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没有出生在音乐世家，更称不上是音乐神童。然而他的音乐却成为了俄罗斯文化在艺术领域的最高成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美艳而富有个性的，同时又夹杂着一丝抹不掉的悲伤，这种独特音乐风格的形成无不与他敏感的天性、对大自然的喜爱、优越的童年生活以及成年后遭遇到的几乎几度令他自杀的种种波折有关。《柴可夫斯基传》的语言生动流畅，几乎看不到翻译的痕迹，更难得是，字里行间也带有淡淡的忧伤，恰如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一样。本书由克劳斯·曼著。

《柴可夫斯基传》是一部传记，全书分为两部十章。在第一部，作者克劳斯·曼着重写了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乐的创作过程，第二部重点讲述了第六交响乐的诞生经过。作者较详尽地叙述了音乐大师晚年的漂泊生活，同时又以回顾的形式描写了他的年轻时代。书中还讲述了19世纪晚期的圣彼得堡、柏林、莱比锡、巴黎等欧洲城市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风貌。

《柴可夫斯基传》的语言生动流畅，几乎看不到翻译的痕迹，更难得是，字里行间也带有淡淡的忧伤，恰如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一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译后记

彼得·伊里奇猛的转过身来。先是在惊吓中脸色苍白，随后又在愤怒中变得通红。“是哪位给我的荣幸？”他威胁地问，额头上又暴出了青筋。

“我是西格弗里德·诺伊格鲍尔。您的经纪人，柴可夫斯基先生。”站在门口的那个男子用温柔的语调说，同时甜甜地微笑着。

彼得·伊里奇好几秒钟都说不出话来，好像已经瘫痪。最后他终于轻声说：“难以置信。”他像看一个恶魔一样，死死盯着西格弗里德·诺伊格鲍尔。

“能够认识您，我感到很幸福，大师。”经纪人说，同时向柴可夫斯基方向迈出了几步。

西格弗里德·诺伊格鲍尔长相甚是奇特。他的偏红色的头发很稀疏，梳理精细的几撮，覆盖在他那长长的天灵盖上。他的胡须也很稀疏——染得比头发还要红——垂须从下颚边缘上才开始，但红润光泽的面孔——这是一副长鼻子、充满好奇但有些阴郁的面孔，一对没有睫毛的明亮的眼睛——显得那么光秃。甚至连上嘴唇都刮得那么光滑，并不符合当时的时尚，和那稀疏的红胡须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人的微笑很甜，但却始终有些勉强。上唇下面露出几颗颜色难看的犬齿；加上那个长长的四处嗅闻的红润的鹰钩鼻，使得这副面孔具有了某种动物的特色：它让人想起了一只野兔或一只山羊。

“这是一个魔鬼。”彼得·伊里奇想，他对这个客人很反感，但却以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他。西格弗里德·诺伊格鲍尔微笑着正视对方的目光——是的，他显现了一种漫不经心和特别迟钝的表情，就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对他的打量。他那双明亮的睁得圆圆的无睫毛的眼睛里遮着一层薄雾。正是这层雾使得这个人变得无懈可击。你可以对他喊叫，但他却会以甜蜜的甚至献媚的微笑给予回应，用他那好奇的长鼻子探索，在他那看不透的眼睛里不会出现惊奇，更不会出现震怒。彼得·伊里奇还没有对他喊叫就已经知道：这是没有用的。他根本就不会理睬我。他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尊严的人。而且他的仪态简直就是庄重的化身——这使人感到惊奇。这不仅是他的高高的立领和那件深褐色大方格面料的长外衣，而且也是他那耸起的宽厚的肩膀以及令人吃惊的苗条的腰身——是啊，一个奇特的人，上面是一个侏儒国王的脑袋，下面却是一个挺拔的身材！——这也在于他那对遮蔽着的眼睛中高贵的散乱的目光——这是一对可怕的眼睛，谦卑但又残暴。我的这个经纪人。

“您怎么知道我住在哪家旅馆？”柴可夫斯基压低嗓音但有些嘶哑地问。他决定不再喊叫，避免任何过高的语调。“您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为了能够接您过去，我必须知道，大师。”经纪人回答，并神秘地微笑着。

