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一生写过十四部长篇小说。他在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八年间，除一八四七年外，每年圣诞节发表一篇中篇小说，共得五篇，即：《圣诞欢歌》(1843)、《古教堂的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人生的战斗》(1846)和《着魔的人》(1848)。这五篇圣诞故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期的英国是家喻户晓的。五篇作品集结出版后名为《圣诞故事集》。

从1843年到1848年间(1847年除外)，狄更斯每年圣诞节发表一部中篇小说，共得五篇，集结出版后名为《圣诞故事集》。

这些小说绝不仅仅是纯粹的应景式作品，它们集中表现了作者调和社会矛盾的梦想和感伤失望的情绪，仅，以其中最著名《圣诞欢歌》为例，故事描写了一个吝啬的老商人史克罗奇在圣诞夜被三个幽灵带着遍览穷苦人的善意，狠心人的下场，于是从此变为慷慨仁爱的人。在其他的圣诞故事中，作者也寄托了同样的劝恶扬善的人道主义思想。

《圣诞故事集》在英国深入人心，其中的人物几乎家喻户晓。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它的发表，标志着狄更斯的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

译者前记

圣诞欢歌

古教堂的钟声

炉边蟋蟀

人生的战斗

着魔的人

那幻象缓慢、庄重而沉默地走近来。当它走近他身边的时候，斯克掳奇就双膝跪下了，因为这幽灵穿过空气而来，似乎一路在散布阴郁和神秘的气氛。

它全身都裹在一件深黑色的衣服里，把头、脸和身体都包住了，什么都看不见，露出的只有一只伸出来的手。要不是有这只伸在外面的手那就难以把它的形体跟黑夜分开，并且使它脱离那包围着它的黑暗了。

等它走到了他的身旁，他发觉它是高大而威严的，并且它那神秘的出现，使他充满了一种严肃的畏惧。除此之外，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因为这幽灵既不讲话也不动弹。

“光临的是‘未来圣诞节之灵’吗？”斯克掳奇说。

幽灵并不回答，只把它的手向前指着。

“你是将要把那些还没有发生、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当着我们的面发生的事情的影象指点给我看吧，”斯克掳奇接下去说。“是不是这样，幽灵？”

那衣服上部的皱褶收缩了一下，仿佛这幽灵把头低了一下。这便是斯克掳奇得到的唯一答复。

斯克掳奇虽则到这时跟鬼打交道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对于这个沉默的形象却是害怕得不得了，他下边的两条腿发着抖，等到发现自己正准备跟它走时，人几乎站立不住了。那幽灵看见他这种情况，便停顿了片刻，给他时间来定一下神。

但是这样一来，斯克掳奇反而更糟糕了。他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感，觉得在那阴森森的尸衣后面正有一对鬼眼全神贯注地盯着他，而他自己虽然把眼睛睁开到最大的限度，却是除了一只鬼手和一大堆漆黑的东西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未来之灵’啊！”他叫道，“我见了你，比过去见过的随便什么鬼都更加害怕。但是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得到好处，同时因为我希望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准备同你作伴，并怀着感激的心情这样地做。你不愿跟我讲讲话么？”

它并不给他答复。那只手一直指向前面。

“引路吧！”斯克掳奇说。“引路吧！夜晚消逝得很快，时间对于我正是最宝贵的，我知道。引路吧，幽灵！”

这幻象象先前向他走过来时那样，现在向前行动了。斯克掳奇就跟随着它衣服的影子，他觉得这影子把他托起来，一路带往前去。

他们似乎并没有进城去，倒好象是这城市在他们四周涌现出来，主动地把他们包围在里面。总之，他们这时已到了城中心；到了交易所里，在商人们中间，那些商人都在匆忙地跑来跑去，把口袋里的钱弄得叮哨作响，聚成一群群在谈着话，看看他们的表，或者若有所思地拨弄着他们的金质大图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这种情形正是斯克掳奇看惯了的。

这幽灵在一小撮生意人的旁边停了步。斯克掳奇看见它的手指点着他们，他便走上前去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不，”一个下颔硕大无比的大胖子说道，“这件事我也知道得不多。我只知道他已经死了。”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另外一个问。

“昨天夜里吧，我相信。”

“哟，出了什么毛病啦？”第三个人问，从一只很大的鼻烟盒里拿出一大撮鼻烟。“我还以为他永远不会死的哩。”

“那只有天晓得，”头一个说，打了个哈欠。

“他把他的钱怎样安排来着？”一个红面孔的绅士问，他鼻尖上挂着一个瘤，摇动起来象是雄火鸡下颔边的垂肉。

“我还没听人说起过，”那个大下颔的人说，又打了一个呵欠。“把它留下给他的公司吧，也许。他并没有把它留下来给我。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这句逗人的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

