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德，她是民国时期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她的人生，不是口口相传的传奇，但却能从中让人汲取到向上的力量——独立坚强的生活，坚守自己的梦想。

周惠民编著的这本《沈葆德－－用解放脚走路》以时间为主线，共47章。从1889年沈葆德在湖南四咸湖出生，一直写到1987年沈葆德病逝为止，以详实笔触为您揭开走在民国时期前列的女性教育家的励志一生——从她读私塾的童年到被教育部选送留美求学，从羡煞他人的婚姻到独自撑起一个家庭并抚养四个孩子，从日本侵华时期的坎坷流离到最终病逝。内容跨越一个世纪，中间穿插了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兴衰。

此书能让读者感知一位名女人所经历的光辉和艰辛，发人深省，具有强大的励志作用。

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她是中国第一代女性教育家，她是一个聪慧的女子，她才华横溢倾倒众生，她的婚姻受到当时媒体的关注，她倾尽一生带大四个孩子。她，就是沈葆德。

周惠民编著的这本《沈葆德－－用解放脚走路》用最清澈的文字、全面详实的资料，生动地展现了沈葆德用“解放脚”走过的一生。

楔子

正文

后记

大伯母守寡后，仍然忠诚地留在自己的婆家。如果是在农村的老家，一定会在路旁为她树个贞节牌坊。为了表示她对沈家的坚贞，在我三婶生了第一个男孩的时候，那个男孩子就被过继给了她，作为亲生的儿子，承继家业。这就巩固了大伯母在沈家的地位。

葆德的奶奶的父母去世之后，沈家分成了两户。大伯母留在小西门奶奶的房子里。葆德的母亲（奶奶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去和大西门奶奶的妹妹（嫁给姓徐的地主）同住。

在后来的几年里，葆德过着美妙、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徐家，她有很多表姊妹。因为都是女孩子，自然就一块儿玩耍。她们把葆德带到田地里，一块摘野菜，还教她怎么把野菜做熟。她们教她怎么选出好的棉花，怎么把棉花纺成线、织成布。她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一般说，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在出嫁前，就是过这样的日子。可是对葆德来说，那都是为了好玩。

葆德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对于她来说，上海的街头和田野一样吸引人。街上有流动的商贩，他们卖小吃，卖臭豆腐、小玩具，用糖捏出的小人小花，用烤在火红的木炭上面的压力锅爆出米花和白果；有玩杂耍的，耍猴戏的，表演武术、软功的，为了让人往他们的帽子里丢铜板、并为他们叫好，表演着惊险的动作。

有一天，街上有人敲锣，把人都招呼出来。街上走着一大队人，最前面的那个人在大声呼喊，正在经过葆德的家门口。她母亲刚要叫住她，她已经飞快地溜了出去。最前面的那个人敲着大锣，她听不懂那人喊叫的是什么，但是似乎是说明什么事。后面的人穿了黑绸上衣、扎着裤脚的黑绸长裤，像京戏里大官那样迈着方步；手里拿着芭蕉叶那么宽的一片长长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在他后面，走着一个衣着褴褛、面色死灰的人；他的头垂到胸前，两只胳膊被反绑在后面；他脖子后面插了个长长的木牌，上面写着些字。这个倒霉的人走起来东倒西歪，像是喝醉了酒。他后面是两个马弁，马弁不停地推那个人，让他跟上。那个人的后面，是一小群看热闹的，葆德也跑了进去。  队伍走出了大西门，到稻田的边上停了下来。从人们腿的缝隙里，葆德看到那个衣着褴褛、面色死灰的人。他跪在那里，身体有些摇摆，头还是低垂着。那个穿黑绸的人站在那个人的旁边。锣声停了，喊声也停了。人群的喧笑变成了喃喃的嘟嘟嘟囊囔。之后……

来得那么突然。死一般的寂静……一道白光……一声尖叫……葆德看到有个什么东西滚向了她的前方……这时，她眼前是一片血红。这个六岁的孩子吓得魂不附体，转头就跑。她母亲找到她的时候，她全身筛糠，变成了哑巴。她既不说话，也不吃不喝。最后，她母亲把她放到床上，从祖宗牌位前面的香炉里取了香灰，和上温水，灌到她嘴里。但是到了半夜，她还是惊醒，喊叫，出冷汗，不睡觉。第二天，她母亲请了个巫婆为她叫魂儿。那也不管事。好几天葆德都处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下。为了救她，她母亲每天去庙里烧香许愿。