“接我——为什么？”彼得·伊里奇的脸上又出现了不安的红润。

“去出席早餐会。”诺伊格鲍尔温柔地说，露出了犬齿，迷茫地观察着，抽了抽鼻子，似乎在开心地嗅着——无懈可击，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彼得·伊里奇攥紧了拳头，向经纪人走了两步：他产生了强烈的欲望，真想向这个人打去，但他感到，这个诺伊格鲍尔即使遭到拳击，也仍然会以鹰钩鼻下面的甜蜜的微笑作为回答的。他压制了自己的情绪，稍带喘息地说：“真是岂有此理。您还竟敢和我谈起这个滑稽的早餐会。”

“可是，大师！”诺伊格鲍尔用一种油滑的声调柔和地埋怨说：“我几个星期前不是给您写信说我要举行一个早餐会吗？”

“而我也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回答您，说我不参加这样的聚会！”柴可夫斯基生气了。“我曾告诉您，我恨不认识的人，我怕见人，我胆怯——是的，我曾禁止您安排早餐会或者任何一种和我个人相关的这类东西。我难道没有对您特别禁止过吗？！”彼得·伊里奇威胁地说。

西格弗里德如何反应呢？西格弗里德抽了抽鼻子，微笑着和献媚着。“噢，我可没有认真对待您的禁令。”他说，带着一种可憎的卖弄。  彼得·伊里奇明白了：我必须尽快结束这个谈话。这是我无法对付的会晤。啊，我根本不应该踏上这个旅程。我真是发疯了，非要做这次旅行，而且是单独一个人——这样的会晤是必然要来的，必然要和这个可恶的世界发生冲突。“不管您认真还是不认真，我的先生，”他低声阴森地说，“我是不会参加您的早餐会的。”

诺伊格鲍尔抚摩了一下稀疏的胡须，胡须像触电一样发出轻嘶的响声。“现在是十点半，”他仍然柔和地说，“大家都在路德和瓦格纳饭店等着我们。”

彼得·伊里奇转过身，把背对着经纪人。

“您在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多朋友，比您想象得要多得多。”诺伊格鲍尔宽宏地劝说着。

“朋友和崇拜者！”柴可夫斯基嘶声说，“朋友和崇拜者——我知道！”

“当然，”西格弗里德柔和地赞同——他的声调充满了理智，甚至是信心，“我也是您的朋友和崇拜者。”

彼得·伊里奇又把身体转向了他。经纪人摆出一副奇异的虔诚，头稍偏向一边，两只手合十在胸前。面对彼得·伊里奇的吃惊而无助的眼睛，他用鼻音缓慢地，甚至以一种很庄严的声调说：“是的，大师。您的所有作品我都有。”

彼得·伊里奇吃惊地感到，他必须相信他。这个难缠的可怕的人，可能真的喜欢他的所有作品，或许熟悉这些作品，到了晚上在钢琴上演奏它们，他的心中有什么在蠕动——多么可怕又多么动人！柴可夫斯基开始同情这个人——是的，他的同情几乎和刚才的愤怒和厌恶同样强烈；他甚至瞬间感觉，在他的心灵里，这种同情突然取代了刚才的愤怒。

“您可能真的熟悉我的音乐，”他急促地说，“但您却不能把它运用到其他方面去。我在这里完全是无名之辈。”P9-11

克劳斯·曼(KLAUS MANN)，1906年生于慕尼黑，德国著名文学大师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长子。早年显示文学天赋，上学期间就曾创作短篇小说和诗歌。1924年以戏剧评论人的身份前往柏林，度过几年流浪艺人的生活。从这时起，他从未隐讳自己同性恋倾向。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后，他不得不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同其他流亡文人一起创办流亡刊物。1936年前往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小说《悲怆交响曲》和《摩菲斯特》均为流亡时期的产物，曾引起轰动。1949年因服用过量安眠药死于戛纳。一生共发表小说、剧本等著作10余部。

克劳斯·曼萌发写一部柴可夫斯基传记小说的想法可能是在1934年初。他在这一年的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和F(弗里茨·兰茨霍夫)去听音乐会。舒曼的《曼弗雷德》、塞扎尔·弗朗克、柴可夫斯基的第四，头两个乐章十分美妙；拨弦和终乐章也很是迷人。整个交响曲打动了我。真想写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小说。同性恋者。)”