“这次丧事大概会是便宜得很的，”同一个讲话的人说，“因为，我可以打赌，我不知道有谁会去送葬。我们大家来凑几个人，自告奋勇地去一下怎么样？”

“如果供给一顿午饭的话，我去一趟也无所谓，”鼻子上挂着瘤的那位先生说。“如果要我凑个数的话，那就得请我吃一顿。”

又是一阵笑声。

“话可得这么讲，在你们这些人里头，我是最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个，”头一个讲话的人说，“因为我向来不戴黑手套，我也向来不吃午餐。但是如果别人愿意去的话，我也愿意去。说到这里我却想起来了：我恐怕不能说，我不是他唯一的朋友吧，因为我们每次碰见的时候，总要站住了攀谈一两句的。再见，再见！”

那些讲话的人和听的人都走开去，混到别的人堆里去了。斯克掳奇是认识这些人的，就对那幽灵看看，希望它作一个解释。P80-83

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一生写过十四部长篇小说。他在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八年间，除一八四七年外，每年圣诞节发表一篇中篇小说，共得五篇，即：《圣诞欢歌》(1843)、《古教堂的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人生的战斗》(1846)和《着魔的人》(1848)。这五篇圣诞故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期的英国是家喻户晓的。尤其是《圣诞欢歌》，更是狄更斯小说中最深入人心的一部，有人说，英国四分之三的人知道其作者的名字，还能说出故事中的人物来，小说主人公的名字Scrooge在英语中已成了“吝啬鬼”的代名词即是一例。一八七○年六月九日狄更斯与世长辞，许多讣告中都说，圣诞节在狄更斯的著作及观点中具有“中心地位”。而文学评论家则认为，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的发表，标志着他小说创作的“重要发展阶段”。

英国历史上有所谓“饥饿的四十年代”(the Hungry Forties)的说法，专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尤其是一八四三年前的农业歉收、面包昂贵、失业猛增的年代，那也是“宪章运动”的年代。英国文学史家认为，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是“饥饿的四十年代”的产物。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狄更斯是非常关心贫苦人民的命运的。狄更斯热爱生活，但他憎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

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地位及其作用也日益明显提高。到了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破产了，大量的童工及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工业革命”促使城市毫无计划地迅速发展，造成劳动人民居住区卫生条件恶劣。一八三一年发生的流行性霍乱使统治阶级惶惶不安。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曾通过了规定童工及妇女的十小时工作日的法案，但这些仅限于纺织业，并不适用于采矿业。事实上，自一八三三年以来，大量童工进入矿业，因为父母们工资太低，只得让儿童干活，以增加收入。一八四○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史密斯博士(Dr Thomas Southward Smith)送了一份该委员会的报告给狄更斯，报告中关于矿业使用童工的情况使这位作家大为震惊，使他感到愤怒。一八四三年，史密斯又给狄更斯送来一份关于穷人的卫生状况的政府蓝皮书，这又一次使狄更斯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在给史密斯的一封信中表示，他要把他的作品当作“大锤”，抨击这些社会弊端。《圣诞欢歌》、《古教堂的钟声》就是这样产生的。

除了《炉边蟋蟀》之外，其余各篇都与圣诞节多少有点关系。除了《人生的战斗》之外，其余各篇都反映了“饥饿的四十年代”的英国的社会面貌。但是所有圣诞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作者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富人的贪婪、自私、虚伪作了无情的揭露；同时，在这些故事中都寄托了作者劝人为善的美好希望。作品的结尾都是一派欢快的气氛，而且，《古教堂的钟声》与《炉边蟋蟀》均在美好的婚礼与狂舞中结束。

《圣诞欢歌》中的斯克掳奇是一家商号的老板，他是个贪婪、自私的人，是个季节的冷暖都于他无关的冷酷的人，是个十足的吝啬鬼。在风雪交加、阴冷潮湿的圣诞节前夜，他商号的办事员的火炉里只燃着一块煤，想再加一块也不行，因为煤块放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他说，穷人想过圣诞节是胡闹。穷人们死了倒好，可以减少“过剩的人口”。后来，三个幽灵在圣诞节前夜领着他跑遍全城，让他看到了穷人的善良，看到冷酷残忍的人的下场。他于是醒悟了，第二天即圣诞节，他便给办事员加薪，祝贺人们新年快乐，愿上帝保佑每一个人。

