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本书只是就作者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和现象稍作发挥。本书详尽的展示和叙述了新闻报刊在中国的产生和早期发展，以及当时中国的新闻环境，并充分肯定了中国早期报人将西方办报办刊理念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新闻道路所进行的艰辛努力与变革。

新中国成立前近100年的近现代新闻史，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呐喊而启蒙和发展的。在此期间，无数中国早期报人，针对中国社会的强弱和广大民众的期盼，借鉴西方先进的新闻理念和办报方法，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启蒙与发展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们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推翻封建王朝摇旗呐喊；为实现社会民主不畏强权；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牺牲。涌现出了如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等一大批杰出的新闻人士。

本书对新闻报刊在中国的产生和早期发展，以及当时中国的新闻环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展示和叙述。同时，对中国早期报人将西方办报办刊理念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新闻道路所进行的艰辛努力与变革，给予了深切的敬意和充分的肯定。

书中列举了几位新闻前贤的人生建树和精神追求，他们或执著于新闻事业，倾心办报；或不畏强权，为民呐喊；或铁肩担道，求正求真；或直言敢谏，忘己无私。在从事新闻事业的人生历程中，坚持职业操守，坚守新闻的真实，读来令人敬佩与感叹。

自序 前事今识——中国近现代的新闻往事

第一辑　前人往事

　张季鸾：隆重的葬礼与文人论政

　王芸生的清醒与迷失

　秋水长天祭量才

　铁肩辣手邵飘萍

　獬性十足林白水

　“奈何明月照沟渠”

　邹韬奋的精神遗产

　从范长江的婚礼说起

　失踪的储安平

第二辑　前尘今念

　“助产婆”的辛劳、失落和收获

　《申报》的改革

　“孤岛”上的抗日报刊

　《大公报》的“四不主义”及其他

　《大公报》在抗战中的迁移

　《大公报》在抗战中的言论

　遥望《新华日报》

第三辑　前思后想

　新闻事业的蝴蝶效应

　启蒙的艰辛

　近现代报刊与鸳鸯蝴蝶派小说

　错位的镣铐：国民党与新闻之关系

　新闻记者的操守与理想

张季鸾：隆重的葬礼与文人论政

1941年9月6日，新记《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在重庆逝世。他的葬礼极为“豪华”，其一，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对张季鸾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其二，参加张季鸾葬礼的人来自三教九流，就连杜月笙都抚棺痛哭；其三，在民国的历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如此隆重的追悼活动，张季鸾是第一人，在他之后，也无人再获此殊荣了。所以说，张季鸾的葬礼真可谓空前绝后。

盖棺定论，我们且看张季鸾去世后的各方反应——

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唁电是：“《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禄，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特电致唁，惟望节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的联名唁电是：“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是：“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切蒯不再，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特此驰唁，敬乞节哀。”

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以私人身份写了挽联：“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国民党中央政府在9月26日发了《国民政府褒扬令》：“国民政府九月二十六日令：张炽章学识渊通，志行高洁，从事新闻事业，孜孜屹砣，历三十年。

以南董之直笔，作社会之导师，凡所论列，洞中寂要。抗战以来，尤能淬砺奋发，宣扬正谊，增进世界同情，博得国际称誉。比年连任参政员，对于国计民生，并多贡献。兹闻积劳病逝，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懋绩。此令。”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41年9月26日发表了短评，题目是《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

从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两党最高领导人能对同一个人同时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实属罕见。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评价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背景下做出的，事实也是确实如此。但是，我们无法就此否认张季鸾先生所赢得的极高声望。从这些唁电和挽联上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各方在当时对张季鸾的褒扬绝对是出于共识，而不是为了“表演”和“作秀”。很多人都知道，张季鸾是蒋介石的“国士”，两人私人关系很好，所以，蒋介石对张季鸾的评价我们可以先放在一边不说，单共产党方面，周恩来除了官方的唁电之外还要亲写挽联，而且还将“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报人模范”这些词毫不吝惜地题给张季鸾，这很能说明问题。而且，在1938年，周恩来就曾经说过：“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慨，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毛泽东也曾对吴冷西说过：“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58年，那时《大公报》及张季鸾早被“批倒批臭”了。可见，即便是在大批特批的时候，毛对张季鸾的才华还是认可的。

那么，张季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能够做到八面玲珑“到处做座上客”？能够“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陕西榆林人。他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光绪=十一年(1905)，张季鸾和鲁迅一样到日本去留学，学政治经济学。1918年，他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1926年，新记《大公报》复刊，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时称“主笔”)。他一生的赫赫大名也就是在《大公报》写就的。

《大公报》是英敛之在1902年创办的，报名取“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之意，以“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创刊之初即以直言敢谏而著称。熊少豪先生《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中说：“《大公报》创办之始，宗旨纯正，言论激切，一时声誉鹊起，惜锋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卒为某党所收买，坐是营业日散，销路日减。”就是《大公报》“销路日减”的情况下，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手了《大公报》，从而将《大公报》带到了最辉煌的时期，报业史上将《大公报》这段黄金岁月称作“吴胡张时期”，这也几乎可以看做是中国民营报刊的黄金时期。关于《大公报》的详细情况以及中国民营报刊的发展等问题，笔者打算另文论及，故本文不讨多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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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今识——中国近现代的新闻往事

我上大学时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在一家报社工作，也算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吧。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反差甚大，曾经的豪情万丈和当下的残酷现实很不搭调，课堂上的理论推演与奔波中的尘劳造作相互抵牾。

按说，新闻以披露真相为第一要务，可实际上，很多真相根本就不让你披露。这期间的苦衷，大多数的传媒人都有感同身受的体验，不用我在此多说。后来我发现，不仅现实生活中的真相会被大量掩埋，就是历史真相亦是如此。

仅就一百多年的近现代新闻史而言，其中就有数不清的史实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许多新闻前贤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建树沉睡在历史的缝隙中，不为普通民众所知(就连今天的媒体人怕也对这段与自己职业紧密相关的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憾。没有历史的发展脉络做参考，势必影响今天传媒人对自己人生坐标的选择与坚守；割断今天与历史的血脉联系，当然会妨碍我们精神之树的培护与成长。

我们需要回首来时路，我们需要仰望前贤行。基于此，我用了两三年的时间集中研读中国新闻史。阅读的一个收获就是写下了这本书。新闻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无力全部涉猎，只能就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和现象稍作发挥，权作是对自己与新闻结缘的一种浅薄的交代吧。

需要说明的是，“前事”之真难求，“我识”之妄难除。疏漏之处与“我执”之见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