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图本丁玲传》由涂绍钧著。和常见的以褒扬颂赞为主的评传不同，这本传记更注重把作家丁玲看做是特定时代中有个性的生命体，是“人间的”作家，而不是超人。作者不拒绝传主的日常表现、逸闻琐事，格外留意捕捉一些生活细节、性格侧面，甚至某些独异的品性。

本书命名为《图本丁玲传》，因为有大量的“图”。不是新画的插图，而是老照片。在编写过程，作者涂绍钧都花费很多精力去搜寻有关传主的各种照片资料。这本书在“图”这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照片在书中不是文字的附庸或者补充，而是经过精心的编排，其本身就构成书的主干部分，和文字同等重要。图与文互动映照，互为阐释，更生动也直观地叙说丁玲的生平。那些斑驳陈旧的老照片不光为了“好看”，也是为了制造浓厚的历史现场感，给人某种冲击，加上文字的点拨，读者就愈加真切地感受到丁玲及其所处的时代的那些情味。

第一章 飘零孤女

第二章 少年叛逆者

第三章 展翅高飞的鸟儿

第四章 闯荡北京

第五章 南下上海

第六章 在鲁迅旗帜下

第七章 入党前后

第八章 窑洞岁月

第九章 桑干河上

第十章 为了新中国文学的繁荣

第十一章 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十二章 重返文坛

尾声

古城常德，地处洞庭湖滨，始建于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后期，秦为临沅县治，一条云贵和川东南通往中原及京城的古驿道横贯其间，历为湘西北军事要塞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年贵州丽水的黄金，湘西的竹木、桐油、生漆，以及沅水上游的铜、钨、锡、铅等矿产，均需经此通江达海，史称“控引巴蜀，襟带洞庭”，“黔川咽喉，云贵门户”。自汉高祖所置武陵郡治以来，曾先后改称义陵、嵩州、朗州、鼎城。清澈的沅水在城垣下蜿蜒东去，留下一串串悠远的故事传说至今。

相传舜帝曾让王位于上古高士善卷，善卷坚辞不受，隐于常德沅水南岸德山，乃为中国隐逸文化宗师；爱国诗人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涉江》，其“朝发枉睹兮，夕宿辰阳”句中的“枉睹”，亦为枉山脚下的枉水，当年屈原曾流寓常德，现城中仍有“招屈亭”“三闾港”遗迹可寻；春申君黄歇，《武陵旧志》说他是武陵人，《嘉靖常德府志·地理志》云“府北开元寺，相传为春申君宅”，现城中仍有“春申阁”及“珠履坊”“春申君墓”遗址；唐朝诗人刘禹锡因和柳宗元等参与王叔文革新集团，于永贞元年被贬为朗州司马，在常德谪居十年，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据考其名篇《陋室铭》亦写于常德；晚唐诗人李群玉，史称“诗篇妍丽，才力遒健”，他在《进诗表》中自云“以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清初独树一帜、名垂千古的绘画大师髡残，亦诞生在常德；更有历代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诸如谢胱、张九龄、孟浩然、李白、王维、杜甫、韩愈、自居易、李商隐、司空图、寇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朱熹、姜夔、袁宏道、王船山、郑板桥、林则徐、魏源等，均有诗作题咏于此；及至近现代，著名的反清志士秋瑾，常德籍同盟会会员、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刘复基、蒋翊武、林修梅，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等，都曾在常德城中居住或求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曾赋予这座江南古城无限神韵。

清光绪三十年九月初四(1904年10月12日)，随着几声婴儿的啼哭，常德城中昔日的余太守府第深宅大院内，蒋冰之(丁玲)降生在外祖母家。次年11月，才被接回安福县西乡黑胡子冲富甲一方的蒋家(今属佘市镇高丰村)。安福县原为澧州属地，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称临澧县。蒋冰之的外祖父余鹗(字泽春，号润斋)，原本为一介寒儒，写得一手好字，尤工隶篆，是常德远近闻名的书法家。自清咸丰中了武陵辛酉科拔贡，历任贵州古州厅同知，云南大理、普洱、楚雄知府。大约是湖湘学子禀性使然，光绪十五年(1889年)，64岁的余鹗在云南任上，“因有属员狡猾，枉法殃民，又树党，上下其手，见宦海风波，如恋栈，冰炭自不能相容，怕一旦有事，同归于尽。连上三禀辞职”。1897年10月，因病殁于常德。

