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科斯于1991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其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自己的独特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并在此过程中，深刻影响了经济学家对企业、法学、经济学与经济系统的关系、市场的潜力与局限性等的思考方式。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法与经济学的发展正是起源于他的研究。

斯蒂文·G.米德玛著的《罗纳德·科斯传(精)》旨在系统分析科斯的经济学贡献，集中考察了他的最重要贡献和核心研究主题，包括企业的性质、定价与成本分析、外部性分析、政府的经济角色和经济学方法等。本书最后一章尝试对科斯的经济学遗产进行初步评估。

斯蒂文·G.米德玛著的《罗纳德·科斯传(精)》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教授的学术性传记。

罗纳德·科斯（1910—2013），1932年获伦敦经济学院商科学士学位，先后受聘于邓迪经济和商业学院、利物浦大学及伦敦经济学院。1951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迁居美国，先后任职于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1964年转入芝加哥大学任教，同时任《法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由于发现并阐明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巨大贡献，科斯教授于1991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教授开创了对当代学术界影响巨大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术流派，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还包括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

由于在制度分析方面的深刻见解，科斯教授的相关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引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之后，就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及政策制定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由科斯教授开创的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分析范式在我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科斯教授是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现代经济学学者，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此评价道：“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的影响力还要广泛、深刻和持久。”

推荐序

中文版序言

原版前言

1.科斯生平

 1.1 小传

 1.2 学术概览

2.企业的性质

 2.1 背景

 2.2 企业的性质：发现

 2.3 影响

1970年以前的影响

影响力的觉醒：1970—1992

 2.4 结论

3.定价、会计与成本

 3.1 边际成本定价

边际成本定价问题的简史

科斯：边际成本定价的错误

边际成本定价的诱惑：黑板的作用

 3.2 经济学与会计学中的成本理论与成本核算

会计与成本

与新古典成本理论的关系

成本与定价

与企业理论的联系

4.社会成本问题

 4.1 一些背景

 4.2 “联邦通讯委员会”：打响第一枪

 4.3 “社会成本问题”：一个新的范式

外部性的相互性质

市场制胜：零交易成本世界

真实世界：正的交易成本

铲除庇古主义巨龙

 4.4 “社会成本问题”的遗产

科斯定理

有效性声称

不变性声称

一个正交易成本的世界

 4.5 总结

5.政府与市场

 5.1 引言

 5.2 英国广播公司的垄断

无线电广播业

有线广播、外国商业广播和对垄断的捍卫

英国的电视广播业

 5.3 联邦通讯委员会与美国广播业

广播频率的分配

广播节目：付费电视的案例

 5.4 红包贿赂：广播业中为效率而进行的贿赂

 5.5 工商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

 5.6 管制机构

 5.7 政府的经济角色

6.科斯的经济学观

 6.1 经济学的性质

消费者理论

经济制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地位

 6.2 真实主义(realism)的作用

 6.3 数理与量化分析

 6.4 经济学帝国主义

 6.5 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

经济学家是如何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

有谁会听？为什么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甚微？

指明道路：科斯风格的政策分析

7.罗纳德·科斯在经济学思想史中的地位

 7.1 交易成本的重要性

 7.2 现实、法律和经济制度

 7.3 内部人还是外部人？

中文版后记

参考文献

科斯还记述了自己在11岁时被父亲带去见一位颅相学家。说来奇怪，这位颅相学家似乎精准地预测了科斯的未来。科斯这样描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在颅相学家那本印满各种性格总结的小册子中，他为“科斯少爷”(Master Ronald Coase)挑选的那一则是这样写的：“你足够聪明，而且你也自知这一点，虽然你可能低估自己的能力。”相签上还说：“你不会像一条病鱼那样随波逐流……你享有巨大的精神能量，不会成为他人操纵下的被动工具。虽然你能够与他人合作或为他人工作，但在你自觉优势的领域，你更愿意独立思考和工作。然而，决断力更强一些会对你有好处。”相签上所推荐的职业是：“科学与商业、银行业、会计。”(Coase，1991，p.2)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位颅相学家的预测还是比较准的。更有意思的是，相签上推荐给科斯的业余爱好是园艺和家禽饲养，这也许预兆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中所举的著名的农场主一牧场主案例，以及他与罗纳德·福勒(Ronald Fowler)合作的“生猪周期”(hogcycle)研究。

