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初唐诗风的演变放在南北朝文化的对立与整合的背景上，联系隋唐政治制度的渊源与演变，关陇文化的地位等问题展开论述，这就较之就诗论诗显得更加深入了。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之一，从社会建构的深层次中，探讨镜内民族文化大交流和儒、佛、道文化大交流的史实，以阐明初唐诗风演化的轨迹与趋向。

本书运用文化学的方法，选择上自唐王朝建国下至具有标志意义的开元十五年(618～727)百多年的诗美走向作为研究对象。从诗歌风气演变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古典诗歌最高审美规范——盛唐气象形成的历程。作者崇尚朴实、严谨的学术品格，力求融文学时代、文学问题的考释于诗史演变过程的描述之中，以期探求文学史研究的新路。

序一

序二

引论 初唐百年诗风的文化渊源

一 南北文化的对立与整合

二 关陇文化的形成及其沿革

壹 关陇文化与贞观诗风

一 关陇文化的主体地位与贞观诗风的北方化倾向

二 王绩诗歌的艺术渊源

三 贞观文士的南北文化观与诗歌美学理想

贰 “龙朔文场变体”

一 文治思想的兴起与贞观末期诗风的新变

二 诗坛新人的出现与“龙朔文场变体”

三 “龙朔文场变体”的先导意义

叁 进士科的兴起与“以诗赋取士”

一 科举制度的变迁与关陇文化的衰落

二 “以诗赋取士”辨析

三 进士试与“选学”之兴

肆 “四杰”与“当时体”

一 “四杰”的文学品格与时代思潮

二 王勃五言诗主题及其艺术渊源

三 卢骆歌行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伍 “风骨”与“声律”的演进

一 “兴寄”、“风骨”与诗美理想的重建

二 《感遇诗》与陈子昂的美学实践

三 沈、宋与初唐诗歌的律变

余论 开元十五年的意义

附录一 论“文学的自觉”

——兼议六朝文学的评价

附录二 王维诗意象两题

——析英美意象派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附录三 陈寅恪文化历史主义通观

附录四 陈垣学术思想及其渊源释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再版后记

英文目录

引  论

初唐百年诗风的文化渊源

闻一多在其未刊行的《中国文学史稿》中将近四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划分为三大段七个时期，其中第五时期为建安元年至天宝十四载(196—755)，凡五百六十年，他称之为“诗的黄金时代”。以“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作为中古时期诗歌演变的起点与终点，确能揭示“黄金时代”诗美流程的基本特征。需要指出的是，闻氏这里显然是一种宏观的划分，换言之，这一诗美流程亦具有阶段性特征。在笔者看来，可以公元6世纪与7世纪之交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它们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初唐时期。当然这种划分并不包含严格意义上的价值评判。但是，就中国古代诗歌最高的审美规范——盛唐气象的形成而言，后一阶段无疑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基于这种考虑，本文选择了上自唐王朝建国下至具有标志意义的开元十五年(618—727)凡一百一十年的诗美走向作为研究对象。必须指出，笔者将“初唐诗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单位，但这并不意味这一百一十年的诗歌演变是一个自足的过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历史的创造如此，一切的艺术创造又何尝不是如此?初唐百年诗歌与前此自建安以来魏晋南北朝诗歌，甚至比诗歌范畴要宽泛得多的文化所具有的广泛而深厚的渊源关系，便证实了这一论断。关于诗歌艺术的发展，我们充分考虑诗歌演变的“内在规律”亦即诗歌审美规范的转换②，但是，这种内在规律决不是形而上的范畴，审美规范的转换也远不是抽象概念的替换，它是以文化的变迁为内在机制的。换言之，一切艺术的演变都是以文化的演变为基本动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学的思维方式应当成为艺术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本篇导论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初唐百年诗歌的渊源，便遵循这一思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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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伟志

约略通晓中国古史的读者，对于有唐一代在中国文明史长河中所处的划时代地位，大概都留有深刻印象。只是近世社会史分期讨论大兴，唐代开创历史新时期的功绩与意义，似乎被冲淡了许多。不过，历史翻开的这一页，实在不能仅仅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的普通一页视之。

看来，唐王朝的建立，在中国古代史分期中的地位，是很值得探讨的。收拾河山，建起统一而强盛的大帝国，这无疑是唐王朝完成的伟业。但是，分久而合，乱久而治，这毕竟还是人所共见的显露的变化。因此，更深入地探索这场历史大变革的社会性质和历史作用，就成为许多史学大家倾注心血的一项研究课题。陈寅恪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便抓住“种族及文化”两个问题，以此作为研讨“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从民族和文化问题人手，解析唐代开创新局之特色，探寻其形成之原因，这确是陈氏推进唐史研究的一大建树。

