种突兀的存在。可他们，他们是谁呢：

没有什么东西会注定让他们声名显赫，他们也不具有任何确定无疑的，可以辨认的辉煌特征，无论是出身、财富或圣德，还是英雄行为或者天赋英才；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这些人应该置身于不幸之中，无论是爱还是恨，都满怀激情，但除了那些一般被视为值得记录的事情之外，他们的生存灰暗平凡；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会倾注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固执或厄运所激发。在同辈人的眼中，或者比起他们平庸无奇的生活，这些都赋予他们以某种辉煌，震慑心灵或者令人怜悯。

他们的身份太过复杂，无所不包，以至难以命名。只好称他们为无名者。

历史的话语权从来不属于他们。中国史被梁启超先生一言蔽之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姓”的说法倒有些狭隘，可无论怎么扩大，都超不过权力者的势力范围)。西方史，在福柯看来，其中心词亦是“权力”。无名者若想进入历史，唯有一条路径，就是与各个时间、空间段的统治权力(不止是政治，还包括经济、文化……)发生亲密接触，在稍纵即逝的撞击瞬间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像谜一样。

更可悲的是，即便满身污秽和伤痕的他们被纳人了历史的话语圈，像米朗和图扎尔那样让姓氏熠熠生辉，可作为后人的我们，依然无法从那些有限的文字当中捕捉他们的本原面目。无名者与权力的交媾面临双重扭曲：他们为适应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转而对自身的打磨；权力者的话语过滤网之层层围剿。经受锻造的他们成功载入了史册，或者像羚羊失去了棱角，或者被政治机器格式化，成为凶悍而僵硬的木偶剧演员，只能在黑白分明的道德大舞台各就各位，一二三四。总之，当他们幸运脱离了无名者的卑微阶层，相应的代价则何其不幸：被迫舍弃无名者的真实生活。

福柯的困境在于，他既想重现无名者的生活，亦担心他的重现偏离、遮蔽了往昔的真相。他将所整理出来的文献称为“传奇”，虚构与真实同在；后来又谈到“寓言”、“文学”等西方历史的话语样式。他的姿态过于小心翼翼，从而流露了他的内心之犹疑不决。但他必须为自己的行动寻求意义，他的目光从历史学转向隔山打牛的知识考古学与知识社会学。当他将所有的寄托付诸下面这段话，无疑意味着他的失败，他只能选择一条歧出的道路继续为“无名者”命名的艰辛旅程：

当设置好一套配置以迫使人讲述“卑微者”，讲述那些不能讲述自身的人，讲述那些毫无荣耀可言的人，讲述那些“无名者”，一种新的律令就逐渐成形，它用来构成人们可以称为伦理的东西，一种西方的文学话语内在的伦理：它的仪式功能将渐渐消失；它的任务将不再是彰显力量、恩典、英雄业绩或能力方面轻易可见的辉煌，而是着手寻觅那些最难察觉的，隐藏最深的，在显示和讲述时最难以启齿的事情，最终也就是严格禁止，最不体面的事情。

这里潜藏的意思是，以捍卫弱势者的名义，将真伪之争转化为善恶之争。我以为，福柯的大多数研究都在贯彻此一路线：《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疯子、囚犯、受虐者……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认同李猛先生的结论，福柯的努力，是听从了尼采的告诫，不是记录一部窒息生命的历史，而是撰写一部为历史带人生命气息的“反历史”。这种“反历史”以解构、毁灭的痛切方式让我们窥见曾经被掩蔽的那一角阴晦的历史图景。由此而论，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重启了“真伪之争”。然而在另一方面，福柯之行并不彻底，当他拆毁了传统的或现行的(一直生效的)社会架构之时，他的求“真”之工作便宣告中断。这是因为，他的研究对象往往要借助社会之中心权力才能存活下去，如今，中心不再是中心，附属何以为附属？无名者无法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声响，必须依赖统治阶级的话语管道。福柯则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将高高在上的管道砸破，却是“与汝偕亡”的举措。所导致的无名者的失声，将他拉回了社会学的语境。某些人认为，福柯关注的多半是边缘群体、弱势阶层，足见他的良善。也许如此。只怕福柯会苦笑。

