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届芥川奖得奖作！

马拉松式的漫长婚姻串联起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生。

矶崎宪一郎编著的中篇小说《最后的居所》主要描写的是经历过几次婚外恋情的某一制药公司职员，在得知自己有了女儿之后，终于领悟到自身所肩负的责任。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与妻子并无默契，曾一度决意离婚。如果在即将分手的那个夜晚妻子没有吐露怀孕的真情，他将失去自己最终的“栖身处”。

《最后的居所》由矶崎宪一郎编著。

《最后的居所》一文有如堆积坚硬物体所形成的构筑物。在如此构筑的小说之中，时间不是流动的，而是被截堵成各个断层而叠加起来的东西。主人公在整个故事中努力钻过夫妻关系、男女关系、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的空当存活下来，却又总有一种被周围人蒙在鼓中的不安和孤独感。这一姿态在作者粗重线条的笔法刻画中栩栩如生。此外，在这寂寞而无助的世界里，不可思议的事情也不断发生——持续数月的满月，夫妻十一年不曾交谈，以及巨无霸老建筑家的出现等等。不可能之事却被坦然接受，主人公一边拼命探求岁月是否欺骗了自己，一边又在时间的分层中努力攀爬，他的身影，似是而非地残留在每一个人的眼中。

最后的居所

锦旗

译后记

他也好，妻子也好，结婚那会儿全都年过三十了。一年前开始交往时，两人已是鬓角带了醒目的斑白。抬眼朝上看，额头皱纹立显。脸上那副表情，说不清到底是疲惫呢还是泄气。当然也因为双方都从二十来岁的漫长恋爱中吃了败仗，到眼下这岁数才开始来往，所以各自先就半存了不得不谈婚论嫁的心思。实际上，他是在交往了半年后，才去登门拜见未来的岳父母大人的。那以后又是几十年过去，两人都心知肚明，用不了多久就该进棺材了。可相互对视中，忆起的仍旧是当初那副说不清疲惫还是泄气的表情。

新婚旅行期间，妻子总是闷闷不乐。他问什么缘故，妻子只是说：“我这怨气又不是新近才有的。”且那会儿她正好身子不方便。旅行归来，入洞房头一天，也是在别别扭扭中开始的。天快亮时，一觉醒来，却发现昏黑中妻子压根儿没睡。莫非她就这么瞪了我一晚上？心里顿时有些不是滋味。前后也就几分钟的功夫，心口那股气儿却越来越堵得慌，左右泄不出去，只得僵直了脖子仰面朝天动也不动，连看一眼躺在身边的妻子是何等模样都做不来。他一声不吭地坐起身，头也不回地带上门逃了出去。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说到结婚，既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妻子想要的，更非出于双方父母催逼。可二人却分明都感觉到了从遥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那种声音，时间行进一般，冷冰冰的，仿佛在告诫说：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吧，该和剩男剩女时的孤独一刀两断了。不知是否就为了这个缘故，抑或还有什么其他因由，总之两个人对当初定下的这桩婚事都没觉得有什么好后悔的，心理上就和那种对倏忽逝去的时光的感慨全然没有分别。若说结了婚，世间万物看上去总会有所不同了，可却又满不是那么回事。夏日里，天亮了。一只乌鸦从晚霞般红彤彤的天空横穿过来，翅膀张大了稳住身形，又慢悠悠地飞走了。西边天空极深邃处，还悬留着一轮惨白月影。道路两旁的榉树，青枝嫩叶合拢了，交叠作一处。小径上看不见什么人，唯有他在独行，好像前面有个隐了身形的人在引导似的。路旁栽种的紫阳花，叶色已转为深绿，梅雨时节开放的那些淡紫色花朵，眼看就要零落了化为泥土。成双结对的蓝尾鸟飞了来，在花丛中啄食昆虫。长长的鸟尾看上去与身子殊不成比例，仿佛在嘲笑包括他在内的天下芸芸众生。鸟儿绝不啼鸣，只默默寻觅食饵。没多久太阳就升起来了。他赶到古沼边——现如今那一带好像已辟作了公园。水面上泛起点点粼光。一只白鸭从细碎的波光水影间滑翔一般游了过去。这鸭子已老，硕大的身躯悠悠然，如天鹅一般。细长挺拔的杉树，露珠晶莹的草坪，板条拼成的木凳，环绕沼泽地四周围起的铁管栅栏，有些地方已裸露出泥土的小径，小径上东一处西一处的积水——所有这一切都沐浴在刚刚洒下的晨晖里，泛着炫目银光。四下里没一些儿声响，静得能催人昏然入定，甚至让人疑心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可他偏从这一派静谧中感受到了一种喧嚣，那兆头预示着有什么好戏即将开场。沼泽地的那一边，与他立足之处遥遥相对，站着一位老汉。头戴一顶宽檐凉帽，身着一件褪色蓝衫，人长得又高又瘦。老汉正将身子从铁管栅栏上方探出去向池面张望。两臂伸得笔直，捧香祈祷一般将掌心朝池水伸了过去。仿佛受了老汉那动作感应，但见水面上泛起不安的涟漪。老汉再度顺次将手心与五指摆成抓水的掌式，果然几处水面都隆成了小山模样。目睹眼前这奇妙光景，一瞬间——或许这一瞬间十分漫长也说不定——他全副心神都被一种轻微的响动攫住了。心下暗想，这声音很快就该消失了吧。却不料猛然天上降下一块钝重的声团。是瀑布！那震耳欲聋的声响在头顶轰鸣不已，将此前的静寂全吞没了。瀑布居然从空中飞流直下！仿佛受了轰鸣声的催动，抬眼向空中张望，但见一团黑影渐渐侵入水一般清亮的视野。原来是架直升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声响，简直就像激流在岩壁上凿击削刮。是自卫队双引擎直升飞机。鼓胀的钢铁机身高悬头顶，带了一股阴森之气，看上去像头鲸鱼。为什么这飞机会在这种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他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可那架直升飞机却像早就看破了他内心的胆怯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惶惑一般，悬在低空动也不动。机桨兜起的旋风，将杉树细高的枝干吹得左右乱摆，摇摇欲折。绿色草坪上也吹出了交叠的扇形风纹。池面骇浪四起，人在岸边都立不稳。不过水沼上的狂澜似乎并不全由强风掀动所致。水面先是上下起伏，后来则沸腾了一般自沼底上涌。水沫冲力十足，差点将呆立岸边的他浇成落汤鸡。水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肆虐。虽不像真鲸鱼那般狂暴，但也绝非鲶鱼、鲤鱼等淡水鱼群那般老实。总之给人的感觉就像沼泽中栖居着一头巨大的哺乳类动物或身形异常庞大的爬虫类动物。——他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发疯了，怎么会如此认真地琢磨这种事儿？抑或恰好相反，没疯的唯有自己？他透过强风、亮光与噪音合成的漩涡，搜寻起那个戴宽檐凉帽的老汉。他想向老汉求助，可哪儿也看不到老汉的身影。蓦地，他隐隐感觉到，共享这一空间的所有存在都已知晓了某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唯独他一个人被蒙在鼓里。这地方对我来说太危险了，不能再待下去。我必须马上撤离！他顺着来路逃了回去。可跑着跑着却发现自己如今已无处可去——除了回到自家，回到妻子身边。这天早上的异常见闻及刚才那番感悟，都化做一股奇妙的思绪，将他牢牢攫住了，难以挣脱。