唐代文化的独特贡献和巨大价值，是人们最易于认同的事。既有大量文化遗存在，所以在后世人心目中，唐代开创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新纪元，确是不可抹杀的史实。因此，治文化史者，进行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时，就很难不以唐代为新文化期之开端。其界石作用，俨如先秦诸子创辟中华文化新局在上古的地位。王国维把春秋战国称作“中国思想界之能动时代”，认为汉以后学术定于一尊，儒家抱残守缺，乃堕入思想停滞时代；而佛陀之教东来乘“吾国思想凋敝之后”，自六朝至于唐室，“极千古之盛”，开始了“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后宋儒出而调和儒佛，又使“受动之时代而稍带能动之性质”。(《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说唐代文化改变了前此中国思想界“停滞”、“凋敝”的局面，大体上是对的。佛教文化传人，对中华文化构成重大影响，也是事实。不过，把唐代文化说成是“受动之时代”，恐怕欠妥；说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直到宋儒手里才“一调合之”，在此之前均是“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显然也与事实不符。

佛教的输入，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巨大的外米文化的冲击波。由于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原因，汉魏以来，佛教在中同虽几经禁绝或受到抑制，但总是旋灭旋兴，旋抑旋起，所以从总体上说，魏晋至隋唐间，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布一直保持着旺势。唐代文化的建立，明显得益于魏晋南北朝以来广泛汲取的佛教文化的精华，不过也应当承认，唐代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割断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传承脉络而自成一体；它也不是在外来的佛教文化支配下，处于纯然“受动”的状态。中华文化数千年间历经沧桑而延绵不断的发展过程证明，不管是处在分崩离析的战乱年代里，还是处在高度极权的严酷统治下；不管是学术文化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还是学术文化进步迟缓、相对停滞的时期，中华文化始终以极强的延续能力保持着发展着进步着，其区别仅在于发展速度之速迟，时代成就之大小而已。汉末文化虽已堕入最无生气的境地，然而经过形式上看似消极、实质上乃谋求思想之大解放的魏晋玄学之反动与冲击，束缚文化发展的桎梏已经挣脱了不少。一个文化新兴的契机，正是滥觞于这一背景中。就中国本土的文化发展来说，面对从东汉开其端，经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的佛教文化大输入，并不是完全“受动”的，相反地应当说，还是相当“能动”的。一则，其间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仍在于中国自身文化的需要；二则，对待外来的佛教文化，在交流中不仅发生过大大小小的辩难和冲突，而且接受佛教文化也是有选择、有取舍的；三则，对于佛教文化，中国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而是将其放在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使之构成互补性的相互交流与交融。更重要的是，这一场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融汇，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合二为一，而是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化再创造。在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既改造和发展了本土固有的文化，同时也改造和发展了外来的佛教文化。文化交融的结果，不但使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纳入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旋律之中，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促使本土文化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新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比较充分体现着这场文化交融成果的唐文化，具有鲜明而多彩的独创性，以焕然一新的形象问世，而没有变成一爿兼收儒、道、佛既有货色的杂货店。与其说唐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融合了儒道佛文化，毋宁说是它在融合儒道佛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化的再造与创新。当然，这种融汇、再造与创新，是经历了渐进的漫长过程，才逐步达到自然天成的程度。但是，这一过程绝不是到了宋儒手上才开始的，事实上唐文化的成就已经是这一交融中结出的第一批硕果。至于文化融汇与创新的成熟程度，初唐自不同于盛唐，盛唐自不同于晚唐，晚唐自不同于两宋，那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递进和演化的阶段特征。

