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对小说家、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高评价一言以蔽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认为“陀氏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比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更伟大，因为“在某些领域比任何作家涉及更加深邃，触及点比任何作家更加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纪德力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最伟大作家”的各种文本的结集。

安德烈·纪德（1869一1951）是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法国乃至整个现代西方文学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其“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以锐敏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而荣获一九四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纪德力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最伟大作家”的各种文本的结集，是他文学评论的代表作。作为背德者，纪德引陀氏为知己，因为他不但质疑过上帝的存在，还借助“魔鬼”之力，以达揭露恶魔、丑恶、罪孽的目的。纪德甚至认定“陀氏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尽管陀氏从思想到行为都是自相矛盾的，他试图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文艺理论等角度直接阐明自己思想的努力全部失败了，但他揭示心灵秘密的挖掘比得上弗洛伊德对精神病人心理的研究，他的小说“实现了一个奇迹”。

译序-

一 从陀氏书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二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三 在老鸽舍剧院宣读的讲话稿

四 在老鸽舍剧院的系列演讲

附录一 陀氏作品片段

附录二 《蒙田不朽的篇章》序言

二 《卡拉马佐夫兄弟》

尼采曾说过：“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使我学到一点心理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们当中的境遇是十分奇特的。太约二十年前，把俄国文学介绍给法国的德·沃居埃先生似乎被这个巨大的怪物吓慌了。为自我辩解，他彬彬有礼地敬告第一批读者，说他们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多亏了他，我们喜欢上屠格涅夫，信心十足地赞赏普希金和果戈理，并开始笃信托尔斯泰，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太俄罗斯了。德·沃居埃先生警告有危险。他充其量同意引导首批好奇的读者阅览他认为最易理解的两三部作品，其才气不必费读者的脑筋便看得出来。不过，经他这么一来，唉！他便排除了最有意义的作品，也许最难读的，但我们今天敢说是最完美的作品。某些人认为这种审慎是必要的，也许正如有必要让公众先熟悉《田园交响曲》，慢慢习惯之后再提供《合唱交响曲》。如果当年把最初好奇的读者滞留和限止在《穷人》、《死屋手记》和《罪与罚》是合适的话，那么今天该让他们面对伟大的作品了：《白痴》、《群魔》，尤其《卡拉马佐夫兄弟》。

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本该是个系列作品的第一部。陀氏当时五十九岁，他写道：

“我经常痛苦地发现，我连二十分之一想表达，甚至也许能够表达的东西，都没有表达出来。拯救我的，是锲而不舍的希望，但愿上帝总有一天赐予我力量和灵感，让我更完整地表达，总之，让我表述我的全部心迹和想像。”

他属于那种罕有的天才，奋进不息，作品不断，直到死神突然把他断送。暮年老当益壮，没有丝毫的衰退，不像伦勃朗或贝多芬晚年思维确实恶化了，强烈恶化了：我老爱把陀氏与他们相比较。

对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从不自满，严格要求自己到了强己所难的地步，但对自己的价值却心明眼亮；着手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他心里暗自高兴，预感到终于抓住了力所能及的主题，抓住了与其天才相匹配的主题。他写道：

“我很少有过比此更新鲜更完整更独创的东西要说了。”

这本书成了托尔斯泰临终前的床头书。

我们最初的译家被这部无与伦比的书吓坏了，出了一本删得支离破碎的译著。借口外观上的统一，随处把整章整节的文字删掉了，而把删掉的章节补充出版了一卷，题为《早熟的人》。出于谨慎，把卡拉马佐夫的名字改成切斯托马佐夫，以致把读者彻底弄糊涂了。那个译本就其译出的部分来看全都译得很好，现在我还觉得比后来的译本好。也许有些人根据出书的年代会认为当时读者尚不成熟，难以承受一部如此丰满的杰作全文译出，我只不过责怪那个本子未标明节译。

四年前，皮延斯托克和诺两位先生发表了新译本。这部译著的一大好处是全书字体紧密排成一册，经济实惠。我想说，该译本把首译者删去的部分按原来位置恢复了，但全盘加以浓缩，我甚至想说，每章都凝结了：他们把会话中病态的结巴和震颤统统取消，跳掉句子的三分之一，常常是整段整段跳掉，而且往往是最意味深长的。其结果光秃，生硬，明暗不分，就像锌版雕刻，或者说得更巧妙些，就像用单线条临摹伦勃朗深浓的肖像画。尽管有那么多不足之处，这本书仍可贵得令人赞赏！这本书耐心等到了出头之日，正如斯丹达尔的书一本本时来运转。陀氏这本书走红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在德国，陀氏作品的译著接连不断，一部比一部精当和严谨。不近人情和不易激动的英国正考虑迎头赶上。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新时代》上阿诺德·贝内特预告了康斯坦丝·加内特夫人①的译著，希望英国所有中长篇小说家能够学习“前无古人、最富有想像力的作品”，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还特别指出：“嘿，激情达到最高的强度。该书向我们描绘了一打绝对高大的人物形象。”