从这段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克劳斯·曼一生的创作中，还从未像对这部柴可夫斯基小说《悲怆交响曲》这样，把创作灵感如此明显地说出来。然而，这并不是克劳斯·曼第一次接触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的父亲托马斯·曼也十分喜爱柴可夫斯基。托马斯·曼在1933年圣诞节时就曾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听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充满欣喜和钦佩。”前一天，克劳斯·曼曾为家庭成员朗读了他的短篇小说《最后的谈话》。这说明，父亲托马斯·曼陶醉在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的时候，儿子克劳斯·曼还在他父母的苏黎世流亡居所里。听音乐时，克劳斯·曼是否也在场，我们没有证明；但可以想象的是，他的父亲向他谈到过这件事。所以，两个星期以后，克劳斯·曼在阿姆斯特丹也没有错过听第四交响曲的机会。

按照马塞尔·埃施利曼的说法，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爱德华·冯·贝努姆(曾于1949年主持荷兰文版的《悲怆交响曲》的出版工作)。这次演出的节目单上，印有柴可夫斯基亲自起草的第四交响曲的“题示”，它的内容在很多方面都引起了克劳斯·曼内心的共鸣：“前奏……就是命运，那凶险的势力，阻挡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并充满妒忌地监视着我们，不让幸福和和平完全不受乌云的遮蔽。这种势力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悬浮在我们的头上，不断毒化着我们的灵魂。它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永远无法制伏它。……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在严酷的现实和对幸福的梦幻之间的不断变换。”威尔弗里德·F.舍勒认为，克劳斯·曼实现这部小说的工程时，完全和以往的做法不同，他“用了很多的时间”。1月11日，他写信给他的芬兰朋友汉斯·阿米诺夫说：“我慢慢地，慢慢地开始写我的新小说。”这指的是第一部描写来自第三帝国流亡分子生活的小说《逃向北方》。

在写《逃向北方》的同时，创作一部关于柴可夫斯基的充满诗意作品的计划，已在下意识中逐渐成熟——而且克劳斯·曼1934年8月曾有机会访问过柴可夫斯基居住时间最长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座城市。1934年9月24日，《逃向北方》出版。到了10月9日，克劳斯·曼就在日记中写道：“对《柴可夫斯基》的工作，又有了新的感觉。作为短篇小说——不要太长。要充满诗意。背景是巴黎、彼得堡。(银灰色的光线；白色的光线。涅瓦河的风光；香榭丽舍大街。)喷泉。苦涩的甜蜜。孤独。爱人。旋律。抽泣，各种旋律——精美的技巧。大型音乐会，宫廷招待会。以及，孤独。或许还有一个女人(妹妹？)法国朋友？作家？屠格涅夫？——我对他的生平还毫无了解。但感觉到了这部艺术家小说的轮廓。情感的脆弱——在音乐塑造中加以克服。关于苦难——关于歌的胜利。”

尽管柴可夫斯基的生平和自己的经历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克劳斯·曼直到1934年秋还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要写这个题材。最后决定抓住这个题材，并把它写成“一部小说”的动因，或许是1934年12月28日在托马斯·曼那里听柴可夫斯基唱片的那个晚上。决定要把这部作品公布于世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不久前苏联颁布法律禁止同性恋；小说同时也是对他在《同性恋与法西斯》一文中倾心呼吁的一个旁证：“人们终于应该明白，这是和其他爱情一样的感情，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和男女之间的爱情一样有着高尚、动人、伤感、怪异、美好和平庸的各种可能。……这种天性及其携带者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给世界带来什么特别的不幸，而是给很多生灵带来了幸福，而并未因此而失去其出生时的痛苦所带来的光辉和潜能。”

他一决定真的要写这部小说，就于1月15日私下对他的母亲说，这个计划一旦被人知道，大家就会争先恐后去“抓这个敏感的题材”。1935年1月17日，克劳斯·曼和阿姆斯特丹的克瑞多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答应最迟于1935年8月15日，拿出小说的最后书稿。书的标题就是简单的《柴可夫斯基》。版税为15％，预付款为800荷兰盾，“自签约之日起，以每月100盾的方式支付。”

