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了在产品设计、电影、前卫艺术、经营等领域中最精英的人士，通过近距离的访谈，向读者展现了这些大师们多彩的内心世界，也阐释了他们自己对人生、艺术以及财富的理解。具体内容包括沈昌文的《从小校对到出版家》、方成的《漫画人生》、马志明的《通俗文化的雅士相声江湖边的隐者》、陈佳洱的《永远的北大情怀》等。

《第一财经日报》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第一家跨媒体、跨地区的财经商业报纸，2004年11月15日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同时发行。创刊以来，《第一财经日报》秉承“商业改变世界”的理念，迅速在中国的经济、金融、投资、工商、产业、技术、商业教育等众多领域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力。

作为一份旨在影响中国最具决策力、最具消费力、最具影响力人群的财经日报，《第一财经日报》联手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共同打造“第一财经日报书系”，力求含英咀华，汇为一炉，为读者创造更大价值。

本书精选了在产品设计、电影、前卫艺术、经营等领域中最精英的人士，通过近距离的访谈，向读者展现了这些大师们多彩的内心世界，也阐释了他们自己对人生、艺术以及财富的理解。

沈昌文：从小校对到出版家

江平：永远的江校长

陈光祖：与中国汽车工业同行

方成：漫画人生

吴祖强：踏乐而采音乐人生

张丽珠：神州试管婴儿之母

马志明：通俗文化的雅士相声江湖边的隐者

夫妻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

陈佳洱：永远的北大情怀

许耀南：雕刻时光

草婴：从翻译作品中汲取生活的力量

汤一介乐黛云：未名湖畔学界双璧

《读书》编辑们的三无——“无能、无为、无我”

晓虹：您刚才说自己此前没有编过杂志，所以抱着一颗非常谦虚的心，王蒙在您《阁楼人语》的序言里边提到这么一层意思，他说“《读书》之所以成为《读书》，主要是因为该刊的编家突出了三无，即无能、无为、无我”，您刚才已经说了，自己非常的谦虚，另外这两层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再说一下呢？

沈昌文：再早一点，我学习编辑工作是从1954年的时候调到人民出版社做领导秘书开始的。那个时候人民出版社有一个大的变化，成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还成立一个叫世界知识编辑部，这两个编辑部现在都是出版社了，当年没有的，当年都只有一个名字挂在人民出版社里边，当年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根本没在外交部，不像现在这样的。这两个编辑部里边有大量的人才，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不知道当时中央的方针——派了大量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到这些编辑部来。

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说我们党有一些在编辑工作中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这个我受到感染了。这个方针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叫做“作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原来出版社是不大重视作家的，因为作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组稿先到一个单位人事部门去了解，人家说这个人有什么历史问题、政治问题，我们出他的书好像都是照顾他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做“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我受很大的启发。

晓虹：它开始提到有服务意识了，转换了思路。

从对作家“翻箱倒柜”到与作者“谈情说爱”

沈昌文：转换思路。所以我们才开始有以后的“无我”这些，我这个编辑主角是作者创的，不是我们创的，我们只不过是配角，配合他们把工作做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上面提出来，上面是谁我也不知道，反正在当年学习到了，要作家“翻箱倒柜”。

晓虹：为什么要“翻箱倒柜”呢？

沈昌文：凡是一个作家，其保存的东西太多了，因为当时1950年特别提到，很多作家不敢在1949年以后把自己过去的作品拿出来，我们要让他把这些作品都拿出来发表，这样我受了很大的教育，所以等到我主持《读书》杂志的时候，我运用了这些资源，而且又在这些老前辈的帮助之下开始知道如何对待作家，也就是说不要在作家面前指手画脚。

为什么？这很简单，不是过分的谦虚，你这个编辑再有天才，你只能研究一个学问，而且这个也不可能，而作家是一辈子都在研究。你要访问一个明史专家，那你不自己承认你的简陋，你怎么能够跟他谈得拢呢？这个我在1954年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这些。

比如说跟各方面的作者打交道的时候事先要做准备工作，今天来说很简单，用今天的办法，就是查一下百度，查一下Google。当时不是，当时要到资料室里看书，我明天要找一个作者谈清史，要谈美国的事，我都要了解，我要花一两天，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工夫把有关的资料都看了，做了笔记，然后我到那个时候有话好讲，也不是讲，主要是听。