谁说得清楚这些“高大的人物形象”在俄国本土是否也像对我们这般直接诉诸俄国人？是否在今天以前他们的声音也能显得如此紧促？伊凡、德米特里、阿辽沙三兄弟天差地远血缘亲属关系都紧密相连，他们的仆从兼同父异母兄弟斯麦尔佳科夫可怜又可鄙的身影紧随着他们，使他们惴惴不安。知识分子伊凡，感情狂热的德米特里，信仰狂热的阿辽沙，他们三人好像共同分享着老父亲厚颜背弃的精神世界。我知道他们已经对许多年轻人产生了很不得体的影响。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他们三兄弟的对话在我们自身都听得到了。然而，这部作品的结构没有任何不合时宜的象征表示。我们知道，洞察入微的心理学家企图廓清的一则平庸的社会杂闻或一起不明不白的“诉讼”都可供该书借用。没有比这些意味深长的人物形象更为实情实在了，他们一刻不离急迫的现实。

今天的问题在于把他们搬上舞台：不是所有的想像作品或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值得搬上舞台的；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是否通过演员协调过的声调认得出他们困惑的声音。

问题还在于改编者是否善于向我们描述符合这些人物冲突的必要事件而不过分歪曲。我想改编者是极其聪明的，能干的，我肯定他懂得为了满足舞台的需要，靠平常那种三下五除二的剪辑法是不够的；靠生吞活剥搬用小说最突出的章节也是不够的，而应该追本溯源，重新布局，归纳概括，把素材以不同的配景加以安排。

最终的问题在于对这部作品缺乏深入了解的观众，是否愿意以足够的热忱去看待这些人物形象。大概这类观众还不至于像俄国知识分子那般“离奇地自负和惊人地无知”，陀氏对此一直深抱遗憾。否则，他就希望让他们在否定的道路上止步，或至少让他们思考思考，让他们提出疑问。

我写这篇东西仅为此而已，别无他图。

P29-32

中国学人和文艺爱好者提起有争议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必然想到高尔基早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发表的《谈谈小市民习气》和卢那察尔斯基一九三一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撰写的序言。高尔基指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但在作出如此崇高的评价同时，又严厉批评托翁和陀氏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却有过不好的影响。”因为在俄罗斯大地上“统治阶级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使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黑暗的刑场”，托翁却鼓吹“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抵抗邪恶”，陀氏则主张“忍耐”。在革命烽火四起的时代，高尔基站在革命的立场，写出如此有分量的文章，理所当然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因此，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成了权威的、官方的鉴定。

十月革命胜利，百废俱兴，百业待举，无产阶级要对前人的一切精神财富重新估价。一九一八年五月高尔基为“文化与自主”文化教育协会举办的报告会写了一篇讲稿《我怎样学习》，因病而请人代为宣读，该文第二天发表在《新生活报》上。自学成才的高尔基号召读书，在这篇自传性叙事中指出读书好处无穷。也许出于谨慎，也许想突出人间比学堂更重要，反正在这篇谈读书的文章中，始终没讲他读过哪些书，喜爱什么作品和景仰何许人，只说外祖父如何教他识字，他在小学如何淘气，用自己的零钱买《圣经的故事》和如何经受宗教氛围的熏陶，然而是在人间，确切讲是一九〇二年在警察监视下生活时，受到一个独眼皮鞋匠的启发，摆脱了宗教影响，认识了人生的真谛。事情是这样的：鞋匠来向作家先生借书，高尔基顺手给了他一本“并不高明的小书《世界的进化与社会的进化》”，几天后鞋匠来跟他聊天，大发宏论，现援引如下：“我能不能从这里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就是上帝是不存在的？”“假如存在着上帝，而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的话，那就是说，我应该服从上帝的最高的预定，平心静气地生活下去。”“现在更进一步说：假如上帝存在的话，那我就无事可做了；假如没有上帝的话——那我就得对一切，对整个生活和所有的人负责！”“我很愿意按照神甫们的榜样来负责，可是我却用了另一种形式——并不是服从而是反抗生活中的恶！”“我已经为自己这样作了决定——要对一切负责！”高尔基评论说：“我们友好地一直谈到深夜，因此我更加相信，就是这本不重要的小书，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使得人的心灵对于宗教信仰重作狂热的探求，使人在世界的理智之美与力量面前表示出欢乐的崇敬。”我们知道独眼鞋匠确有其人，也确爱读书，但笔者斗胆认为上述言论却是百分之一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不要忘记，高尔基写完《我怎样学习》之后，发表时加上“短篇小说”的字样。他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法，高明！因为，独眼鞋匠的论点几乎全盘出自《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陀氏人物之口。笔者不相信高尔基没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本最重要的书，也不相信独眼鞋匠如此高明。纪德说，除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上，他还没有发现任何前人如此明确地道出人生的真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重点论及。

