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提供帮助的关爱热线

王二猛最近几日情绪低落，经常晚上独自饮酒。

身材高大、相貌憨厚的河北人王二猛半年前，在河北地方县政府的鼓励下，和其他数十名老乡一起，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来到廊坊富士康园区。

这个壮汉，一进入车间，就“经常加班加点”。

他做的是抛光的工作，每天要抛光29筐手机后盖，一筐36个，累计要抛光千余个。

辛苦的工作没有换来管理者的赞许。王二猛说，他的直接上司——线长，尤其看重“良品”，但因多种原因，王二猛所生产的良品率并不高。

他解释称，手机后盖抛光是流水线上最后一道工序，他无法左右流水线上的其他人——如果手机后盖的“料”不好，如果承载抛光液的桶不干净……都会导致良品率降低。

如果良率低，线长会直接劈头盖脸说，“你今晚别回去了，直接面圣吧。”

王二猛称，这里的“圣上”，是富士康线长的直接领导：一位科长。

巨大的良品压力导致王二猛经常失眠，甚至靠药物安神。

每逢夜班时，最难熬的是凌晨。刚开始，一到凌晨5点，王二猛养成了一个习惯，“偷偷站着睡觉10分钟。”

最近，王二猛不敢睡觉了。

一个月前，王二猛去其他车间支援，车间的机器手咔嚓咔嚓上下摆动，凌晨5点左右，一个小伙子操作中打瞌睡，不小心一低头，机器手猛地抓住头向下按。“我看到他满头是血……亏得瞬间躲开，不然可能没命。”

他当时惊得一身冷汗，瞬间清醒。随后，他越来越怕上工。

他厌烦了操机台上的工作，想换一个环境。在室友的建议下，4月23日晚，他拨打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咨询是否可以调岗。关爱人员答复称，无法提供帮助，“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

挂了电话，王二猛一脸迷茫。

4月23日，记者来到心理咨询中心，称自己压力大，“看到工友们陆续离开，心里难受，并且工友们说像机器人，不知道该怎么调节。”

心理咨询师说：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而要看自己是否适应环境，这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你选择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对你做出选择。

记者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

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走进富士康的年轻人

一些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然，相比之前的漂泊，富士康是他们人生规划中重要的一站。不过，没有人愿意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与打工、漂泊和富士康有关。

16岁那年，出身农家的张顺地开始在太原扛水泥，扛一袋100斤的水泥爬一层楼赚5毛钱；范振鸣在16岁时离开大山，到县城一家汽修厂做学徒，中秋节一个人煮着饭号啕大哭。

28岁的李国春是在2012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达太原的。这位原煤矿工人下火车后有些“狼狈”，他口袋里只剩了8块钱。

他本来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报名的，“当天进厂花不了多少钱”。

深夜已经没有了公交，而8块钱既不够打车，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钻进路边的网吧，找张椅子眯了一晚。第二天，他花l块5上了一个小时的网，给远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块钱过来”。

之后，李国春挤公交赶在8点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这时，28岁的张顺地、20岁的范振鸣等人也提着窝了被褥的编织袋，等待进厂。

他们之前素昧平生，但却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一起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在16岁时，也就是2000年前后，张顺地走出了吕梁山区。嗜赌的父亲败光了家里曾一度拥有的宽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贫瘠的土地，也因为政府征用越来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鸣也在大山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辟于山上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他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近些年来，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渐成了村里青壮年间的风气。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鸣说，有些村子的地下发现了埋藏较浅的煤矿，煤矿公司给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万的补偿款。范振鸣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被那样的“幸运馅饼”砸中。

比起他们，戴着眼镜的李国春多读了3年高中。高考时，他的成绩离第一志愿山西大学的录取线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复读一年，可母亲跟他说，托人在煤矿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走南闯北的岁月

李国春在煤矿里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小火车下到地下几百米处，扛几百斤的机器在巷道里行进。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资。

李国春觉得这份工作还算不错。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被一辆车撞成骨折。车主赔了他9万块钱。

伤愈后，他没法干重活，只好在煤矿办了个停薪留职。那9万块钱被他存到存折里，一分钱没动。对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的他来说，这9万块就是下半辈子的指望。

2008年，16岁的范振鸣到了县城一个汽修店做学徒。身高1.62米的他每天抡着大锤，一锤一锤地把被撞坏的汽车保险杠或者车壳砸平整。活儿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赶上旺季，他还得加班抡锤到很晚。两个月下来，老板扔给他90块钱。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村一起出来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鸣第一次觉得“还是家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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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写作时代的到来

2011年，甘肃正宁发生校车货车相撞事故。那年11月21日，我们报道的导语这样写：11月16日清晨，笔直的“郑周公路”在薄雾中向远方延伸。杨海军握着方向盘，把金杯牌9座校车开得飞快，拆掉坐椅的车厢里，62名孩子贴在一起。当看见路边的下沟砖厂时，他决定，逆向行驶，他要寻找路边等待走上校车的孩子。就在杨海军逆行的同时，校车里播放的儿童音乐正在王春娟身边环绕，这位坐在副驾驶上的幼儿园老师不知道，薄雾的另一端，厄运已悄然驶来。