葆德除了这个吓人的经历之外，她的童年是充满欢乐的：夏天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就很欢乐。她鼻子总能闻到、皮肤总能感到暴风雨就要来了。她跑去野外，躺在凉爽的草里，听远处的呼喊声。

“阿妹，收衣裳啦！”

“阿塞，快去关窗！”

“阿独，快去抓鸡！”

“葆德，快回家，别打湿了衣裳！”

伴随着阵阵的雷鸣，在葆德的耳朵里，那些声音汇合成了美好的音乐。她盯着天上柔软的黑云千姿百态的变化：消散了，又重新聚在一起，就像很多人随着雷电的节奏在跳舞。云彩是那么柔软，她觉得她的小脚已经不疼了。她会让雨点先落到她流着汗的脸上，再落在全身上，以减轻她小脚的胀痛。

有一天，葆德的母亲数落她：“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就是个落汤鸡。尽管你的脚裹得还好，是个三寸金莲，可是你晒得那么黑，像个农村的野姑娘，什么人也不会娶你！你不能再野了，念书吧。”

P9－10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常心疼地看着她发愁：“看你这双大脚！怎么嫁得出去啊！”

女孩子根本不想什么嫁不嫁的事，只是想美，就对母亲说：“我不要大脚，我要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三寸金莲。”

到了能够把孩子的脚裹成三寸的时候，母亲想到了自己裹脚时那要死要活的痛苦。不过，为了女儿的前途不得不问问孩子。

“你真的肯裹脚吗？”

“我的小朋友都裹了。”

“那可是疼极了。”

“有多疼？”

“和结婚一样疼。”

“结婚有多疼？”

“和生孩子一样疼。”

孩子这时虽然刚过五岁，可是她决断地说：“等我长大了，我要结婚，要生孩子。我不怕疼。”

抱着这个决心，这个小孩子的脚就被裹了起来。

她的那一双小脚后来的遭遇，和中国进入摩登时代期间遭遇的痛苦，恰恰是相互对应着。

周传钧的日记

10月10日，北京。

“妈妈走了。”

电话里传基的声音很平静，太平静了，不像是他的。愣了一下，床头的钟表指示还不到半夜。

应该立刻跳起来，奔出去。但是我没有。反而，花了比以往更多的时间来穿衣服。竟然还知道在镜子前面照了照。平常从来也不照镜子。下楼去，在电梯里想等会儿怎么回旅馆。北京过了午夜很难打车，除非是在接待外国人的饭店门口。在这个自行车和公交车的国度，出租车还是个新玩意儿。希望不会耽搁太久；再不，就让司机等着。可以先不给他车钱，那他就非等不可。

我知道那都是不该想的小事。我怎么了？怎么那么冷血？怎么会失去了理性？妈妈走啦！

我告诉司机地址：“小西天，电影学院。”为了让他觉得我是本地人，就对司机说，“走安德路，往北拐到新街口外大街。直走，左手边的电影学院宿舍。”

出租车飞快地在没有人的街上闯着红灯，我觉得我该和司机找点话说。我问他的收入和工作多久了。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大学教授的。我震惊了。几年前，教授和艺术家的收入还是最高的。我这是在想什么！我该不该为母亲伤心？

那个司机，像我对他好奇一样，对我也好奇：“你来北京干什么？”

“公事。”

我是世界银行派来出差的。要不然，我住不起合资的高档酒店。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你的中文比大多数华侨的好。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

“共产党占领之前……我是说解放以前。”

“占领和解放是一回事。这么晚，你出来干什么？”

“有个亲戚病了。”

亲戚？母亲只是个亲戚？她是病了吗？我立刻就想到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人们曾问他认不认识那个被判处死刑、背着沉重十字架的耶稣；彼得有理由说他不认识。可是我有什么理由说那是我的亲戚，而不说是母亲？我从来也没有感到我是那么的恶心。

出租车进了那宿舍的大门，停在一个没有灯光的楼前。司机同意等我。我进到黑乎乎的楼里，楼梯的灯亮了，不等灯灭，我就一口气上气不接下气地爬到了顶楼。那套住房的门是开着的。我没有敲门就进去了。

那套住房里不像楼梯间那么黑，非常明亮。我看到里面家具不多。有五个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的人，站在那里，背对着屋门。我听到有个人说话带有南方口音，所以我知道那是彩秀。五个人里，我只认识传基。