蒋冰之的母亲余曼贞，也是这年嫁到蒋家的，她的这桩婚事，却是因其母在贵州古州饮于同乡蒋家时，酒后戏言，将年仅1岁多的幼女许配给安福同乡蒋定礼(亦为咸丰辛酉科拔贡，历任贵州普安厅同知、贵州乡试内廉监试官钦加盐运使司衔)的三公子蒋保黔(号浴岚)。当时，其父余鹗很不以为然，说：“吾家乃清寒士族，攀此富贵家子，悉他日若何？恐误我爱女。”而母亲却说：“既已许诺，不便翻悔。”然而余曼贞之后的命运，不幸被其父言中。原来蒋冰之的父亲蒋保黔，3岁亡父，14岁丧母，15岁时便带着一个妹妹与两个哥哥分家，独立门户。余曼贞初嫁为人妇，便要和丈夫一道挑起家庭的重担。

安福蒋家，历为县内首富。特别是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更是盛极一时。当地民间对其发家史曾有种种传说。一是蒋氏第八十七世蒋光业为李白成后裔说。李自成兵败之后，顺治二年(1645年)由湖北经津市、澧州进入安福县境，自忖霸业难图，遂将一幼子过继给蒋家，取名光业，并赠送大量金银财宝。经查《蒋氏宗谱》第十一卷，与传说显然相悖：“第八十七世蒋光业系大玺长子，字庭辉，号修田……生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八月十六日寅时，殁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腊月十九日戌时，享年67岁，葬安福清水洪家河壬丙山向地支子午三分。”如按李自成兵败后死于湖北通山说(1645年)，蒋光业整整晚出生了116年，如按李自成兵败后禅隐湖南石门县夹山灵泉寺的“夹山说”及“禅隐说”，李白成曾在此禅隐30年，圆寂于1675年，距蒋光业出生的1761年相差86年。二是蒋光业为李白成军需说，李自成兵败后，禅隐石门灵泉寺，嘱蒋光业广置田产，以图东山再起，如前所述，蒋光业生于1761年，如24岁做军需，离李自成兵败的1645年则晚了140年。三是李自成兵败时，曾在澧州山中遗弃一3岁幼子，被蒋氏八十三世蒋之幡拾得，取名蒋其魁，其九代孙为蒋冰之(丁玲)。经查《安福县志》之《人物·孝友》篇，所述“山中拾子”之事，发生在1643年11月张献忠攻陷澧州期间，而此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如日中天，攻克潼关，旋破西安，略定三边，正筹划大顺军建国事宜，根本不可能不远千里跑到澧州山中丢弃幼子。况且《蒋氏宗谱》明确记载蒋其魁出生于顺治元年(1644年)，而传说中的山中遗子1643年已有3岁，与蒋其魁的出生年份也显然不符。此事丁玲在1985年1月20日致甘肃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副教授穆长青的一封信中曾说：“安福蒋家是否为李自成后代，我幼时也曾听到过一点传说，但印象中并无定论。一九八一年某杂志曾来找我求证，我把当年听到过的传闻转告，供学者们作为研究的参考；在我的思想上或言谈上，都没有有力的考据去肯定或否定它。一九八二年我回湖南一趟，在家乡临澧县政府看到一套蒋氏族谱十余本，从第一代记述到九十余代，包括到我的父母及我自己。记述到我和我父母、外祖的史实与我所经历和知道的都属实无误。这族谱一直记到一九四八年。根据这族谱的记载，我一点也看不出我和李白成有什么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治史，也无暇及此，未能进一步研究立论。你如有兴，当可进一步探索，并向临澧县政府接洽借阅参考。”P002-006

现代作家传记坊间已有多种，为何还要出这套书？和以往的作家传记相比，这套书有什么特色？我看有这么四点。

一是图文互动。这套书命名为“图本传记”，因为有大量的“图”。不是新画的插图，而是老照片。每本书的编写过程，编者都花费很多精力去搜寻有关传主的各种照片资料。这套书在“图”这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照片在书中不是文字的附庸或者补充，而是经过精心的编排，其本身就构成书的主干部分，和文字同等重要。图与文互动映照，互为阐释，更生动也直观地叙说传主的生平。那些斑驳陈旧的老照片不光为了“好看”，也是为了制造浓厚的历史现场感，给人某种冲击，加上文字的点拨，读者就愈加真切地感受到传主及其所处的时代的那些情味。