P3-7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牡，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憨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台“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矶崎宪一郎，一九六五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我孙子市，一九八八年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毕业，成名前一直在公司做普通职员。二〇〇七年处女作《最重要的孩子》获第四十四届文艺奖，由此登上文坛。二〇〇八年又以《眼与太阳》入围第一百三十九届芥川奖（候选作）。二〇〇九年凭《最后的居所》以压倒性优势摘得第一百四十一届芥川奖桂冠。那年，矶崎宪一郎正好四十四岁。

由此可知，《最后的居所》描写的基本上是作者个人的体验。小说主人公是经历过几次婚外恋情的某一制药公司职员。他在得知自己有了女儿后，终于领悟了什么才是生活。主人公马拉松式的漫长婚姻，有如一个个五彩碎片，把历史时间串联起来。

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小说。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叙述者就以其富有个性的语言把读者带入一个个看似熟悉，却又显得扑朔迷离的日常生活场景。作为译者，翻译时总会下意识地把小说的叙述语言带入原作所自来的文学传统情境，寻找似曾相识的叙述形式，以便为译文确定一个大致的风格基调。不过，必须承认，译者这一尝试失败了。直到译完最后一行字，也没能找到与这部作品相仿的经典小说。至少就叙事形态而言，《最后的居所》中一长一短两篇作品，与日本现代文学经典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

如果非要比附，译者只能武断地说，《最后的居所》与日本新感觉派作家中河与一的短篇《刺绣的蔬菜》有几分相像。这种相像仅止于纤细的感受能力，特别是对声光色影的高度敏感以及由此酿成的近乎诗情一般的韵律。除此而外，不存在更多的相似度。正是出于这个缘故，译者只能听凭自身涌出的语言感受来为这部作品寻找一种译者自认为大致还算匹配的汉语叙述风格。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是否可以通过译文悉数体会得到，这一点只能交由读者评说了。

翻译《最后的居所》时，译者既体验到了艰辛，也体验到了快乐。两者都缘自语言的纠缠。一方面是原作的语言缠绕，一方面是时时需要绞尽脑汁处理的译文的缠绕。自不必说，翻译所费时间也较寻常译文成倍增加。译者最为关心但至今仍迷惑不解的是，小说作者矶崎宪一郎写作此书时的语感以及他在两篇作品中所显示的奇特叙述方式，究竟得自何处？或许他才是个真正的写实主义者——完全按照自己当下所知所感来写，却丝毫不介意这种写法是否中规中矩。小说《最后的居所》能获奖，恐怕不单因为其中反映了日本众多工薪阶层的悲欢苦乐，更因为这部作品为日本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鲜别致的叙述样式。在迄今为止所有芥川奖获奖作家中，矶崎宪一郎算得上一个怪才。

为了尽可能保持原作的叙事特征，译者在翻译时对小说中的人称以及时间流尤其给予了特别的留意。原作中大量的叙述句都没有明显的人称提示，句与句之间的过渡多半靠意合。这虽然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同时却也让人在语言的纠缠中体会到了符号漂移所带来的乐趣。最能体现作者叙述风格的当属时间的切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场面调度。小说中时空序列不再享有传统意义上的特权，情节自然也随之碎裂。

不难想象，这本书将给读者带来一种个人阅读定式的变革！

李征  二〇一三年六月四日

译者简介：

李征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硕士，日本筑波大学文学博士，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多年来一直从事日本文学研究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上海表象——中日新感觉派比较研究》、《东方现代文学史》（合著）等。另发表权威期刊论文《火车上的三四郎——夏目漱石<三四郎>中现代性与速度的意味》、《“口吃”是一只小鸟——三岛由纪夫<金阁寺>的微精神分析》等。译有《穷伯母的故事》（村上春树原著）、《金阁寺》（三岛由纪夫原著，合译）、《青年》（森鸥外原著）、《后天的人》（诹访哲史原著）、《最后的居所》（矶崎宪一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