进入斯大林时代，从旧俄过来的作家及其他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作为“灵魂工程师”的高尔基也不例外：“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况且连他本人也受到一定的政治思想压力，不得不强化批判意识。他一九二八年写的文学论文《谈谈我怎样学习和写作》，虽然整体上从现在角度来看还是相当得体的，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就相当苛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即《群魔》）是所有企图中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无数尝试中最有才能也最恶毒的一个。”从此，《群魔》很快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才子》（又译《地下室手记》）一起被打成反动小说，甚至在斯大林死后三年，即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叶尔米洛夫著，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译本）指出，不仅仅《群魔》“中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而且“《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按照统治集团的直接命令写成的。在格罗斯曼的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统治集团》（《文学遗产》第十五号，一九三四年出版）里，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豪门官僚、沙皇宫廷的关系，探索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由于反动统治者什么样的实际政治要求，把这些或那些情节表现到小说里来的”。（中译本第二五〇页）《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多了一个“衔头”：教会小说（同上）。这种满怀仇恨的政治偏见，如果说在特定的时代确实迷惑了一些天真的读者，今天看来是极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糟蹋了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很不幸，时至今日，这三本书仍被一些人视为反动小说，《群魔》被判反动还嫌不够，再得加上个“最”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反动的一部”，这是《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中一篇论文的观点。

随着斯大林发动的阶级斗争狂潮一浪高似一浪，意识形态的专政日益强化，那些被认为艺术性越高超而思想越反动的作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陀氏未逃脱此厄运。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后来被人引用最多的批判文章，就是“权威的”卢那察尔斯基为一九三一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所作的那篇序言，累牍连篇，除了抽象引用一点高尔基对陀氏的评说外，通篇戴帽子打棍子，最后的结论是：“一方面，我们应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吸取教益，另一方面，我们却绝不可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不可以同情他的心境，不可以模仿他的风格。谁要这样做，即是说，谁要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他就不能成为建设事业的助手，他就是落后的、腐朽的社会阶层的表现者。”此公借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推出陀氏文集，实质上把它作为反面教材公布于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

纪德式人物和陀氏人物一样，自我表现性很强，即真诚地自我揭示，真诚地自我突出，内心剖白而不改变自己的模样；也和陀氏人物一样，尽管很有代表性，却从不脱离人性，从不象征化。总之，保持人性而不成为抽象符号。“这个世界上最最困难的是保持自我。”充分体现魔鬼合作的《伪币制造者》，描绘了作者本人意识的多层次对话，即作者内心分裂成众多的人物，这就印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那种心理学上“无法解释的现象”，即“与利害不相干”的突发行为，既没有预兆也没有动机。《梵蒂冈的地窖》（1914）中纪德式人物拉弗卡迪欧在从罗马到那不勒斯的火车上，仅仅因为每每数到十二以前总看得见沉浸在夜幕的田野中出现一次火光，而把可怜的弗洛里索瓦扔出了车厢。剧中人小说家巴拉格利欧竟敢说：“没有任何理由把无缘无故犯罪的人假定为罪犯。”如此肆无忌惮的行为和论调当然引起西方文明的捍卫者——不管宗教的或世俗的——严厉抨击，但受到以《地粮》主人公纳塔纳埃尔自居的青年们热烈的欢迎，这些人此时又以拉弗卡迪欧自居了，他们就是鼓噪一时继而震撼世界文艺界的超现实主义一代，甚至两代。

纪德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是反对基督教社会（尤其天主教社会）的基督徒，不受基督教会任何约束，却把《福音书》奉为至高无上的真谛。他曾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营垒，却说什么“是《福音书》而不是马克思引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引用《圣经》，有时多得连自己也感到惊讶。但从不后悔，相反，他认为从早期《沼泽地》（1895）开始，使他最感兴趣的，正是他不知不觉写进书中的东西，这个无识的部分，他称之为上帝赐予的部分。为了接近真谛、至福，必须探测人类的心灵，特别是探测灵魂的最深处。为此，他也特别注意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带有浓厚而深刻的心理分析现实主义，而且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把意识流这种文学形式“推至多元而精巧的完美”，比如《地下才子》（1864）从头至尾只是一篇内心独自。纪德本人也独创了适合心理分析的“套中套”这种文学表现形式。纪德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条件的典范，可以明目张胆地拒绝一切传统道德和教条的束缚，理直气壮地我行我素，从而创造出思想丰富、激情洋溢而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纪德一向以法兰西文化引以为豪，却如此推崇一个落后的俄罗斯帝国的作家，实属难能可贵，尤其当时法国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权威是些傲慢自负的文人学者，虽然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批评的那些俄国“无知而傲慢的知识分子”来算得上饱读经典的。纪德批评道：“对外国的东西只愿意接受跟我们相像的东西，从中找到我们的秩序和逻辑乃至我们的形象，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一再提醒：“法兰西若只盯着自己的形象，只盯着自己过去的形象，就会有致命的危险。”这些发人深省的教诲至今对我们仍大有裨益。

一九九五年七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