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精品重磅力作。最敢于说真话的作家，最真实淋漓的文字，尘封5载再现《中国农民调查》精彩篇章。被翻译成20多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出版的纪实文字，中国人皆知的、超过1000万册盗版的图书作者。

本书精选了二位作家最有代表性的6部作品。每一部都是作者直面现实，深入调查，历尽艰辛写成的啼血之作。

这些作品曾在国内外荣获过多种奖项，无论其题材的尖锐性、新颖性、重要性，还是其蕴含的社会前沿精神以及公众意识，都堪称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第一流的作品。

携手为无声者发出声音（代序）

第一篇 失忆的万佛湖

第二篇 珍珠城公案——高永嘉罪案始末

第三篇 民间包公

第四篇 淮河的警告

第五篇 走近中国农民

第六篇 风雨包公墓

第二篇 珍珠城公案——高永嘉罪案始末

翻开雄鸡觅食般的中国版图，就会发现，辽阔的东部大地，居中位置，躺着一条河，站着一座山。这河叫淮河，这山叫秦岭，这山，这河，划出中国南北的分界线。这线如此神奇，冥冥之中似有个不可思议的神灵，在此设下一条“楚河汉界”，使华夏大地南北方的气候、河流、人民日常语言和生活习俗全变得泾渭分明。

安徽省蚌埠市正骑在这条线上。北方人称它是南方，南方人又视其为北方。据史考：它是“古采珠之地”，故誉为“珍珠城”。

城西的荆山卞和洞，有一个悲壮的故事流传至今：说卞和在此洞得了块璞玉，奉而献予厉王，厉王让玉人鉴别，玉人说：“是石头。”厉王认为卞和竟敢欺君，砍掉他的左脚。厉王死后，卞和又将璞玉奉而献之武王，武王也让玉人鉴别，玉人又说：“是石头。”武王也认为卞和欺君，遂砍掉他的右脚。卞和悲痛地哭道：“砍掉双脚，我不伤心，伤心的是把宝石当成石头，将贞士视为诳夫！”

韩非子一篇《和氏献璧》宣扬得国人皆知，听起来似乎是一个阴郁的提示。

第一章 雪地“雕像” 

1

一九九三年，鸡年。古历大年三十。一大早就贼冷，带哨子也带刀子的风刮得人出不了门，但蚌埠市胜利路中段却陆陆续续涌来人群，那是市里几大班子，各部委办、各区县局的头头脑脑去参加团拜会。这些人说说笑笑地向市委大门口走去。来到门口，兀然收住了脚步。

雪地上，并排立着七个披麻戴孝的人！

他们三男四女，毫无表情的脸也在冰天雪地中冻住了，辨不出是悲恸，是愤懑，是渴求，还是绝望。

他们捧着一个男人的遗像，以及那男人生前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章。闪着金属光泽的奖章??皑皑白雪衬得格外扎眼，叫人倍觉凄冷。

谁不认识他呢？镶在黑框中那神态安详的男人，就是老高，高永嘉！安徽省著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很快有人认出雪地上的七个人，那是高永嘉妻子、子女、两个未过门媳妇和一个未来女婿。像一棵老树六棵小树扎根在风雪中，一动不动。

一年之前，高永嘉突然被捕。

一年半过去了，没听说把高永嘉的案子搞个明白，许多人便犯了嘀咕，只觉得不对头，可又说不上其中有什么蹊跷。

不是今天瞧见他的遗像，大家确实想不到，这位曾在国际市场上卷起过“乳胶手套”旋风的蚌埠乳胶厂厂长已不在人世。

这事儿实在叫人有点敏感。参加团拜的人来到门口，就像步入雷区，格外小心地低眉而过；也有敢于问事的，他们蹭过去，心情沉重地劝慰几句，这种劝慰连劝慰者也感到苍白无力，最后尴尬地离去。