科斯成为经济学家并非顺理成章。在不止一个场合他都提到，他的成功是其求学生涯中“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这个说法相当正确，我们下面就会对此给出证明。考虑到科斯对市场功效的强调，我们不妨把这一系列偶然因素解释为是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

科斯小时候饱受腿疾之苦，不得不在腿上装上铁件(wear irons)，并因此进入当地一所残疾人学校。直到12岁，他才被授予奖学金到基尔伯恩文法学校(Kilburn Grammar School)注册入学。1927年，科斯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通过了大学录取考试，其中化学和历史成绩突出。科斯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又待了两年，学习伦敦大学的校外中级(intermediate)课程，这使他得以二年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紧接着，他面临着学位专业选择的问题，正是从此开始，“一系列偶然因素”开始发挥作用。

中学注册入学的年龄一般是11岁，但科斯错过了当年的入学考试，从而使他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的入学被耽误一年，错过了学习拉丁文的机会，由此使他不能在大学里攻读自己喜欢的历史学位，因为拉丁文是攻读此学位的必要条件。于是，他转向自己擅长的另一个领域：化学。但这段学习经历非常短暂，因为他发现学习化学所需要的数学知识“不符合自己的口味”(Coase，1991，p.4)。最终科斯不得不转向他“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所剩下的唯一能从事的专业学位——商科”(Coase，199l，p.4)。奇怪的是，科斯当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商科学位的必修课程之一——经济学会相当有趣。在准备中级考试期间，科斯选修了经济学、地理、法语、英国经济史和会计学。通过考试后，科斯于1929年10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SE)继续攻读商学学士学位。  正是在LSE求学的第二年，科斯通往职业生涯的路径发生了改变。1930年，LSE任命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为商学教授，科斯参加了他的研讨班。普兰特很快就对科斯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选修过他(普兰特)的工商管理课程。但在终考前五个月我参加了他的研讨班，正是他在研讨班上的讲话改变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了——我有关经济运行的看法。普兰特的话使我了解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让我意识到价格体系是如何来协调一个竞争性经济系统的。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思想方面的，与他的相遇改变了我的一生。(Coase，1991，p.4)

事实确乎如此。在参加普兰特的研讨班之前，科斯对经济学的唯一一次真正接触发生在基尔伯恩文法学校备考中级考试时。事实上，在LSE期间，科斯连一门经济学课程也没修过。但科斯对此并未感到遗憾，相反，他认为“这使我在思考经济问题时是自由的，假若我修过经济学课程，我可能就不会提出这些有关的经济问题了”(coase，1990a，p-3)。科斯是撞上了经济学，而不是深受经济学的熏陶——这也许能很好地解释他为什么会提出那么多独特而原创性的见解。

1931年，科斯通过了LSE终考，但为了获得学位他仍需在学校再待一年。于是他不得不考虑第三年应该做什么。他决定学习工业法，以获得一个经济学理学士学位。如果这项计划顺利实施，科斯毫无疑问会成为一名律师。然而，学校授予他一笔1931—1932学年的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他把这个奖项归功于普兰特的影响力。他决定去美国考察产业结构，尤其是考察不同产业之间的组织结构为何存在差异。“尽管当时我毫不自知，但我正走向成为经济学者的道路”(Coase，1991，p.4)。正是这项研究——在他还是一名大学生时所从事的研究，使他获得了深刻的洞见，这洞见最后演变成日后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嘉奖的文章之一——“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the Firm，1937a)。

P2-4

2013年9月2日，102岁的罗纳德·科斯离开了人世。他的思想对经济学和法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为此获得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以其名字命名的“定理”是最为著名的定理之一，但毫无疑问，科斯贡献的深度与广度仍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大大低估。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经济学研究进路(approach to doing economics)和研究对象(the subjects)与“二战”后的经济学主流大相径庭。