而其他媒体同一天见报的深度报道则这样开头：11月16日9时15分，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发生了一起不幸的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与一辆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接送校车迎面相撞，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43人受伤，其中19名死者是幼儿。

后者是典型的硬导语，作为一则深度报道的开头，它已被这个时代摒弃。中规中矩，依次排列，但这些信息，于5天前，即事发当日，已在微博上广为流布。当下的“阅读”信仰是：你不吸引我，我为什么要花10分钟读剩下的5000字，不如刷500条微博。

碎片化、低技术含量的信息发布在新媒体上，如洪流般汹涌。但人类不会只满足于此。

2003年，《克里夫兰实话报》女记者康妮舒尔茨，用系列文章描写了一名被冤枉的强奸犯，无端获刑13年。该组文章打动了真正的强奸犯，投案自首。康妮获得当年普利策特稿写作奖提名。这类文章无论在什么媒体什么年代，都是人们必需的精神食粮。

特稿，最具有文学气质的新闻报道，亦被称为非虚构写作。它严守客观性，但会着重描写故事气氛、人物性格，精心安排情节发展。它要求记者有报道的态度和写作的技能。

如今，该是记者进入写作的年代了，而不是仅仅只会报道。

西方，许多作家曾是记者，海明威在巴黎做过记者，杰克·伦敦曾为美国报馆写作，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也曾客串过一次记者。

美国的特稿写作发端较早，始于19世纪，直至1979年，普利策奖委员会增设特稿写作奖后，这类新闻写作才被严肃报刊接受。美国有专门的学校传授记者写作技能，为记者编写的英文写作指南《风格的要素》也是畅销的工具书。

而中国的特稿写作，从某种意义上，可追溯到1995年，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创办曾让人惊艳。随后是南方周末的特稿。但因中国特殊的舆论环境，近20年里，特稿选手转型的转型，流散的流散。陈旧、简陋的消息体依旧是报业的主流文体。

但是，一切正在发生改变，尽管变速缓，却依然在变。新媒体的竞争，读者的换代，让僵硬文体丧失竞争力，对阅读体验的要求在不断升级。

新京报创刊后，一直摸索如何做深度报道，如何写特稿。10年，从最初的懵懂，到如今已搭上了一点脉。

本书中挑选的特稿报道曾被广泛关注，也体现了适度的影响力：其中有官员被报道后锒铛入狱，有良民在报道后逃出生天，一些违法拆迁叫停，一些“神医”光环黯淡。

这些稿件大都涉及到人——小人物在大时代下不寻常的命运。这也是特稿体裁的显著特征：展现命运。

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文门彻谈到特稿时说，“事件具有人的维度，才值得传播。”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在新闻中要见到人。

但这只是事件到人的维度。好的特稿还需要有“人到事件”、“人到社会”的维度。即从人物身上能揭示出我们社会的某种存在。那才是一篇有深刻内涵的特稿。比如：贫病夫妻相缚投江，在农村医疗的困境中，一对夫妻投江自尽。

这些特稿报道未必能给出一个精准的特稿定义，但不乏一些隽永佳作。也算是给那些有志于写作的记者，抛砖引玉。

做严肃媒体的，都是无可救药的梦想者。他们坚信，没有现实，会比梦想更长。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包袱里，裹藏着久违的希望。凭借这种希望，才能在崎岖坎坷、苦痛悲哀中，触摸到打动人的力量。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内核，特稿才会闪现出文本关。

当然，对深度写作来说，除了特稿性报道，还有调查性报道，而后者尤其需要严密的逻辑链、缜密的证据链、扎实冷峻的文本，同时不能失去可读性。要做出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往往要付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代价。有时候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记者的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好在，这两点，在新京报调查记者的身上，从来都不缺。

所以，在本书中，除了精选新京报十年来的特稿报道，还精选了部分调查报道，透过这些调查报道，你自可以看到让你震惊的真相，以及你完全想不到的种种黑幕。而之所以要做这些调查报道，目的无它，只是要让我们的社会多一份美好，少一份罪恶。

新京报，等待每一个加入写作年代的记者的到来。

新京报，等待每一个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记者的到来。

闾宏（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

2013年10月

曹保印主编的这本《探底（调查特稿卷上）》中挑选的特稿报道曾被广泛关注，也体现了适度的影响力：其中有官员被报道后锒铛入狱，有良民在报道后逃出生天，一些违法拆迁叫停，一些“神医”光环黯淡。这些稿件大都涉及到人——小人物在大时代下不寻常的命运。这也是特稿体裁的显著特征：展现命运。在《探底（调查特稿卷上）》中，除了精选新京报十年来的特稿报道，还精选了部分调查报道，透过这些调查报道，你自可以看到让你震惊的真相，以及你完全想不到的种种黑幕。而之所以要做这些调查报道，目的无它，只是要让我们的社会多一份美好，少一份罪恶。

曹保印主编的这本《探底（调查特稿卷上）》阐述了新京报人致力于用笔书写当下大案要案的进程，关键是能透过文字的迷雾来看清事物的本质现象，呈现出新闻人的价值：心中有理想，眼里有江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有胸怀，有情怀。每篇文章都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