克劳斯·曼和他的朋友、责任编辑弗里茨·兰茨霍夫曾一起去听第四交响曲音乐会，他不仅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时经济上的支柱，而且在精神上也给他很多支持。签约后一个星期，克劳斯·曼在日记中写道：“和F讨论……情感的匮乏——在听音乐时没有达到完全的投入(精神集中？自我陶醉)，对痛苦，对爱情。神秘主义的问题：消除自我，以便容纳完整的上帝。”这次谈话的内容反映在小说的素材笔记中一段撕心裂肺的话中，人们甚至无法判断说这句话的是柴可夫斯基还是克劳斯·曼自己：“关于情感的匮乏。真正开启的，完全投入的，到底是什么呢？它总是站在我和他人之间——爱情或者音乐——总是站在我和上帝之间。我始终是失败者。”  克瑞多出版社支付给他的固定款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进行必要调查工作的费用，3月13日，他写信给母亲说：“戈洛(克劳斯-曼的弟弟)肯定已经向你转达了我的请求，替我在慕尼黑找一些书。不知是否已经找到？我很希望立即得到它们。如果我必须自己去买，那是很糟糕的。今天我买了一本(他弟弟写的)有关柴的善本书，竟不得不向书商支付了50瑞士法郎：这是多么可怕。”尽管如此，克劳斯·曼并没有失去勇气，他继续说：“今天我已经写了几页书稿，素材笔记已经多得吓人了。”

从我们得到的素材笔记中可以看出，克劳斯·曼的主要资料来源是理夏德·H_施泰因的柴可夫斯基传记；以及莫杰斯特·柴可夫斯基发表的传记、柴可夫斯基自己的回忆录和马克斯·施泰尼策写的传记。比方与柴可夫斯基经常欢聚的“六只蝴蝶”，他们的经纪人和一名小丑，就都是出自施泰因。尤其在克劳斯·曼描写柴可夫斯基作品而不是作品产生情感根源时，显然是取自施泰因的论述。例如关于柴可夫斯基第一组曲的排练，他是这样描写的：“一开始，两支大管把开篇主题同度演奏出来，高音部不求纯正。”我们看到，作家所依赖的正是施泰因对这部音乐作品的论述：“开篇的主题，首先是用两支大管同度演奏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要把乐器的全部音域都投人进去，而且两名演奏者和他们的乐器，需要新的分工。因此，第一支大管在高音部，和第二支大管在低音部都很难奏出好的音调来。”

到了1935年3月18日，克劳斯·曼写完了第一章。这可能是克劳斯·曼全部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章小说，只用了六天的时间脱稿。得意的作者立即给弗里茨·兰茨霍夫和瓦尔特·兰道尔朗读，几天后又念给艾丽卡·曼、特蕾莎·吉泽和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听。事后他总结说：“我的印象是，还不错。”3月20日他就开始了第二章的写作，并立即向母亲报告说：“《柴可夫斯基》进展得很顺利——每天都前进一步。”包括前五章的上篇，他正好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了他的书稿后，艾丽卡·曼和弗里茨·兰茨霍夫打电报祝贺说：“美好而动人的成功之作。”两人用书稿中第四章的一句话描写了他们激动的心情：“我浑身颤抖。”而父亲托马斯·曼60岁生日的晚上听到朗读后的评价却不太积极：“然后，克劳斯为我和卡佳、六个孩子和吉泽朗读了他的柴可夫斯基小说。很动人，但却缺少一点意义。——又很晚了。”但克劳斯·曼的信心不减；小说快写完的时候，他写道：“《柴可夫斯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肯定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愿它的出版不要和世界战争碰到一起。否则就太可惜了。”1935年7月19日，小说全部结稿。

这部小说以不到四个月的极短时间内产生，首要的原因是克劳斯·曼的“明确而真实的感觉”。“在这些音响的自白，这些旋律的控诉和欢呼的后面，隐藏着并显露出来的命运，以一种隐秘而特殊的方式触动着我的灵魂。……我写书的时候，觉得和他贴得很近。”6月30日，他向妹妹莫妮卡坦言：“《柴可夫斯基》……变得很凄凉了，而且结局也很悲惨——但这可能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结果，奇怪的是，我已经把很多我的生活经历包装在我那动人心弦的彼得·伊里奇的一生当中。”在他写完《摩菲斯特》之后，他仍然坚信，同他的其他作品相比，他是“带着更大的同情”写这部柴可夫斯基小说的。“我在彼得·伊里奇面前是没有怯意的，正因为他的可疑的天才、脆弱的性格，作为艺术家和入所具有的弱点，使他在我心中格外亲切、鲜明和可爱。”按照克劳斯·曼的说法，这部小说所描绘的“并不是艺术家的弱点，……而是他道义上的坚强”，这位艺术家是在同社会和心灵的艰辛抗争中成功地创造了他的生命之作。