于此可见，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的佛教文化，平等地与之交流，确乎是唐代实现文化变革的一大关键。既然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何以会从两汉以降的文化禁锢氛围中，一变而形成文化开放的环境呢?除魏晋玄学颇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之外，恐怕最重要的当是陈寅恪所云“种族”状况所起的作用。魏晋南北朝三百七十年间，发生的最为重大的社会变迁，是境内各民族通过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血缘的各种途径，经无数次战争劫难及和平共处，乃如百川汇海般地逐步汇合熔铸，构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民族的大融合，当然也就促成了(或者说包含着)民族问文化的大融合。因受发展程度的制约。这场文化大融合。当然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汇。北方各民族某些识见卓越的当政者主动提倡汉族文化，汉族士人与北方各民族知识群体住较高层次上的交流，自觉汲取北方各民族文化，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这场境内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冲破了胡汉习俗的壁垒，同时也大大淡化了中外文化的界限，从而造就了一种“取我所需，尽为我用”的大家气象。这就无疑逐渐打破了因袭守旧的文化状态，改变了排斥他族文化的社会心理与习俗；一种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的社会文化环境于此乃得以形成。境外传人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融汇。恰恰就是在境内各民族间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中，同时发生、交织实现的。境内各民族间的文化既可化解隔阂，儒道佛问的文化交融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可以说，正是境内民族文化的大交流，造成了有史以来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流的前提条件；境内民族问既可取文化开放的态度，对外来文化取开放态度自然也不存在障碍。李唐王室所具有的血缘上那种胡汉的特征，无疑有力地促进了这种开放心态的形成，从而使得唐王朝出色地担当起了重构泱泱文化大国的这一历史重任。文化开放，于中华文化的复苏、新生和突飞猛进，功莫大焉。正是境内境外的文化大开放，才使得中华文化的占树上绽开了唐代文化的满树奇葩。

唐代文化的创新是全面的，道德、风俗、哲理、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诸端，无不呈现出开一代新风的气派。而其中诗歌一项，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加之其本身又具有便于保存便于流传的特点，成就尤为显赫。但是应当看到，数百年来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全新文化氛围，以及文化开放所带来的勃勃生机，更是使这一艺术形式异彩大放的深层原因。诗歌在唐代获得了适合其茁壮生长的沃土，而诗歌的巨大成就，则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凸现出唐代文化的辉煌。也正因为如此，“唐诗”几乎可以视之为唐文化的时代徽徵。唐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正是由于它以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一个伟大时代的时代精神，反映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颠峰。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唐诗的形成与发展，当是研究唐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从而揭示唐代社会和唐代历史形成与发展之谜的一条有效途径。

尚定的博士论文《走向盛唐》即将付梓，嘱我作序。这实在是所选非人。我于唐诗，充其量只算得上是心窃爱之，毫无研究，业余客串之奢望亦不敢生，岂能跨进门槛去说三道四。之所以没有推托的原因，唯在于我曾经看过他的这篇论文，并且深感他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旁徵博引，条分缕析，从社会建构的深层次中，探讨境内民族文化大交流和儒、道、佛文化大交流的史实，以阐明初唐诗风演化的轨迹与趋向。我认为这的确是一项研究唐代文化的很有价值的尝试。读后既有所感，于是现在乃借机大发了上边一通不着边际的议论；这些空话倘能于此书读者以微助，则幸莫大焉。

我向读者推荐尚定这一著作的同时，也殷切希望作者将来能够“走进盛唐”，写出研究盛唐诗风的专著来。

就我本人而言，写完这一篇言不及“诗”的序文之后，聊以自慰的心得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确也不失为是一种藏拙的良方。

1993年4月24日于北京

序 二

袁行霈

有唐一朝将近三百年，初唐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虽然初唐没有出现李白、杜甫那样伟大的诗人，甚至连王维、白居易、李商隐那样的诗人也没有出现，但它为盛唐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研究唐诗实在不能忽略这个时期。可惜初唐诗的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中国大陆至今未见专著，倒是美国的斯蒂芬·欧文教授出版过一部《初唐诗》。因此当尚定君要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很希望他以初唐诗风为题。他明知这个题目难作，还是承担下来并以极大的锐气和毅力写出二十余万字的一部书。并以此书通过答辩，取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

尚定君曾从杭州大学蒋祖怡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原已读过他的一些文章，知道他是一位相当聪明的青年学者。我自己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对文学批评史缺乏专门研究，只写过几篇文章而已。我认为研究文学史不懂文学批评史是很难深入的，当然，研究文学批评史不懂文学史也难以深入。1988年我正想物色一名在文学批评史方面有根柢的学生来攻读博士学位，恰巧尚定君来了，我很高兴地录取了他。入学之后，我发现他不仅在文学批评史方面有长处，而且对文化学也有兴趣。当他接收了初唐诗风这个题目之后，就决定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初唐诗风的演变放到南北朝文化的对立与整合的背景上，联系隋唐政治制度的渊源与演变、关陇文化的地位等问题展开他的论述，这就较之就诗论诗显得更加深入了。尚定君的研究也许还有不够周全之处，但他的视角是新的，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他的工作对读者会有启发。一位不到三十岁的青年能写出这样一部面目新颖的学术专著，我由衷地佩服也由衷地高兴。

将文学放到广阔的文化背景上进行研究，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方法。这样的研究需要广阔的知识，也需要触类旁通的能力。这种研究重在寻找文学与文化的其他门类之问内在的深层的联系，从文化背景上给文学史现象以深入的解释。1979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横通与纵通》，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那篇文章借用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的说法，赋予新的意义，提倡邻近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这些年来我自己也努力这样作，我知道难度很大。可喜的是尚定君已经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希望他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我翘首以待!

