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分册。收录了艾芜的处女作《南行记》，也是他全部创作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郭沫若、矛盾、周扬、胡风、周立波等名家以及各种现代文学史和论著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最先在本书中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划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者、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发掘他们身上的真、善、美的品质。被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国外读者喜爱。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序

人生哲学的一课

山峡中

松岭上

在茅草地

洋官与鸡

我诅咒你那么一笑

我们的友人

我的爱人

人生哲学的一课

一卖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踯躅。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像。

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师，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间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

么师呼喝一声“唼”!

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么师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么师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入铺盖卷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感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足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

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

给烟薰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门人未带家眷，到晚上好不惨然，老板娘行个方便，胜过那拜佛朝山。”

这一类的客人放肆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

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

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

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

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块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尽够了。

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P1-2

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野人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只在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

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初到仰光时，没熟人，又没有钱，而且病了，住在MaungKhine street(当地华侨叫做五十呎路)的腾越栈内，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想驱逐我，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这，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并且不要什么钱。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一包破书和旧衣，好好地包着，叫我随身带去。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使我非常地感激，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然而到了医院，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就算了，并不容许我住下。于是，只好一路呻吟着，折了回来毛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扶我走进店门时，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塞在门口，马起脸说：  

“这里住不下了!”  

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仿佛硬要进去便会动武似的。

这样．我就算被骗逐了。  

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那时，心里没有悲哀，没有愤恨，也没有什么眷念了，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地消散罢。

这情形，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很惭愧竞忘记他的姓名了。)很熟悉仰光的，就替我想想有没有同省的同乡，好半天才想出了半个；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生长却是安徽的原故。而且，这半个同乡，说起来，还是一位久矣不问世事的出家人哩。他看着这样病了的我处在这般的境地，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便叫黄包车夫一直拖到那里去。自然，他明白，这是一件使人家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一到那出家人的门前，连我向他致谢的话还没听清楚，就跟车夫一块儿溜开了。

怎么办呢?最后，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因为那时候，仅是本能地渴望着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而又是没风的地方。

谁肯收留一个陌生人?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当然的，这是需得经过苦苦地哀求哪。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便肯让我住了下去。

这位令我终身铭感的，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万慧法师(谢无量的三弟，)一让我住下之后，便好好地招呼我。而我在病好了时，就替他买菜，煮饭，扫地··…·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不住庙宇，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仆人，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当然的，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现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

大约是看见我一得闲就爱写写吧，他便问我能不能替当地的华人报纸，写点东西去卖，因为好些编辑都是他的朋友，倘娴写得并不过分坏的话，当能大量容纳一些。为了要“抵抗”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强写了一篇小说，投到《仰光日报》去。编者陈兰星君在未登出之前，听说作者是这么一个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给了二十个卢比来。于是，从此开始，我在零售劳力之外，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

但那时，我对文艺的观念不好：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

说到把文艺看重起来，则是同电影接触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Sule Pagoda．Road(当地华侨称为白塔路)的Globe戏院内，看见一张好莱坞的片子。记起来，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新闻记者爱一名舞女，在美国经过一些惨痛的波折，都未达到成功。随后舞女到中国卖艺，新闻记者打听得这个消息，便远远地尾着追来。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国大乱动的年头，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刚要会在一块儿，互道思念之苦的时候，突然在人间失踪，关进黑暗的狱里去了。然而，事情又凑巧得很，两人居住的囚室，只仅仅隔了一层墙壁，彼此可以听着声音，而且，两人的手只要各从室门的洞上伸了出来，就能够互相热烈地握着。但是，老使他们俩都感着痛苦而又伤心的，便是现已攒在一块了，却还不能面对面地相看一眼!关于犯罪的事实，且单举舞女的来说吧。她在一位满清大员的府上卖艺，适值当地民军起事，将那大官杀在后花园里，舞女恰来碰见了这样流血的惨剧，人几乎吓昏了。那时，大概又是正当清廷和民军议和的消息传来了吧，民军的领袖便趁此机会，把杀死满清大员的罪名，轻轻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处以大辟的惨刑。

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新闻记者似乎买通了看守逃出监狱，便飞奔到电报局去：向美国发出求救的急电。于是，太平洋上的大美国军舰马上乘风破浪地，向中国驰来，且放出飞机，挟着炸弹，飞往求救的地方。正值撕衣上绑的舞女跪在断头台上，让万众参观，给两位屠牛大汉挥刀要砍的时候，大美国的飞机到了，轰然一声，炸弹从空投下。这一来，全戏院的观众，欧洲人，缅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国人，竟连素来切齿帝国主义的我，也一致辟辟拍拍大拍起手来。而大美帝国主义要把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蛮Telling The world(这影片的剧名)的勋业，也于此大告成功了。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不了解中国民族的人们，得了这么一个暗示之后，对于帝国主义在支那轰炸的英雄举动，一定是要加以赞美的了。

虽然，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但要把一生的精力全灌注在——或部分地灌注在那文艺身上，似乎还没有这么打算过。

随后，放逐回国来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独行的时候，一头碰见了几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那时，他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我自己呢，当然感动得不得不努力了。那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也要像大美帝国主义那些艺术家们一样Telling The world的。

这本处女作，就艺术上讲，也许是说不上的。但我的决心和努力，总算在开始萌芽了，然而，这嫩弱的芽子，倘使没有朋友从旁灌溉，也绝不会从这荒漠的土中冒出芽尖的，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会漂泊到世界上的那一个角落去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