……

我和春桃因文学得以相识。相知，进而走到了一起，或许这就叫缘份。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和她从相距一千多里的安徽省和江西省，一起来到了北京八里庄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从此相识。那时，我已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一本散文集和一本报告文学集，写过电影也写过电视，又在一个省会城市担任作协主席，因为成绩比较突出，便成了这期进修班的班长。没想到，春桃在把我的这些作品通读了一遍之后，竟认为那全是教堂唱诗班一样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她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然，她也注意到，早在八年前的一九八三年，我就和张锲写过中国早期企业改革的报告文学《主人》，并获得过《当代》文学奖。她认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思考社会问题的作家，又写过多部长篇小说，有驾驭大题材的功力，应该去写一些厚重的报告文学。尤其是，在那个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的鲁迅文学院，走出走进，确实常使人想起鲁迅，这也促使我对自己过去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我历来敬佩鲁迅的文学成就和他直面现实的勇气，始终自觉地站在社会生活的“漩涡”中心，骨头是最硬的。鲁迅先生的作品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至少，它使我想到：作家只有敢去接触社会生活中那些尚未成熟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出警世之作。因此，可以说，血性和艺术，对于一个作家同样重要。没有痛苦的探索和足够的胆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发现和最有价值的文学。

于是，我对自己以后的创作作了一次重大调整：准备拿出十年时间去主攻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

《悲剧的诞生》是我们结婚后我的第一部直面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它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开始，春桃也只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谁知，她读着读着，禁不住就拿笔改了起来。她改得那样自信，把我的稿子划得一塌糊涂，这让我很是生气，心想，我操练文学这么多年，你才出道，竟这样不谦虚。她是喝着浏阳河的水长大的湘妹子，为人为事无不有着辣椒的品格，一旦认定了的事情，她也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于是我们辩个不停，搞得邻居还以为我们是在吵架。她就这样介入到了我的创作中来。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安徽省蚌埠市一个知名的企业家，只是因为一千多元的所谓“贪污问题”，就被市委书记拍板。检察院立案调查，最后冤死在狱中却得不到昭雪的故事。虽然案子涉及到了两级检察院。两级法院，涉及到了市委。市人大主要负责人，以及这座城市众多的领导干部，但这部作品却全部真名真姓，直陈事实，毫无顾虑地剖析了这场悲剧诞生的全过程。一九九三年年底，《悲剧的诞生》在《当代》杂志发表了，文章一出来，立即就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先后有三十多家报刊予以转载。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蚌埠，震动最大的，还是安徽。一本当时只卖四元钱的《当代》杂志，在蚌埠卖到了一百元，还出现了复印件和手抄本，一时变得“洛阳纸贵”。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在蚌埠市秘密调查了八十一天，骑着一辆破旧得连小偷也不会光顾的自行车，从早春到仲夏，没白没黑地在那个城市里幽灵般地东奔西走。正因为调查的深入，当我回到省城合肥，坐下来写作时，已无须再去翻看材料。

高永嘉“罪案”的内幕被披露以后，首先被触怒的是这座城市的市委书记，他不仅下令对《当代》杂志进行封杀，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蚌埠市委（1993）4号”“红头文件”，将我告到省委，告到中宣部。不久，安徽省委就组织人员对作品的真实性进行了专门调查。省委的调查，客观上给我造成的巨大压力，至今不堪回首。由于心情异常压抑，原本健康的心脏就在那时出了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讲真话付出的代价。那段时间，我切肤般地感受到了一种众叛亲离的人生境遇，而给了我最大勇气面对这一切的，只有春桃。她是一个有主见有胆识的女人，她给调查组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调查高永嘉案件的真相，却反而没完没了地审查一个作家？她甚至提笔给调查组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既然有人敢以身试法，就会有人敢拿起手中的笔，用热血，哪怕用生命做代价，也要去照亮中国走向法治的道路！”

当然，最后的结局还是令人欣慰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高永嘉一案进行了复查，最后认定，《悲剧的诞生》一文对整个案件的陈述基本属实。不久，市委书记就被调离。

《南方周末》在把我作为“本周人物”介绍时，曾这样评述：“陈桂棣是有些硬骨头的。他以文学的手段做着一些实事，他的坚忍与正气，使报告文学再次拥有了扣人心弦的力量。”