1993年10月

这本论文初版于1994年，而撰成已近十年。广裕先生告诉准备再版时，我竟有些愕然。十年间，事物变迁，自已也历经酸甜苦辣。学生时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万户侯的奋发之气，早已然殆尽。当年丁伟志先生及恩师为我作序文时，溢美之中寓鞭策之意。每思及此，惭愧不能自已。

80年代中期，我从芜湖到杭州，问学于蒋祖怡先生。先生之先君乃近代著名经学家蒋伯潜，渊源深厚自不待言。先生言及其青年时代师学多门，于经史文集无不涉猎，甚至还从文学于乡里先贤郁达夫君。先生著述甚丰，依稀记起就有数十种之多。几年前曾有一家刊物约写介绍先生治学的文章，我竞未敢应承。祖怡先生指导我写出了踏入学术生涯后最初的几篇论文。一别杭州再也没有回去过，十数载间，里西湖满湖荷叶、九溪十八间清澈山泉、云溪竹涧曲径通幽，常在梦中萦绕，此生恐难释怀了。1991年春，先生溘然长逝。在杭师兄弟代我送了一束鲜花。

80年代后期，我负笈北游，来到燕园，师从行霈先生。先生乃当今学界重镇，一贯倡导学术、人品兼修。先生之学，山高水长；先生之德，根深叶茂。今年访问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时，先生的一位故交说先生治学严谨，堪称大陆学界典范。先牛于学强调根柢，但更重感悟与灵气。先生与诸位弟子一起读《世说新语》，相与析疑。先生于弟子，循循善诱，鲜见批评责难。做此篇论文前后，先生更以鼓励相加，寄以厚望，先生为序不吝溢美之词，亦可见一斑。只是后辈学浅，难以承受。毕业近十年，治学志向久已淡泊，业殆荒疏，更谈不上殷勤求道问学。每思及此，更是惭愧不能自已。

燕园三年，感怀良多。北大文化底蕴深厚，自有北大莘莘学子津津乐道并以此相矜，不须我辈品头论足。来北大读博士如我辈者，算是半道入门，自知这一点，也就从小以北大学生自居。这种背景，使我对北大学风中的“门阀气”感触尤为深切。浸淫在这种陋习中，好读书不求甚解者有之，拙于作而称“不作”者有之，引经据典却难窥己见者有之，海阔天空、矜矜相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这座文化重镇来说，实在是一种伤害。对此，多年来一直想说点什么，凭心而论是担心有什么之嫌。如今远离学界，这层顾虑自然少一点。尽管如此，还是希望在别人看来上述云云是善意的。

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再版这篇旧作，自是人生一大幸事。首先要真诚感谢广裕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关注。至于这篇旧作，初版拿到样书时起就不满意。几年来，读了无数遍，也修改了无数遍。但此次只是作了文字资料的订正工作，未作观点、论据方面的厘正。所以如此，一则为尊重历史、保持原貌计；再则，我向来认为，学术应该是严肃的，纯而又纯的。以我目前境况，实在难以深入研究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了。既然如此，还是以其本来面目面对新的世纪吧!丁先生曾鼓励我写出《走下盛唐》，愿来日有暇，不负先生所望，也可一并修订《走向盛唐》之舛误。

20世纪中国学界的总体表现不是令人满意的，没有完成自已的使命。没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就难以奢谈什么学术。真诚希望这种憾事不要在21世纪重演。写到这里，早该收笔了。

作 者

1999岁末于万寿路

从社会建构的深层次中，探讨镜内民族文化大交流和儒、佛、道文化大交流的史实，以阐明初唐诗风演化的轨迹与趋向。我认为这的确是一项研究唐代文化的很有价值的尝试。

——丁伟志

把初唐诗风的演变放在南北朝文化的对立与整合的背景上，联系隋唐政治制度的渊源与演变，关陇文化的地位等问题展开论述，这就较之就诗论诗显得更加深入了。……作者的视角是新的，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他的工作对读者会有启发。

——袁行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