我不由想起马克·里拉论福柯的一段话，正好用来回应那些企图从道德与政治角度评判这位法国哲学家之学说的人士：“他(福柯)的生平和著作却极为清晰地表明：如果一个本质上自我的思想家试图将自己的努力扩展到政治领域，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种种努力都是在尼采范例的鼓舞之下与自己的心魔进行的斗争；他对政治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也不承担真正的责任。一个人也许会选择在心灵的旅程上追寻福柯的行迹，或者开启属于自己的路，但是，如果认为这样的精神训练会揭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公共政治世界的话，那就是既危险又荒谬的。”

将话头牵回来，既然重现无名者的历史生活注定徒劳无功，为什么历史研究者还趋之若鹜，纷纷打出为无名者请命立言的鲜明旗帜？像法国著名史学家儒勒·米什莱这样的睿智而诚挚之士毕竟是少数，他认为民众总是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倾听他们的声音(他形容为“历史的寂静之声”)正是史学家的道德责任，于是他立志撰写人民的历史，可最终，他发现，自己居然无法进人“人民的语言”。他的结论平淡而沉痛：“我不能让他们说话。”——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一面认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一面却阻止他们发音？

福柯说对了，一切的一切，还是对权力的争夺。谁占据历史书写的话语权，谁便可能成为新时期政治与文化民族的灵魂纲领。历史至高无上的价值是“真”，但它像奔涌的流水一样，无法与人们的脚、人们的眼睛发生第二次的缘分。“真”之下，历史之维将呈现价值的破碎虚空，换一个时髦的说法，则是多元化。多元之任何一元，都是一项权力。福柯——及其所隶属的后现代主义阵营——完全有理由高声宣称，他是以多元对抗一元，以多元史观消解中心史观。因此，无名者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策略罢了。

我们不妨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箴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这并不能推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书写者。即便无名者拥有自己的历史，只可能由他们的领袖人物行使极其珍稀的话语权。而书写无名者之历史的这些人，是否还能称得上“无名者”呢？恐怕是一个文字学的悖谬。好在，当我们看穿了这些把戏，至少可以模仿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口吻，来总结无名者的历史书写：“历史是人民的鸦片。”——如果书写者还愿煮承认他们代表人民的话。

羽戈先生勾勒近代人物，似处于写意和工笔之间，以写意为主，间或细笔勾描，很老到的笔法，乍读之下，仿佛高阳、高拜石这类文坛老手，一看自传，哦，原来是个80后。

在我心目中，80后一辈，胆大心大者大有青蓝之势，这样的作品一问世，我辈九斤老太免不了要感慨一番。不过，羽戈先生的文字不同，笔老，心也老，肚子里书多，笔端就可以看出来；跟古人对话，无虚骄之狂放，有体贴之同情，让人看了舒服。

对于文字，我的欣赏口味属于比较老旧那一类，不太能够喜欢那些过于时髦跳荡的新潮玩意儿，比较认可那些乍看起来平淡无奇，细品之下却有嚼头的东西，羽戈年纪虽小，但货色旧，所以我喜欢。

——张鸣(著名学者)

羽戈叙述从容、文笔雅训不说，从笔下涉及的内容来看，政论、诗歌、宪政研究、文学批评，应有尽有，几乎没有他不会写的。但历史研究方面同样也能表现得如此出色，倒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这年头，文字好的作家，思想的力量往往欠缺，相反，擅长在识见、立论上显示真才实学的，笔下有时难免信马由缰，泥沙俱下，总之，很少能做到兼具。而羽戈大概属于两方面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柯平(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