《悲剧的诞生》产生的轰动影响和它令人鼓舞的结局，无疑坚定了我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决心，也体味到报告文学的受众性以及它具有的巨大的魅力，同时，更深切地感悟到“全身心投入”需要付出的代价。

从这以后，我开始涉足更大的题材了。整个一九九五年，我就做了一件事：对淮河流域的水污染进行调查，写出八万字的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

我是喝着淮河的水长大的，在淮河岸边生活了二十六年，即便后来离开了故土，但同母亲河的情感是难以隔断的。那几年，不断听说淮河的水质每况愈下，而所有的传媒又都缄口不语，作为淮河养育出来的一个作家，我感到不应该沉默。当时春桃已去南京大学学习，我一个人拎着包就出发了。其决心之大，连不少朋友都感到吃惊，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为当年的那个劲头感动。淮河流域地跨豫。皖。鲁。苏四省，三十六个地市，一百八十二个县以上城镇；我是从淮河的上游开始采访的，西起河南桐柏山，东抵江苏黄海之滨，南自安徽大别山腹地，北到山东蒙山沂水，历时一百零八天，行程一万余里，走访了上千人，调查的对象上自省市领导。国家环保局负责人，下到普通市民。农民。渔民，接触到的各色人物差不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采访是辛苦的。为了拿到真实的材料，我大部分的日子是在“微服私访”；为节约经费，又只能去啃面包，吃拉面，有时不得去住最便宜的车马店和大通铺；为了赶路，我挤过拖拉机，坐过能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三轮蹦蹦车，有时还要像打工仔一样从窗口爬进列车的车厢，只为找个座位去眯瞪一会。在离开河南省项城市丁集镇赶往漯河的当天晚上，终因过度的劳累，心脏病复发，住进了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尚未康复，又开始奔波，最后竟昏倒在郑州火车站。

写作是艰难的。也许当时考虑得太多，或是难以从那一大堆的素材中跳出来，一时间，不知怎么下笔才好，烦躁得坐卧不安。想不到，春桃又一次让我感到吃惊：她竟不声不响地帮我把头开好了。有了这个开头，我的思路一下被打开，这以后，便势如破竹地写了下去。同样没想到的是，一九九五年夏秋之际奇热难耐，我们当时还住在合肥一处大板楼的顶层，室内酷热如蒸笼，整个白天无法坐下来，只有熬到晚上，凭借一把竹梯，把电线拉上去，爬到房顶上去写作。作品写到一半时，我的颈椎又出了毛病，伏案便头晕目眩，只好打电话把春桃从南京喊回来，由我口述，她记录整理。就因为这部作品，她的外语缺课太多，最后毕业时竟丧失了获得学位的机会。

发表也是困难的。稿子送往北京，当时的大环境还是谈“污”色变。尽管《当代》杂志很喜欢这个作品，而且，《当代》在敢于发表贴近生活的报告文学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也是中国其他文学刊物少有的，但《淮河的警告》毕竟涉及到大量鲜为人知的污染数据，并对造成污染的原因和治理污染的误区，都进行了大胆的剖析，他们吃不准，需要一个权威部门的鉴定。为此，我在北京奔波了二十四天，最后不得不斗胆去闯国家环保总局业务副局长王扬祖的办公室。

《淮河的警告》发表后，当即在全国产生反响，并引起中央的重视，治理淮河的水污染遂成当时中国的热点；国家环保部门认为：《淮河的警告》为我国全面治理淮河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吹响了前奏，并对全国江河湖泊的治理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九九七年七月，国务院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按照当时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的提议，我有幸成了这次大会惟一的特邀代表，宋健在大会最后的工作报告中曾三次提到这部作品，希望到会的中央十部委和沿淮四省的有关领导都能读一读《淮河的警告》。