本书初版于1994年，写于科斯即将结束其职业学者生涯之时。但此后，他仍笔耕不辍，继续发表作品以推动他所支持的那种经济学分析的发展，直至生命尽头。在此期间，他与王宁(Ning Wang)合著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2012)。尽管如此，这本学术传记仍然不失为一本有用的文献，它综述了科斯的经济学分析及科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前的学术影响。至于科斯从1994年至今的20年里头的作品，我将在本书中文版后记中做一综述。 科斯1932年在伦敦经济学院(LSE)获商学士学位之后，先后在邓迪商业学校、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从事学术工作。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职期间，由于“二战”爆发，他被调往政府部门工作六年；“二战”结束后，他立即转回学校。他没有接受过形式化的经济学训练，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使用一种独特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即避开形式主义(formalism)而强调案例研究(case study)与直观价格理论分析(intuitive price-theoretic analysis)的结合。可以说，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唯一一个在其核心著作中不使用公式的经济学家。

科斯最为著名的学术贡献无疑是“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事实上，这两篇文章也是很多经济学家唯一叫得出名字的科斯作品。然而，科斯所发表的作品还有很多，而且题材广泛。他所考察的问题包括会计实务、广告、公共产品、消费者剩余、公共事业定价、垄断理论、敲诈、政府的经济角色以及经济思想史等众多领域。这些看起来主题迥异的作品其实都有关科斯所谓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生产的制度结构”这一说法本身就表明，科斯所关注的是制度——尤其是企业、市场和法律——在经济结构和经济绩效中所发挥的作用。

科斯早期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企业的性质”，其本意是要解释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企业活动的边界由什么决定。但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乃在于凸显了交易成本——内部组织与市场组织的相对成本——在决定企业组织中的作用。很多年后，这一深刻见解被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阿门·阿尔钦安(Armen Alchian)、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和其他学者在各自不同方向上进行了理论发展。

尽管以现代眼光来看，“企业的性质”像使用初级价格理论进行演绎的标准作品，但实际上，它是科斯以LSE学生身份访问美国时对企业行为长期考察的结果。科斯还把这种研究进路应有于对公用事业的一系列历史研究中。在其职业生涯的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里，他都在研究公用事业这个课题，其中的最重要研究是关于英国广播业，在这个研究中，他分析了无线和有线广播以及电视播送的发展、BBC作为上述活动的垄断供给者的出现(1950，1954)等。这些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是科斯对英国邮局的分析，他考察了大不列颠在罗兰．希尔(Rowland Hill)领导下所出现的一便士邮资，以及邮局为强化它的垄断地位而企图打击诸如信使服务公司(the messenger companies)这样的私人企业的行为(1955)。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科斯通过烦琐而详尽的案例研究而获得深刻洞见。这些研究也表明科斯对垄断——尤其是政府垄断问题的关注。

对广播业的兴趣使科斯在移居美国之后，开始深入考察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管制广播频率的问题(1959)，并最终发表了最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960)。尽管科斯的研究结论后来被施蒂格勒(1966，p.113)冠名以“科斯定理”而广为人知，但这篇文章的中心目标却是要扳倒占据主流的对外部性分析的庇古方法。科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标准的新古典假设下，对外部性的庇古主义纠正是不必要的：无成本市场运行和庇古主义福利理论中的无成本政府运行一样，都会产生相同的效率结果。正如科斯所强调的，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都是有成本的，都不能产生经济理论所预期的最优结果。因此，社会面临的现实是要在不完美替代选择中进行选择，这就必然要求采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case-by-case)比较制度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政策问题。

科斯认为，经济学家面对看似市场失灵的情况时，太急于呼吁直接的政府管制，从而低估了市场的可能性。在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研究中，他倡导通过市场来分配频率；在对灯塔服务的研究中，他认识到私人部门对提供灯塔服务所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这些研究都旨在表明：市场机制是如何在经济学家认为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下运行成功的。但他同时也想表明：如果能正确评估，一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失灵的情况可能根本就不是市场失灵。例如，科斯对外部性的科斯定理式解决方案根本没有多大信心。在他看来，这种解决方式的交易成本太大了。相反，他认为维持现状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即最有效率的做法可能是对“问题”什么都不做，因为通过政府进行纠正的结果可能要比原来的市场弊病更为糟糕。

