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第一版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曾畅销120万册。一位外国作者为中国人描述了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生活，作者采取了通常以叙述为主的传记笔法，但在史料甄别、背景分析和观点评价等方面，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雕细琢，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的经典之作，以8种文字在不同国家出版。该书不仅体现出作者对于历史事件高度的敏感性，而且也渗透着政治学视角的理论穿透力，对于人物的情景分析更使历史出神入化，引导读者体味“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和制度机制，把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与的挑战性的理论创造联为一体，从而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壮观图景。

在《毛泽东传》一书中，一位外国作者为中国人描述了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生活。该书不仅体现出作者对于历史事件高度的敏感性，而且也渗透着政治学视角的理论穿透力，对于人物的情景分析更使历史出神入化，引导读者体味“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和制度机制，把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与的挑战性的理论创造联为一体，从而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壮观图景。

少年时代（1893——1910）

为何求知（1910——1918）

京沪天地（1918——1921）

组织（1921——1927）

奋斗（1927——1935）

未来在握（1935——1936）

抗日（1936——1945）

圣人（1936——1945）

成熟的桃子（1945——1949）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改造（1951——1953）

建设（1953——1956）

疑云（1956——1957）

体制的修补（1958——1959）

苏联与超越（1958——1959）

退却（1961——1964）

乌托邦之怒（1965——1969）

峣峣者易折（1969——1971）

尼克松（1972）

破碎的梦（1973——1975）

强弩之未（1976）

结语

校订后记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谈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车票启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没有清理的目的和想法。

毛在上海日子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

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十二至十五块钱。其中要有大约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是，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的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意义何在。

毛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阳光闪烁在黄波逶迤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身上穿着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赴法之前，新民学会的成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讲了话，他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然后，一帮人沿着吴淞口岸蹓达着走向一艘法国货船。

在这次赴法的学生中有女生，让女生参加这一运动是毛的一个重要贡献。

P57

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的《毛泽东传》，今天又有了它的中文版，我非常高兴，它终于来到了最关心它的人们中间。

今天，人们小心翼翼地评论毛泽东的时代，特别是他的后期。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重视经济，而是兴政治统帅一切；人们极少关心中国以外的世界，而是关起门来高呼口号。当时只有毛的像章和“红海洋”，人们的思想意识就是“为人民服务”。

然而，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岁月更迭，中国正在走进一片崭新的天地，正在抓住新的机会。毛自己曾经说过：“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回顾过去，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毛领导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已经结束。炮火已经停息，硝烟已经散去，人性开始回归——带着它顽强的个性和执拗的梦想。

在《毛泽东传》一书中，一位外国作者为中国人描述了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生活。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他的国家。人类有着某些相似的特质和志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标准，衡量人类的领袖人物。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他为他领导的人们带来了什么?

作为一名外国人，还有第二个因素使我意欲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在对中国作了近二十五年的访问和研究之后，我发现，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明了。当然，在中国，近几年关于毛的新资料不断出现，例如关于遵义会议，而且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史料为人所知；但是作为外国学者，他们可以不断努力去挖掘一些中国尚没有公开宣布的资料。例如，为了写《毛泽东传》一书，我曾到过印度尼西亚、缅甸、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国家，拜会了那些曾见过毛的外国领导人，倾听他们对毛的评论。

1976年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的变化使我怀疑当时官方的“正确性”。那时我曾为邓小平辩护，我告诉过一些中国官员，作为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我认为，说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荒谬的。但有些中国官员不同意我的看法。而多数官员与人们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于是，我决定仔细分析研究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它最近的历史，并决定要写两本传记。首先，我选择了毛，然后我又写了江青，前者是人们公认的英雄，后者则是一个恶魔。

在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和个人意志的相互作用。应该说，在毛的故事中，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意识、大写的自我、人际竞争、健康状况等等，在毛的生活中都是一定的影响因素。我努力把毛描写成一个人。

有些中国人建议我不要写关于毛的书，他们告诫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决定不过分涉及敏感的政治，传记不应该追赶政治上的时髦。本书的后记对毛作了进一步的总结，有些方面与198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对他的评价是吻合的。

同时我在书中还谈到了权力集中的问题，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是得益于毛的领导的，而文革中又深受其苦。重要的是，对毛在六七十年代的悲剧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都加在毛一个人的头上。

一种革命被发动起来后，不再需要其他的“革命制造者”。但是，有人企图贬低毛是不可取的。在这里，我要坦率地说，毛在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并不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权力集中而且不受人民制约的地方，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动荡不安、主观武断和因循守旧。

当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而且不受任何约束时，掌权者会认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和权力的本源。

我注意到，自1976年以来，中国在检讨自己的失误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起初，人们都把错误归罪于“四人帮”。

后来，毛被肢解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据说，“四人帮”的破坏和毛的失误应对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负责。

当一些中国人对整个政治体制发出“诘难”时，开始了第三个阶段，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本人也鼓励这种“诘难”，他首先号召进行“政治改革”。政治体制问题会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这在当代是一个热点。

毛有很多不同的言论，其中一些很有意思。在他生命的后期，他似乎理解了政治所能达到的界限、斗争的永恒性和人性的特点。尼克松对毛说他已经改变了世界，但是毛不同意这种赞美：“我并没能够改变它，我只是改变了北京的一些地方。”

毛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毛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毁灭性的打击。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厌恶政治。这就又产生一个问题：在毛以后的中国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将会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

最后，我要感谢译者刘路新先生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是他们的辛勤努力才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1980年付梓的《毛泽东传》，是国外中国学或毛泽东学图书中较完整的一本。1990年春，河北人民出版社拟出特氏这部书中文版的修订本，托我校订。作为专业工作者，尝想为毛泽东树碑立传而有志未逮，能让读者了解毛泽东有部较好的中文译著是一件不坏的事情，于是我欣然应允。

中译本初版许多地方译得不错，一些传神之笔也译得恰到好处。校订时，我更想让译著达到“信、达、雅”，文字风格上接近或不逊于原著。除校改译文并对之润色外，对原著史实有误或文字表达不当的地方还增补了必要的脚注。同样的，译文也不厌百回改。任是像王亚南译《资本论》那样字字推敲，修订本仍避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有待改进的地方。1992年春，出版社示意再次修订《毛泽东传》，我又改正了由翻译、注释或印刷造成的一些舛误——这些舛误有的是由热心的读者指出的。我当然知道，正如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一样，有关伟人传记的任何细小纰漏尽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要感谢读者们的热心和严谨态度，但我也在此向亲爱的读者奉献几点建议：(一)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历史教科书来读，它毕竟出之于异域人士之手。作者的书尽管视角独特，且不乏精当之笔，但作者对史料的掌握有一定限度，故书中小错难免，还请读者自鉴为好。本书加脚注的原则是：凡涉及毛泽东本人及其亲属者，凡涉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者，有误必注。不属此范围的错误，则只适当注释。(二)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政治教科书来读，要考虑到作者不同的社会立场。作者在书中显现出的某些有争议或欠妥当的观点，还望读者以评析的眼光对待。(三)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经典来引用。书中毛泽东及其他人的话，尽管经过译者多方核对，但有些出处仍难统一和明确，读者若要引用，最好引用中文原著如《毛泽东选集》类。

另外，我真诚地希望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一本文思并茂、能流传于世的《毛泽东传》，中国现代风流人物、中国党政高层领导人的传记多由外邦人士来作，这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应当结束了，《毛泽东传》最适合的作者应是生活在毛泽东故乡的人。最后，我要在此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对我的信赖和译者与我的真忱合作。

校者

1992年4月18日于北京昆明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