我的到来打断了彩秀的叙述。她冲着我转过头来，向我示意，但是并没有对我直接打招呼。为了我能听明白，她又开始从头说。

“大概是九点吧，她让我给她翻翻身。我给她翻了身，把被子窝好以后，我问她，‘阿婆，你觉得怎么样？’

“她的声音很平静，‘好多了。’

“然后，我就回到了我的床上。

“十点三十分，我醒了。

“你知道我睡觉非常轻，一夜我起来好几次，看看阿婆怎么样。

“我从屋的那头看到阿婆没有动静。平常，能够看到她铺盖稍稍一起一伏的，因为她在喘气。

“我赶忙爬起来去阿婆那里。我把手指头放在她鼻子下面：她不喘气了。

“我大声叫‘阿婆！阿婆！’她也没有应声。

“我摇摇她，她也不动。

“我摸摸她的脉，没有了。

“我赶快穿上棉袄，跑去找宫老师，让他去找周老师。谁能想到她最后说的是‘觉得好多了’？老天爷一定在保佑她老人家。”

大哥接过彩秀的话说：“我来到的时候，她还有体温，现在降了。你把嘴唇放到她头上试试。”

我犹豫了一下。

大哥督促我，“就像我们长病的时候她做的那样。”

我弯下了腰。记不清我有多久没有这么近地看到妈妈的脸了。我认识这个女人吗？我想她到底像我认识的哪个人。我想不出。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皮包骨头、凹下去的脸。这就是老头儿所说的“安阿伯市最漂亮的中国女孩”的脸吗？我看不出那怎么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脸；而她曾是那么漂亮！我曾经对她说，“要是爹不和你结婚，我就要和你结婚。”

突然，我注意到了那个鼻子。从那骷髅上高高耸起的，是那个“像阿拉伯马那样笔直”、像希腊雕像的那种优美的鼻子。没有错，那是妈妈的鼻子。

传基还在督促：“就像我们小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做的那样。”从什么时候起，传基变得这么动感情？他从小就不愿意让妈妈亲他、抚摸他。

我说：“她还温乎。”

彩秀觉得妈妈希望自己死去。

“为什么？”

“她想在你离开北京之前先走。”

……

我拉着小欢的胳膊，问：“你最后看到奶奶是在什么时候？”

“她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

“那么，你见到她的时候，他还活着？”

“是的。”

“你和她讲过话吗？”

“讲过。”

“她对你说了什么？”

“她问了我的家庭作业。”

“那么，你就这样把她记在心里就好了。不要再去看她。这时候，她看上去并不如以前。可是人们总是把最后的印象记到心里。”

我不知道我侄女是不是因为我打断她而感激我，可是我知道我嫂嫂不那么想。

李溪桥说：“让咱们给她鞠躬吧。”

妈妈活着的时候，反对对偶像、雕像、相片和死人鞠躬。我猜想，那是她父亲教导她的。因此，我没有参与传基一家对妈妈最后一次表示敬意。我照了一些相片。一切结束的时候，李溪桥摘下了眼镜，擦擦自己的眼睛。

我们又按了铃，那个接待员又出来了。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按了墙上的一个开关。轰隆隆的机器声令我们吃惊。机器声的回音响彻了整个大厅。传送带滚动起来。接待员走到母亲所躺的小车那里。他把小车歪了歪，母亲就从小车上滑到传送带上。  接待员把那张纸交给了大哥，简明地说：“把它交给前面的办公室，把骨灰盒也留在那里。”妈妈有一次自豪地告诉我，说新政权摒弃了资产阶级所有的物质上的矫揉造作。这就是她的意思吗？“过三天来取骨灰。”

我弯下腰，从那帘子和传送带之间，向那很窄的缝隙里窥看，看随传送带上那孤独、高起的部分。看起来它很渺小。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在那高起部分上面松松垮垮放的那身蓝中山服。那是妈妈吗？她必须自己独自一人走完这最后的路程吗？

那个突起走到了大厅的尽头。它转了个急弯。那件蓝色的中山服就在生锈的铁门后面消失了，那对解放脚还留在外面。很快，那双脚也消失了。

传送带停止了。

一片寂静，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

我站在没有人的柜台前，一个死寂的传送带，一个垂下的帘子，在它后面，是一个空虚的大厅，一扇生锈的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