科斯对经济政策理论的批评只是他经常批评的“黑板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所谓黑板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在黑板上移动曲线和摆布公式，漠不关心理论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契合程度以及可能对分析有影响的制度。基于同样的理由，科斯对经济学应用于非传统领域的发展感到悲观。与流行看法相反，科斯确实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甚少兴趣，尽管从学术上讲，他与这个学科关系密切。他的“法与经济学”关注的是法律如何影响经济系统运行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起来与科斯联系最为密切的科斯定理，既是黑板经济学的巅峰之作，也是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奠基之石。但是，正如科斯在很多场合所指出的，被误解好像正是其职业生涯的特点之一。当然，我们都应该为此而感到幸运。

我很高兴多年之后这本书仍然能吸引中国读者的注意。长期以来，科斯著作很受中国经济学界某些群体的青睐，我希望这个译本既有助于加强他们对科斯著作的兴趣，又能提高他们对科斯贡献全貌及其所使用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解。我要感谢王宁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推动该中译本的出版所做的工作，尤其要感谢具体执行本书版权的女士和主持翻译工作的罗君丽女士。

斯蒂文·G．米德玛

2014年6月于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

自本书初版20年以来，我们看到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日益关注科斯的分析。然而，对科斯及其贡献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他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践行的经济分析的影响远不及他所希望的那样大。之所以造成此种局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经济学文化(culture of economics)。对此，科斯做过详细阐述，其态度也从质疑逐渐发展到公然敌对。如果要根据是否成功说服经济学家远离“黑板经济学”来评估科斯的事业，那么，科斯的成功至多也只能说是有限。

上述论点的最好证据就是“科斯定理”一直被视为科斯分析的最重要思想。该定理每年都被成千上万的刊发论文所引用，并成为各级微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教材及文献中的标准组成部分。而科斯所强调的重点—研究外部性问题(和一般性政策问题)要使用比较制度方法，却很少被学术性文献引用，在教材中更是根本不提。整个学术界都还在迷恋抽象的形式主义(formalism)，对琐碎而注重细节的案例研究了无兴趣，因此，科斯呼吁经济学家要采取替代性研究方法，这根本就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多大关注。与此同时，科斯定理却因其具有非真实主义(unrealism)特征而继续受到那些视形式化、模型化为经济分析核心工具的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在科斯生命的最后20年，他笔耕不辍，不断重复构成本书写作素材的那些早期著作中的主旋律。他后来所写的很多评论都是有关方法论的，旨在敦促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体和经济政策问题时转向他所认为的更合理道路。此外，他还回顾了近期经济学的发展史以及他在这段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并努力表明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贡献的，他特别强调了自己的看法与他所认为的学术界大部分人的错误看法的不同之处。尽管科斯得到过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经济学界的外部人，绝大多数学术界同行总是误解自己的工作。以下对他近期作品所作的综述将对此作出说明。

法学、经济学和“社会成本问题”

芝加哥学派对推动法与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众多其他学者一起缔造了现代“法律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社会成本问题”对现代“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有关法与经济学自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以来是如何在芝加哥大学演化发展的，并不为世人充分了解，而这正是科斯在“法与经济学和芝加哥大学”中所要讨论的主题(1993)。

对法与经济学传统在芝加哥大学的起源，科斯把它追溯到经济学家亨利·西蒙(Henry Simons)在法学院的任命。但是，科斯批评西蒙在《论自由放任的实证方案》(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1934)一书中所提出的以高压的中央集权方式来创造竞争性经济环境的想法。与“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问题”所讨论主题形成呼应，科斯批评西蒙竟然相信政府拥有必要的信息和资源来开展他所赋予政府的任务。科斯认为，法与经济学思想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发展与西蒙的关系不大。当然，科斯的这个看法可能低估了西蒙的人格和世界观对20世纪30—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产生的影响。