《淮河的警告》荣获了中国最高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我所在的合肥市，市委。市政府破例作出一项决定，以“合肥市委（1998）9号”红头文件的形式，对我“予以嘉奖，并奖励住房一套”。用这种规格表彰一个作家，安徽省的历史上没有过，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春桃从南大毕业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真正的合作：共同采访，联手写作。《民间包公》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我多年超负荷的调查采访“爬格子”，健康状况一度变得很糟糕，不得不服用“心血康”来维持。在动笔要写《民间包公》时，春桃就想了一个办法，提议我们到五公里外的协会的办公室去写，每天从家里走过去，晚上再走着回家。就这样，两个多月，风雨无阻，待九万多字的作品完成时，我的身体已有明显好转，居然可以不再依赖“心血康”了。

如果说《淮河的警告》揭示的是我们自然环境上的问题，《民间包公》解剖的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法制环境。正像作品中所表述的：“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市场取向的改革历程是惊天动地的，相对而言，法制的调整水平却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法律体系亟待完善，我们的商品和市场的法律覆盖面仍很狭窄，我们的市场发育所急需的法律还一直处于尴尬状态，已经制定出来的许许多多的法律内容还较粗疏，可操作性差，甚至相互之间存有矛盾，有些仍留有旧体制的烙印。”“更何况，目前的诉讼领域仍严重地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情藐法。以钱枉法的丑恶现象。许多地方决定诉讼成败。官司输赢的，还不是案内的是非；神圣不可玷污的法律，其应有的权威还树立不起来。”因此，我们在《民间包公》中讲述的一个关于律师的故事，就不能不和我们讲的关于淮河的故事一样沉重。我们介绍了安徽律师陈三乐经手的五个案子，这是我从他经办过的几十个典型案子中筛选出来的，我们看重的当然不仅是案情本身的曲折，离奇，而是其背后，其容量，其所具备的巨大的社会“当量”。我们的这种努力，得到了许多著名评论家的认可。周政保读了后，“由衷感到这是一部有思想。有主见。有分量的作品，也是一部与时代的脉搏跳动相呼应的。富有社会前沿精神及公众意识的作品。它在让人感动的同时，也把信念。忧虑或思考的沉重一起交给了读者。”雷达则从另外的角度谈了看法：“首先，我要说《当代》杂志历来有个好传统，就是敢于发表这些干预生活的好作品，像《民间包公》这样深层次地揭示社会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的又是法制建设的大问题，其尖锐的程度，一般的编辑部是不大敢发的，他们却发了不少，替老百姓说话，敢于同权势抗衡，深表钦佩。”马相如觉得这部作品在报告文学主体性的结构上显然有着新的收获。丁临一评价道：“这是一部面向未来的作品。两位作家当前把这样一位古稀老人的赤子之心，推向社会，推到我们面前，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何西来的评论使我们备受鼓舞，他说：“我认为，就作品达到的高度，应该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中第一流的。无论其题材的尖锐性。新颖性。重要性，还是从作品本身的思想容量和认识价值来看，都应该给予一个很高的评价。”

许多专家已经注意到了，《民间包公》文章中的宏大雄劲。理性思辨，那是我的强项，而其中的简洁细腻。婉约动人之处，便出自春桃之手。我们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

从《悲剧的诞生》到《淮河的警告》再到《民间包公》，我们在涉猎重大而敏感的热点与焦点问题的写作上，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有了足够的信心和驾驭能力；彼此之间默契的配合更犹如人的左手和右手。于是，我们便将“大主题。大视野。大境界。大手笔”的“四大”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二000年秋天，我们开始了对有着九亿之众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决心为中国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做些事情。三年后，我们写出了三十四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仅仅是为失语的中国农民说了真话，仅仅因为把中国农村改革艰难而曲折的历史如实写了出来，就引起这样大的反响，甚至，有媒体形容这本书出版时的轰动是“石破天惊”。何西来先生在序中称：“这是一本把严酷的真实推向读者，推向公众的书，是一本无所隐讳地把三农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迫切性。严峻性和危险性和盘托出的书。”确实是“无所隐讳”了，书中所涉人物上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中央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省。市。县。乡各级官员，下至广大农民，并且用的全是真名真姓；不仅触目惊心地解剖了曾震惊中央却又长期鲜为人知的几起涉农大案，还首次公开披露了正在安徽试点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艰难的决策与推进过程中大量的幕后故事。

