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特约著名作家何建明定制采访，一手材料呈现一个热血贲张、铭刻史册的壮举！

何建明著的《国家（中国外交大行动战狼Ⅱ的现实版）》以全景式、多层面、立体化的手法，真实再现了利比亚撤侨行动这一历史事件。该书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首部反映国家重大外交行动和外交队伍精神风貌的纪实性文学作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通过作家的讲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细节、一个个热血沸腾的场面，让人热泪盈眶。从书中读者能了解到，高层领导心系民众安危，如何运筹帷幄；外交部大楼灯光彻夜通明，外交官怎样废寝忘食；驻海外使领馆工作人员打破常规，殚精竭虑处理复杂的外交事宜；特别行动小组舍生忘死亲临一线，普通员工随机应变、行侠仗义……

《国家（中国外交大行动战狼Ⅱ的现实版）》由何建明著。

利比亚内战枪炮四起，战火延绵，流血冲突和暴力抢劫每分每秒都在发生，身处利比亚的三万余名中国公民随时都会遭遇生命危险。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亿万民众热切关注，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撤侨行动拉开帷幕……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和自信，不能仅看其GDP总量是多少，外汇储备世界排名第几，其中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无论走到哪里，遭遇灾祸或事故时，都能得到自己国家政府积极有力的保护。

为了普通公民的安危——外交部、国资委、公安部、安全部、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民航局、解放军总参谋部共同行动！

为了普通公民的安危——国家派出特别行动小组！

12天，在战乱中的利比亚奇迹般撤离侨民35860人。

不管你走多远，只要遭遇危险，祖国都会接你回家。

2011年2月21日——一个国家决定的产生

前方，战乱惊心……

寻找陆路

“特别行动小组”

飞往的黎波里

国资委在行动

激战班加西

“的黎波里，我来啦！”

利突边境，上演万人方队……

泪洒米苏拉塔

决战塞卜哈

回家的路，很美，很幸福……

突尼斯——“海妖”岛卷走了我们所有疲倦与恐惧

马耳他——地中海怦怦跳动的“心脏”

克里特岛——无法忘却的浪漫与风情

后记

2011年2月21日——一个国家决定的产生

黄屏，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在这座扇面式大楼里，他是上百位司局级干部中的普通一员。这一天清晨，他是从办公室那张临时搭起的行军床上起来的。他和副手、领事司副司长兼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等人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这仅仅是大战开始的前夜。

利比亚的形势每天都在恶化，其发展速度根本无法预料。从2月19日开始，我驻该国大使馆向国内发来的电文一封比一封加急：

“利比亚政府已经失去对多个地区的控制，局势发展对我在利工作的数万名建筑人员和公民形成万分危急之势……”

“20日晚起，这里已陷入全面动乱状态……”

“形势已万分危急，我在利建筑工地多处遭遇袭击和破坏。有的公司财物被抢劫一空，并有数百上千人被暴徒残忍地赶到荒无人烟的沙漠之中……”

“我们是领事司，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义不容辞。现在几万名在利同胞身处险境，我们必须时刻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投入战斗！”黄屏斩钉截铁地说。

对黄屏和领事司的同事们来说，现在他们面临的这场战斗绝对是超级大战：要从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战乱之地，将几万名随时处在生死危急之中的同胞接回来……

“怎么接？”

“什么时候才能接完？”

“要动员多少人力物力？”

“拖上十天八天，要是死了几百几千人咋办？”

黄屏一说起当时十万火急、迫在眉睫的危急形势，语速快得就像连珠炮，脸涨得通红，情绪格外激动。

必须把同胞接回来！接到咱祖国的土地上！必须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的家！

这是黄屏和领事司同志们共同的心愿，也是他们掷地有声的誓言。

“2004年6月，中铁十四局到阿富汗参加援建工作的11名工人被武装分子袭击遇难，是我去机场接的。当时看到排得整整齐齐的ll口棺材时，我的心痛啊！你想想看，11口棺材哪，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接机的遇难者亲属也在现场，他们个个哭得死去活来……这一幕我永远忘不掉。”泪光在铁骨铮铮的黄屏的眼眶里闪动。