在科斯看来，更为重要的人物是阿伦·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在1946年西蒙去世之后，迪莱克特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法学院工作。正是迪莱克特于1958年在法学院规划了法与经济学的研究项目，创办了《法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他的研究方法为之后20多年时间里的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调。迪莱克特认为，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经济系统的法律环境。对此，科斯表示赞同。在科斯看来，迪莱克特的独特之处是他不愿意接受市场结构分析的传统智慧，尤其是对垄断和垄断趋势的分析。迪莱克特认为，那些被当作反竞争的行为通常可以被视为竞争过程的结果而非垄断力量的证据。他和他的学生调查过一些案例以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有的学者对他的这个观点持肯定态度，认为他的这种分析的意义深远，因为这意味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反垄断和其他管制措施都是错误的。总之，迪拉克特和他的学生对法律一经济关系的详细研究表明理论和政策都需要进行严肃反思。这种思考反托拉斯的“芝加哥式”方法逐渐在法律讨论中受到重视，尽管这种影响力来自大量受迪莱克特影响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生，而非迪莱克特本人的著作。

……

作为经济学历史人物的罗纳德·科斯

一直以来，援引科斯著作的大量学术研究都涉及科斯定理。科斯定理仍然是文献中的一个辩论主题，尽管它已经在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大量讨论产权和交易成本问题的文献，都试图把这些概念纳入解释性框架并把它们用于规范性目的。同样地，科斯对企业的开创性分析激发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以科斯的著作还以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其他学者的原创性贡献为基础。关于这些，本书都已经作出了进一步说明。

经济思想史学家们也越来越关注科斯，努力加深我们对科斯思想演化的理解，为其著作在经济学史上进行学术定位，并进一步明确他对现代经济学历史的影响。本书的1994年初版，是对科斯贡献进行史实记录以及考察他在经济学历史上的地位的首次尝试。从那时起，对科斯学术贡献和学术遗产的分析就开始成为寻常话题，所产生的文献如此之多以致这里无法一一涵盖。对读者而言，幸运的是，互联网的存在使敲击几下电脑键盘就可以迅速得到相关材料，一些特别有用的资源已经在这个后记的参考文献中列出。

总之，还有大量研究要做。与科斯相关的学术研究，其核心仍然还只是与他的一小部分最重要贡献——关于企业、社会成本和灯塔的文章有关。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但这些原创性文章所显示的是一个更广阔的研究前景，要想完全理解这个前景，就只能通过阅读科斯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的更多学术著作，并了解能提供他研究经济学方法信息的生活细节。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本书时的学术历程，是对这个说法的很好注解。在那个过程中，我阅读和重读的不仅有他的最著名作品，更多的是那些在文献中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无名之作。由此，我对科斯所持有的观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通过更深入地研究科斯及其作品和生活工作环境，我们无疑会学到很多。我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实现这个研究目的。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本书评介了科斯的学术思想，揭示了他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创造过程，再现了他独特、智慧的传奇一生。拜读本书，不仅对科斯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而且有助于坚持正确的经济学之路。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很多经济现象在哪里都差不多，如人口涌入持续推高纽约、东京、香港和上海的房价。经济学家知一说十，虽不中亦不远。不过追下去，还会发现各有各的特别，说清一处已属不易。再追，特殊当中有普遍，一叶能知天下秋，那是另一个层面的本领。你若好奇，为什么从未来过中国的科斯，比频频亮相的其他诺奖得主有着更为靠谱的影响力，你就读读这本引人入胜的传记吧。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

本书展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生平；鼓励我们像科斯那样，用思考贯穿生命。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科斯丰富和深邃的思想，一部分已经被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同时，另一部分未被纳入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思想，也是被科斯视为自己思想精髓的部分，却至今仍旧存在着众多的争议。这正是科斯的思想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的原因。

王宁（美国罗纳德·科斯研究所）

科斯是经济学中的异类。一方面，科斯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他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至深致远。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法律经济学，从企业理论到合约理论，科斯的思想弥久愈新。另一方面，科斯更是经济学家中的谔谔之士，长期抨击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中的经济生活，片面追求理论化，而沦为“黑板经济学”。科斯痛惜经济学在二十世纪逐渐偏离了斯密一马歇尔古典传统，在本体论上放弃了财富和人性，转而研究选择，在方法论上逐步走向公理化、数学化和计量化。科斯坚信没有坚实的经验基础，再漂亮的理论也不过是海市蜃楼。他数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孜孜不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真实生活中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