克劳斯·曼获得了他的伯父亨里希·曼的称赞：“你的《柴可夫斯基》是一本真正令人震惊的书，像这样的文学惊喜，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你的选题很好，但‘选题’本身就是一个经历，而且是决定性的经历。选题者的所有特征必须在接触一个题目时一拍即合。根据我的经验，这可能10年才能有一次。这是你30岁的大成。我祝贺你。”亨里希·曼的欣喜有一小部分也因为他本人对柴可夫斯基的喜爱——当然还有普契尼。亨里希·曼的自传《观察一个时代》几乎是以下列声明结尾的：“我对大师作品的钦佩是没有边际的……当《悲怆交响曲》最后一次在我面前鸣响时，我看到了美和力量的真正奇迹。”

第一批评论文章来自克劳斯·曼的个人朋友和相识。小说于1945年10月16日正式出版前的一个星期，弗朗茨·戈尔德施泰因就已经撰文说：“彼得·柴可夫斯基在克劳斯·曼身上找到了一位诗人传记作者，他不仅在精神上是一个可以交流的兄弟，而且在内容上也注定是这个题材的合适人选。……这种哀叹的旋律……充满了诗意，无瑕的美丽，圆润而充实……令人激动和震撼，克劳斯·曼的作品，自《虔诚的舞蹈》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意境。”在对柴可夫斯基和他的外甥之间关系的塑造上，“对这种性爱形式讲述得淋漓尽致”。除了“淋漓尽致”之外，戈尔德施泰因还赞扬了克劳斯·曼对细节的描写：“十分出色，在《柴可夫斯基》的头三页里，当他去德国旅行，和旅馆送来早点的服务生有一段对话，虽然极其普通，但却只有柴可夫斯基这样身份的人，才有可能和服务生进行这样的对话。”

克劳斯·曼一家的密友布鲁诺·弗朗克认为：“通过一种似乎无意和无力的艺术，却反映了一个人完整的一生。……读完这部传记小说之后，我们才对他有了全面的了解：认识了那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人，高高的额头布满皱纹，下垂的髭胡；认识了他的狂怒和他的伤感，他的自负和他的谦卑；认识了这个创新者和不安分的艺术名家对待金钱和荣誉的幼稚而动摇的态度；才认识了这个朋友和恋人。”布鲁诺·弗朗克认为，《悲怆交响曲》的艺术成就，使整个流亡文学的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在威胁世界的德国暴行下能够活下来的人，都会使自己的生存自觉性有所升华。这至少对很多艺术家是如此，他们逃脱了魔爪，来到了国外，在威胁中生活，在更高的责任下工作。这艰辛的三年使得一些人精神上和艺术上走向成熟，这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快，或根本就无法达到的。”流亡的前期历史，在《悲怆交响曲》中成了情感的经历：“对灾难即将到来的预感，就像对燃烧和血腥味道的嗅觉，飘浮在学者和艺术家象牙之塔的空气中。市民阶级时代，带着良心上的愧疚已经接近尾声。”

《悲怆交响曲》让《巴黎日报》的评论家对克劳斯·曼抱有“太多的”期望；认为作者的目的“显然定位太高”。“在这本色彩斑斓和满是凄凉的书中，说明的问题并不多”，他对克劳斯·曼的风格是这样评价的，“很多地方只是暗示了一下，点触了一下。只有当人们离开它稍远一些的时候，才能发现它鲜明的轮廓和结构以及讲述的艺术技巧，这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克劳斯·曼青年时代的朋友，流亡在国外的作家奥托·扎雷克也有同感：“谁要是了解克劳斯·曼的童年，就会吃惊地发现，这个27岁的青年，已经变得完全成熟了，我敢说，他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这个确实有天赋的人，实际上却不得不时时刻刻在他的伟大的父亲的榜样阴影下奋争。现在，那块约束他的阴影已被突破，他得到了解脱，终于返回了自我。这部小说的风格充满了宏大而多彩的力量，充满着独特而具有个性的魅力。……克劳斯·曼是个优秀的讲述者：保持着距离，用敏锐的目光观察，感觉细腻，特别是当他发现一个困惑的灵魂的伤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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