“这一回是几万同胞啊！他们身处水深火热的险境，利比亚炮火连绵，枪声四起，流血冲突和暴力事件每分每秒都在发生。一旦他们被交火双方当成人质，出现成百上千的伤亡，那可是天大的悲剧啊……”黄屏的嘴唇在颤抖，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他依然激动不已。

“所以，我们外交部、我们领事司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及早把我们的同胞安全地接回来！”黄屏重重地补了一句，“一个也不能少地全部接回来！”

黄屏深吸了一口气，昨天杨洁篪外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亚非司司长陈晓东汇报利比亚形势：“目前的判断，从利比亚的内部看，卡扎菲高压统治已经四十二年了，政治上四面树敌，经济建树也不多；从外部看，西亚北非政局动荡来势凶猛，虽然卡扎菲本人试图讨好西方，但仍被视为异类，必欲除之。利比亚形势将继续恶化，很可能变成全面内战。”

“我同意晓东的看法，”国际司司长陈旭说，“从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那边报来的情况看，西方国家正在酝酿出台有关利比亚的提案，意在整垮卡扎菲。”

“那么，如果局势恶化，我们人员撤离会不会受到冲突双方的阻碍呢？”外交部党委书记张志军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肯定有困难，但总体上应该不会遇到阻拦，因为中利双边关系还算正常，反对派方面要争取国际承认，也很看重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不大可能得罪我们。目前我们在卡扎菲和反对派两边都有关系，只要工作到位，政治层面应该有保障。”外交部副部长翟隽说。

杨洁篪外长一直沉默地听大家的意见。张志军书记看看他说：“看来，我们要把工作往前赶，也要作最坏的打算。”

“看来要撤人了。”杨外长终于说话了，只听他用低沉的语气道，“人是第一位的，人命关天，首先要考虑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人要安全。现在最要紧的事是，政策司、亚非司把情况搞清楚；欧洲司、非洲司先准备起来，关键时刻要能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把这么多人撤出来需要时间，要尽可能争取时间。”

杨外长抬头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副部长和司局长们，指着财务司司长胡建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先和财政部的同志沟通好，可能需要特事特办。”

“明白。”胡建中重重点头。

杨外长随即宣布：“现在部里需要成立处理我在利公民安全事宜的应急领导小组，请志军书记挂帅，宋涛、翟隽为副组长，黄屏、陈晓东和各部门一把手为小组成员。”

“好，大家按照杨部长的布置行动吧！”张志军书记说。

P5-9

已经很少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写“后记”一类的东西了。但在这部《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最后收笔时，则感觉有许多东西仍然留在心底没有告诉读者而很不够爽，于是便有了这个“后记”……

在古时，有“补记”之说，我的这个“后记”属于这样的“补记”。因为在创作正文时，有许多内容受到结构安排等因素的影响，故没有进入其中。因而也让我内心深存一份“欠”人情的感觉。

比如，我欠了最早找我谈创作这部作品的外交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为外交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章启月的一份人情。她的知名度很高，我们对她的印象甚好：干练、有风采、有水平，属于那种给国家形象很增色的数量并不多的女外交官。她多次与我深入交流这部作品的创作思路及细节，并亲自出面安排诸多方面负责人与我交流和接受采访。

比如，我欠得比较多的还有一直参与整个采访与审稿过程的王永参赞和郑曦原参赞。特别是郑曦原参赞，他基本上全程参加了我这部书的采访与审稿过程，并且在许多方面给予了我特别的帮助。虽然他是外交部安排协助我完成此书创作的，但由于他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的良好素养，使得他很快成为了我的朋友。这样的友谊和友情对一个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通常有些单位是不太了解这些的。这让我在感谢郑曦原先生的同时，必须深怀情意地感谢外交部的这份精心安排——它使我对外交部的整体形象有了异乎寻常的好感。应该感谢的还有帮助过我的孙鹏远等同志。

然而需要特别说到的还有领保中心的诸多年轻外交官们，他们在利比亚大撤离中做了许多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事，当然身处第一线的我驻有关国家的诸多外交官们更是如此。他们的事迹毫无疑问都应当载入史册，而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和篇幅关系，在此书中没有对他们的功绩给予适当的叙述，但这依旧不会影响这些人的可敬可爱形象。整个大撤离是以外交部为主体的一场特殊的超越国界的大行动，国资委、商务部、国防部、总参谋部等等单位甚至许多普通国民和外国友好人士，他们都参与其中，他们的贡献同样应当被传颂和载入历史。