《古教堂的钟声》被一些评论家看作是狄更斯的一篇公开的“政治宣言”。作者代表维多利亚王朝初期英国被压迫的穷人的利益，无情揭露了各种社会弊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理论——穷人是社会的多余之物，生来是没有用的、堕落的、讨嫌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托贝是一个脚夫，在圣诞节前的一天，他站在教堂门前，顶着交加的风雪，希望能等到一件差事。他的女儿好容易找到了一件活儿，挣了几个钱，为他准备了一顿美餐——一盆牛肚。但富人老爷却说穷人是不该有此享受的。富人们说穷人是不该结婚的，甚至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在圣诞钟声敲响之前，托贝做了一个梦，在教堂大钟鬼的引领下，他看到了更多的现实，作者用这一方式进一步揭露了社会罪恶，并告诉读者，这一切罪恶都是富人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故事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呼吁读者去改善、缓和这严酷的现实。

狄更斯在一八四四年曾酝酿办一个周刊《蟋蟀》，要把“炉边欢唱的小生物”作为题辞，象征“圣诞欢歌哲学”。周刊虽然没有办起来，但他把蟋蟀用在一篇小说中，这就是《炉边蟋蟀》，并起了个副题叫“家的童话”。故事也以快乐的婚礼与狂舞作结。狄更斯说，蟋蟀是“小小的家神——人们受苦、悲愁时它一声不鸣，人们高兴、万事如意时它又放声高唱”。

《人生的战斗》是一个浓缩的长篇，这篇动人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既没有鬼魂出现，也没圣诞节的气氛，只是第二部分结尾处写到了大雪。不过，玛丽安一家的一对勤劳、朴实的老佣人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四七年狄更斯没有奉献给读者圣诞故事。到了一八四八年，他写了最后一个圣诞故事，即《着魔的人》。故事又在圣诞节展开，又有幽灵出现，即所谓“活人的鬼魂”。幽灵给了化学家莱得洛以魔法，使他忘记了过去的苦恼，可是他同时也忘记了他的善行，凡是他接触的人也都走向了反面，善变成了恶。他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他伤心，于是，又在幽灵指点下，失去了魔法，恢复了以前的他。化学家从此懂得了一个道理，如同物质世界一样，少一个步骤、少一个原子世界就会出现一个空白，所以，在人们的记忆中，恶与善、悲与乐都是相关的，宽恕才能使生活愉快。这是一个寓言故事。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的发表，标志着他创作的重要阶段。当时正是他创作的中期——文学史家一般将一八四二年《游美札记》的发表至一八五。年《大卫·考坡菲》的问世划为第二阶段。至此，狄更斯发现，那么多富人有钱便有势，却自私、虚伪，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乐观主义观点遭到了极大的震动。

《圣诞欢歌》的创作是与长篇小说《马丁·瞿述伟》前部同时进行的；他在写《人生的战斗》这一中篇时，《董贝父子》也已同时开始创作；而他写完最后一个圣诞故事《着魔的人》之后不久，已着手回忆往事，创作他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大卫·科波菲尔》了。圣诞故事的创作为他后来的长篇巨著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几个中篇里，狄更斯重视了结构，采用了重复及对比的手法，这在先前的作品中是不明显的，但此后的《董贝父子》便不同了。一八五二年五个圣诞故事结集出版，狄更斯在序文中写道：

这些圣诞故事最初发表时，必须限制在较小的篇幅之内，这就使这些故事的结构的处理显得有些困难，使它们的布局各有所别几乎是必要的。在这样有限的篇幅中，我从来未曾想到对人物的陛格作细致入微的描绘，因为我认为，那是不可能奏效的。我的意图是想采用那个时节人们快活的情绪能赞许的怪诞的假面舞剧似的方式，唤醒人们喜爱的、持久的思考，这在基督教世界是绝不至于格格不入的。

除第三、四篇故事之外，其余三篇圣诞故事中，鬼魂的出现使作者有了更大的方便来处理时间问题，时间的跳跃也不至显得不自然，这是按故事发展顺序来写所无法达到目的的。第三、四篇乍一看似乎与圣诞节无关，也没有涉及“饥饿的四十年代”，但是这两篇故事中渲染的家庭的爱与欢乐，以及回忆和由此产生的对道德生活的影响，这一主题仍然是贯穿始终的。

狄更斯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爱，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饥馑、失业的威胁，贫苦人面前只有监狱(狄更斯在长篇巨著《小杜丽》中揭露得更加深刻，他指出，整个社会即是一座监狱)。但是狄更斯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连英国的资产阶级文学评论家都说，狄更斯在通往革命者的道路上走到了一半。《圣诞故事集》中的贪婪、自私、冷酷的商人一夜间变成了一个宽厚慷慨的人；几篇故事结尾的快乐气氛大大地冲淡了故事中所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一部中篇不可能把什么都写尽，而且，有谁能对狄更斯再提什么过高的要求呢？我们应记住，《圣诞故事集》是狄更斯创作生涯的重要发展阶段。如果这几个中篇能引起读者对狄更斯其它长篇巨著的更大的兴趣，能使专家们对狄更斯的创作及思想再作深入的研究，作为译者，我们将感到莫大的高兴。

金绍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