要他讲的东西听得懂，听得懂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能够都表示Yes，然后才能够做好这个工作。

因为对我们这个编辑部来说，我到八几年以后算是高级领导了，可是我是工人，吴彬是工人，董秀玉是初中学生，我们都没多大水平，全靠自己学习。当然更主要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我们的“无为”，也不是什么，而是当时的大气氛，当时的气氛使得知识分子起来说话，前所未见的，现在看起来真是(让人感慨)。从来不说话的，我举的最多的是金克木先生，金克木先生在著作界是有名的难办的人，因为他学问广，他的架子大，可是跟我们亲近极了，你只要跟他谈得拢，他简直是非常亲切。我举一个例子，我书上经常举的，临走的时候，手把着门环还要讲至少15分钟，讲不完了。

组他的稿子，我跟赵丽雅一起去的，请他写一篇稿子，他马上就寄来五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之下，我们的知识分子全动作起来了。都是当年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一些老知识分子，金克木、张中行，对我们是恋恋不舍，把工作做下来，我要强调的主要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太幸福了，我赶上了，不是我有能耐，我赶上了这个时代，我的命好。

晓虹：因为我是1978年出生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说可能要从史书当中去看一下，我大概会知道一些事情，比如说1949年是中国成立，然后到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1966年到1976年之间又是十年浩劫，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实际上没有经历，我们碰触不到，但是我听到您讲述，我就觉得为什么像您说的那样，《读书》之所以成为《读书》，是因为大家都在前期那段有了很多的压抑，然后在那个时代冷不丁地就开始爆发出来了。

沈昌文：你简直想不到，你们都没有经历过，1966年的时候我们出版社的编辑给作者贴大字报，我们到作者那儿查了，说这个作者是地主阶级出身的，于是给他贴一个大字报，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你历年从我们出版社已经拿走了稿费多少多少万，现在勒令你在一个礼拜之内交还。所以这怎么能搞好和作者的关系呢？

然后更严重的还有把作者揪来斗，跟本单位联系好了，说作者某本书是“毒草”，我记得当年有一本书是康生点名的是“毒草”，然后我们出版社就把作者从近代史研究所揪到出版社来斗争，出版社里边的造反派跟他这个单位的造反派一起揪斗，所以这怎么能搞好和作者的关系呢？

很快，过了十几年，这个情况改变了，有过去的印象在，无论作者，无论我们，大家都很好相处，都很能做工作。

当然尽管这样，还要显得做一个编辑不要太无知。我老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我跟我的同志说，现在说的是要查G00gle，过去不是，用林彪的话叫“急用先学”，明天要访问谁了，今天先把书看好。

晓虹：但是我倒觉得，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您在那个阶段里边看了好多的书，我听说人民出版社的资料室都被您翻了一遍，这种“速食”给您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虽然说是“速食”的，但是您在这其中功夫也确实是做到了。

沈昌文：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在人民出版社对资料室比较熟悉，我全是靠这个资料室为我撑腰，我经常去，我就很熟，当时的领导是比较开明的，主张资料室开架。本社的工作人员可以自己去翻阅，可以去查，这样我就做了好多(工作)。

当然了，我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我能够看的外语比较多，所以我能够经常看到一些别致的事情，大家都以为我很有学问，其实没有，我只不过因为(懂外语)我外语不会说，可是能看，德语、英语、俄语、日文我都能看，我能看出一点东西来。

P5-7

我尽量做到了说真话。不去诬陷别人，不去往上爬，不去为了追求官职而昧掉自己的良心。

——江平(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我今天能够做这些事情，放在过去的环境里边，不但不能做，连想都不能想，一想就是犯罪。现在已经可以做了。这样我觉得就很高兴，用一句蹩脚的英文讲“I am so happy”。

——沈昌文(《读书》前主编)

《绞刑架下》，这本书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狱中写给他的妻子古丝坦的。作者伏契克说：“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在我一生中，一直到晚年，我仍然可以背诵其中使我热泪盈眶的许多片段。

——汤一介(哲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

科学事物，必须不断研究，认真实验，得寸进尺地深入、扩展，通过韧性的战斗，才可能获取光辉的成就。

——陈佳洱(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

我就感觉到人的一生总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要完成自己的信念去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最有意义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我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把这件工作完成好，做完。

——草婴(著名翻译家)

当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时，实际上他已经面对了整个社会。

——张丽珠(北京大学妇产科专家，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