二是回归日常。和常见的以褒扬颂赞为主的评传不同，这套传记更注重把作家看做是特定时代中有个性的生命体，是“人间的”作家，而不是超人。编者不拒绝传主的日常表现、逸闻琐事，格外留意捕捉一些生活细节、性格侧面，甚至某些独异的品性。这会和我们通常对这些作家的认识有些“落差”，但阅读的兴趣反而由此生发。即使鲁迅这样的大作家，也不见得老要对他仰视，有时采取平视，会让人觉得亲切，能触摸到他生活化、人情味的一面，也就可以更放松地走近文学巨人。对传主的生活与心性的描写越是具体而丰富，也就越有利于对他们创作的深入了解，帮助读者进入作家的世界。

三是史家笔法。这套书虽然面向普通读者，却有厚实的学术支持，有史家的眼光与方法。编撰者都清楚意识到，现代作家传记的写作其实就是文学史研究的一支，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前提，而且因为立足真实，还可以纠正或补充文学史之不足。这套书搜求与考证了许多历史资料，补正了以往文学史对相关作家评价上的某些偏失，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丛书还吸纳了当前学界对相关作家研究的很多新的成果，显现出鲜明的学理追求。这套书既注重对传主创作生涯的轮廓勾勒，又有历史细部的体察，所唤起的是一种知性与感性的交织。读这样的传记能得到灵魂游历的快感，又有睿智的启迪。

四是优美可读。这套书各册出自不同编者之手，他们都是有建树的学者，彼此风格不同，共同的都很注重和读者平等交流，用比较平实而活泼的笔调去引领读者。这种图本叙述方式既是文学的，又带有浓厚的“科普”特点，文学史研究专深的成果在这里终于转化为平易诱人的传记论说。这套书总让读者感到一种亲和力，仿佛可以和编者一起，在令人心旷神怡的传记林苑中游逛，触摸那些现代作家非同寻常的生活轨迹，体味他们的苦恼与欢乐，思索他们的经验与忠告，细察各种人生况味，增加生活的见识与乐趣！和那些作家“约会”，不但加深了对他们创作的理解，还能感受某种精神的提升，对应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许可以在迷惘中得到启示，寂寞中领略抚慰，失意中获取鼓舞。

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新传统”。作为文学传统的相当重要的部分，是一代代众多作家的创作积存，保留着社会群体的共同记忆。其中一些作品经过时间的筛选，成为经典，占据着传统中显要的位置，对后世产生持续的影响。无论承认与否，现代文学“新传统”已经成为某种常识，或某种普遍性的思维与审美的方式，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为何需要阅读现代文学？就因为这是宝贵的资源，因为它在规范和制约我们的思想与感觉，我们必须了解“新传统”，不断从当代的高度去阐释“新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现代作家传记，了解现代文学作品，就是认识与理解“新传统”的一种需要。阅读现代作家传记，可以拉近我们与现代经典的距离，更可以具体感触已经过往的那个世纪的风云，体验前辈先贤的精神气度。从传记角度去理解和阐释“新传统”，也就是这套图本传记的编撰宗旨吧。

几年前，我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过一本《中外传记作品选读》，作为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我在前言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表示我对传记阅读的期望。现不妨转录于此，贡献给读者，特别是接触到这套书的年轻的朋友们：

读传记常常让人陷入沉思：我们该怎样设计自己的人生？从杰出人物和成功者那里吸取经验，可能是最好的途径。年轻人大概都有自己的偶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充实而有意义，不妨就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偶像的选择不是追逐时尚，而是取法乎上，把那些真正能在思想、智慧和人格上不断激励我们、完善我们的人物，作为精神上的良师益友，学习的榜样。青少年时期多读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在接触人类精神高端的过程中张扬我们的灵性，塑造我们健全的人格，那会终生受益。

这就如同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过的：“用伟人的事迹激励我们，远胜一切的教育。”

2010年5月5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