我想特别提到的还有两位领导人，一位是外长杨洁篪，另一位是国务委员戴秉国。

与杨外长的交流，可以说是见缝插针。我甚至认为采访日理万机、天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外长有一种负罪的愧疚——因为像我们搞写作的，没有哪一件可以同瞬息万变、事事重千钧的国家外交事务相提并论，故而我有什么必要去打扰自己的外长呢？然而杨外长如期相约，并且与我谈得颇为酣畅。之前就听说我的这位江苏老乡特别喜欢苏州评弹，而且能弹一手好琴。弹琴者都是需要超然的恬静心境和非凡技艺的。我曾问杨外长的业余爱好与他得心应手的外交工作是否有某种默契，他笑而未答，但他有些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外交工作就是要牢记国家利益至上，处理任何复杂的外交事务，其基本原则是怎么对自己的国家有利，同时又能实现合作共赢。同时他又强调，必须在做事之前有预断，遇事一定要立体思维，讲究节奏感。外交虽然重视结果，但其过程特别重要，过程恰恰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外交艺术和外交战术的具体体现。做事的标准和结果是必须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同时他特别指出，大国要有气度。

采访国务委员戴秉国超乎了设定的时间和内容。那天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自然主要谈了利比亚撤离的事，但这位领导人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平易近人和谦逊的风采。他坦诚地谈到自己从四岁半时就跟父母去田间插秧，到学校毕业后如何到了北京，后来又在外交战线四十余年的大半人生经历时说：我一直记得小时候父母常跟我说的，干什么事都要平常心、好好干。也许这就是一位大国外交工作领导者能够运筹帷幄、把握大局的内心的平衡与支撑点。

戴秉国同志有几句话令我记忆尤深：一个人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要不断学习。一个国家强盛了，可以自豪，但不要骄傲；可以豪迈，但不能傲慢。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一定要让世界各国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可亲可敬且可以打交道的民族，当然也是一个不可随便任人欺凌的民族。

写《国家》，有诸多感慨：一感慨我们祖国的执政者务实为民，决策英明；二感慨我们祖国如今的强大和实力；三感慨我们国家制度的优势与力量；四感慨我国外交长期积累的资源与外交队伍的干练、杰出；五感慨我们的人民可爱可敬、无私奉献精神；六感慨整个战役的缜密、完美和巨大成功。

“国家叙述”是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主要风格。这部以《国家》为题的“国家叙述”，可以说是我一向秉承的创作风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标志性意义和堪称“非常痛快”的叙事过程。从创作角度讲，“国家叙述”需要驾驭能力、思想高度、情节细腻、叙述生动、人物丰满、结构紧凑、景情如舞台剧或影视剧那样精彩等内在的艺术要求，绝非是生硬、简单、死板的高、大、全。人物和故事必须是整篇叙述作品的核心，思想和主题一定是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呈现。紧凑而合理的结构则是实现“国家叙述”的高度与全局的梁柱，语言与情节显然是依傍在这些宏梁伟柱之间的砖瓦和混凝土。

报告文学曾经是国人特别喜欢的文学形式。但这些年常听到人们在议论它的不足，大家很纠结为什么看不见优秀的作品。其实不是没有，而是好作品常常被纷乱和“杂货”淹没了。人们反感那些冠以“报告文学”的广告宣传式的文章，因此容易把那类东西归结为“报告文学”，实际上让我们这些从事纯粹性的报告文学创作者感到有点冤。我知道，每年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含纪实类作品）的读者远比小说读者要多，影响力也大。中宣部最近一届评选出的“五个一工程”奖中，文学图书类30部获奖作品中有21部是报告文学作品，在20部获奖电影中有8部、获奖电视剧中有六七部，都是根据报告文学（或纪实作品）改编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说明当今时代的广大读者和观众非常愿意看到那些真实反映生活和客观表现历史的非虚构作品。

《国家》是继《三牛风波》后我今年的第二部作品。工作之余进行创作，是件十分辛劳的事，但因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国家有太多值得去记录的事，所以这种“累并快乐着”的事我还要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

2012年国庆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