我们相信，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这么大轰动，主要是因为社会各界读者良知上的认同，来自大家心灵深处的共鸣，这就是：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不只是政治家的专利，也不应局限于官场，应该有来自民间的声音，应该有更多的人为中华民族担当一份责任。

当然，我们同样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本书吃上官司，地方法院不仅受理了，开庭了，也惊动了海内外，但直到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居然还见不到判决的结果；也没料到，盗版书竟曾经猖獗一时，达上千万册之多；更不会料到，《中国农民调查》所披露的问题，有一些很快就会被中央政府予以解决；而且我们还会因此入选美国《时代》周刊的“亚洲英雄”，并获得“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惟一的一等奖。

收入到这个集子中的《走近中国农民》，正是摘自《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两个章节。

《风雨包公墓》，也是我和春桃共同完成的《包公遗骨记》一书中的几个章节的缩写本。原书已先后由中国。泰国以及台湾的三家出版社出版。《风雨包公墓》是应《中国故事》杂志之约撰写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合肥一家钢铁厂要建一座石灰窑，举世闻名的包公一家老小三代人的墓群就得统统迁走，可以说，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荒唐的一件事了。可是，没谁会想得到，发掘的过程中居然冒出了那么多的奇怪之事，意外之事，令人凄然泪下之事，让人拍案而起之事，感人至深又发人深思之事。其实，当看完了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地下的世界原来也是那般扑朔迷离；埋藏的，简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秘史！

《失忆的万佛湖》，这是春桃的作品。发表在《当代》杂志时，原叫《失忆的龙河口》。“失忆”二字乃点睛之笔，但失忆的显然不是龙河口；现在安徽省舒城县早已把当年的龙河口水库改为“万佛湖”，无疑是受到浙江“千岛湖”的启发，要把它当成摇钱树。春桃作品写到的，就是发生在“大跃进”年代兴建龙河口水库时，涌现出的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英雄许芳华悲凉的一生。许芳华成为英雄的事迹，我早在二十多年前参加国家水电部组织的“淠史杭写作组”时，就写过。那已经是“文革”后期，离龙河口水库的兴建已有十多年，可是，被我采访的许多当事人，都可以绘神绘色地讲出许芳华的感人故事，也有人隐约提到了她后期的不幸，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下落，我最后也没见到她。英雄的命运触动了春桃，对英雄的不公更是激起了她的义愤。虽然这时离那故事已有四十余年，她却下决心要找到这位女英雄。后经多方打探，历尽艰辛，终于如愿，却听到了一个远比想像更凄惨的故事。

《失忆的万佛湖》正是春桃以一个女性的敏感和特有的视角，令人百感交集地讲述了一个不该被今天遗忘的一群人和一段历史。  这部作品发表之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还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党委书记专程去看望了许芳华，并派了医生为她的痴呆女儿治病；舒城县委则从组织上解决了她的生活费，终于让英雄老有所养了。

应该说，一部作品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其实，这原本就是我们要写这一类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回顾收入到我们这个集子中来的其他作品，由于作品中揭示的那些问题，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问题不是被解决，就是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一想到我们能用手中的笔，为底层的黎民百姓做些事情，我们就感到活得很充实。

我曾经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的政协委员，当了一回政协委员，知道参政议政是自己义不容辞的权力和义务，虽然现在不是了，但我和春桃所做的，无疑也是用自己的作品在“参政议政”。

这些年来，虽然我和春桃一直在秉承为弱势群体写作，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类作品，我们分明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去年撰写的一本以我们自己亲历的一场官司为背景，反映中国农村不容乐观的法治环境的长篇纪实《等待判决》，出版就遇到了挫折；今年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也是历尽坎坷。我们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甚至，感到难以坚持。一些和我们有着类似写作经历的同道，或迫于压力，金盆洗手，或为了生存，改写其他文体。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越来越感到了孤独。

我们真的很担心，中国的报告文学会不会从此走向沉沦？

谨借用《调查背后》出版的机会，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广大的读者朋友，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

2009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