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姨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家长，我的学习既是崇高的义务又是平实的家务。而且，我的新家就在教室的后面，饮食起居和遣词造句仅一墙之隔。我听话又上进，本来可以让我的小姨非常省心。但是，我还有让“生活来源于艺术”的癖好，弄巧没有成拙，却闯下大祸。有一天晚餐嚼饭时我嚼到了一颗小石头。夸张地将石头吐掉后，我模仿《红灯记》里的交通员，重复了他那一句著名的台词。我的小姨没有为我鼓掌，而是狠狠地给了我两个巴掌。是啊，那是“伟大的”七十年代，我怎么可以借用艺术的形式说：“呸，呸，这是什么世道!”
语文课本前面的三课都是“万岁万万岁”，数学课本从头到尾都只有简单的算术。我的书包太轻，我有太多的业余时间，我迫切的需要是“加”负，而不是减负。好在“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我无数次进入，从那里取得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重于泰山，轻如鸿毛”，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无价之宝。我成为了“老三篇”出色的背诵者。这种背诵巩固了母语的深层结构，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原始积累。同时，它又满足了我本能的表现欲。
宁乡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交界，却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家乡。不过，我周围的人对此都讳莫如深。在比赛点数宁乡的名人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愚蠢到用那块土地上出产的最有名的人物来充数。最有名的宁乡人在离七十年代还有50天的时候撒手人寰。
我没有因为“叛徒、内奸、工贼”而对宁乡另眼相看。宁乡是我母亲的家乡。这意味着我发蒙的地方与我发源的一端相重叠。而更重要的是，从我名字中穿过的河流也正好从宁乡县城经过。每次从沩水桥上走过，我都有一种天真的自豪感。我自豪自己的名字里携带着一个具体的生命。
1971年的启蒙让我第一次尝试了“移民”的滋味。 “移民”的经历总是会引起“家园”观念的松动，同时让语言变成政治。夏天回到长沙的时候，我被马路的宽度和车辆的速度惊呆了。同时，我也发现母亲和姐姐就像那九平米大的房间一样陌生。而我的宁乡口音引起了周围所有人的笑声。生来第一次，“回家”让我感到羞愧和迷惘。
我已经很难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哪怕口音很快被扭转了过来，哪怕陌生的感觉被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稀释。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棕色封面的笔记本，那里面存放着我感兴趣的名言和知识。像上进的美国孩子记得从华盛顿以来的美国总统一样，我记得从陈独秀以来的“党的九次路线斗争”中的反面人物。笔记本里有专门的一页按次序整齐地排列着这九次路线斗争。那一页下面的空白让我对历史充满了警觉和期待。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母亲去市里听中央文件的传达，而我所在的长征小学也停了课。我捧着一本连环画在周南中学门外的北正街上边走边读。那是一本我已经读过无数遍的关于英雄戴碧蓉的连环画。在北正街粮店的门口，我被班上个子最高、成绩最差的那个女同学叫住了。她指着我正翻开的那一页上的“副统帅”说： “你怎么还看他呀?”她对“他”的那种不恭敬令我大吃一惊。我问她为什么不能看“他”。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我母亲是不是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去了。我说是的。她得意地笑了笑，指着连环画说：“中央文件就是说他的。他现在是坏人了。”
我急冲冲地跑回家，极度恐惧地等我母亲回来。那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次等待。
母亲凝重的表情证实了事态的严峻。她马上带我去食堂买饭。她走得很快，我端着饭盆费劲地跟在她的身后。一路上，我问了她许多问题，她一个也没有认真回答。她好像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又好像还在听中央文件的传达。
突然发生的一切惊心动魄：好人变成坏人，天上掉到地上。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好人，更不是一般的坏人。尽管从后来的罪证材料里，我得知“好”其实是装出来的，坏人其实一开始就是坏人，在那个恐怖的中午，我还是被“好人变坏人”的辩证逻辑所震撼。极度的恐瞑将我的苦思冥想延伸到深夜。我在想，如果那“三叉戟”没有掉下来，苏修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全部的军事机密，包括我们所有防空洞的位置。我们怎么办?我还不停地想象身体从空中坠落特别是触地时的感觉。
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飞机失事”。它让我至今对飞行还心存余悸。
几天之后，我在笔记本里关于路线斗争的那一页加上了一行。这是非常特殊的一行，因为它记录的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