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谈的是在哲学里发生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在那些几乎还没有成人的年轻小伙子的朦朦胧胧的意识里发出预感信号的。这种预感的信号随处都在发生，在家里，在宽大的教养院的教室里，在世俗的寄宿学校和天主教寄宿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到处都有革命气息的预感，这些预感随后又汇聚到大学和社会舆论的公共舞台。学者的书房，郊游的路上，报告厅里，杂志上，书稿中，无处不在。书信往来是了解这些信号的窗口。无论是结成友情还是断绝友情都基于是否革命这个原因。

哲学的革命气氛就像雪崩一样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在传播这种哲学革命的气氛，朋友间在传播，敌人间在传播，下一代人又在传播，都是他们当中最有头脑的人在传播，就连女人们也不甘落后！对这种革命气氛的渴慕已汇聚成了一股潮流。在学术界，有两个朋友掀起了这场雪崩的高潮：马丁·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两个人的反差实在是大得不能再大了。一个身材矮小，体态结实，敏感而又笨拙，自负而又谦谨，甚至谦谨得有些自卑。而另一个则个子很高，体态优雅，自觉自律又富于自我批评，体弱多病。两个人想奠基一种新思想，这种新思想想把处在新的时代中的人的存在彰显出来。但他们两个中只有一个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后人把此一思想的功劳都记在他的名下，认为他发现了确确实实是某种新的东西：不是从思想而来的思想，而是从存在而来的思想。

这两个青年人出身迥异，来自社会相对的两极。马丁·海德格尔出生于1889年，他的父亲是大主教在迈斯科赫的酒窖管理员，父母信奉天主教，观念保守，手头拮据。

卡尔·雅斯贝尔斯生于1883年。他的父亲是银行家，后来成为奥登堡地区储蓄信贷银行的行长，后又成为伯爵领地的州议员和奥登堡市的市议会议长；他是那种民族一自由主义的家教，思想宽容。雅斯贝尔斯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上大学之前，他一直患有后天性心肌功能缺损和支气管病。这些病症对他的整个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在他的医生阿尔伯特·弗伦克尔的诊治下，在他自己巨大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帮助下，居然成功地在他和学校之间找到了一个允许他入学的折中办法。入学后他的心智一下子活跃起来，他首先是不知道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他的兴趣是如此之广泛，完全不知道从何人手。就像一切当权者都令他感到陌生甚至憎恨一样，学校也让他感到陌生和憎恨。他选择了法学，但教法学的教师让他感觉太平庸。

有一张早期的照片，是1902年8月他在希尔斯一玛丽亚疗养院度假地与来自佛罗伦萨的生理学家法诺和来自弗赖堡的艺术史家卡尔·科尔内留斯的合影。大学生雅斯贝尔斯处在中间，派头十足，一副傲视群雄的样子，手里托着一本打开的大开本的书，高高地矗立在跪着的两个教授中间，微笑中显出一丝羞怯，法诺教授和科尔内留斯教授分别跪在他的两侧，各自将右手平放在这本书打开的书页上，这张照片的下面附有一个副标题：“誓言捍卫科学精神”。两个科学家跪在一个大学生面前，并委他以科学督察的角色，显然两位科学家也是从中自得其乐的。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自己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还不知道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出路在哪里。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一些较年长的同学建议他转到医学，或者至少要转到自然科学领域。现在所做的事情并不使他感到很舒服，然而，他必须跟父母讲清楚，是什么促使他非转专业不可。1902年8月有一份他自己写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他向父母描述了自己想走哪条路的想法：

一个月来，我对自己确信不疑，我要放弃法学，转而去学医学……。如果我有足够天分的话，我想首先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学术道路上一步到位。我想在哲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当然也要深入钻研医学，把它作为构建心理学和哲学的基础之一……，但因为基础还没有打牢，我只好学习医学。  这份备忘录他并没有寄出，但当他回到奥尔登堡的时候，他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他的父亲让他转专业。他分别在柏林、哥廷根和海德堡学习医学，但始终对其他所有的自然领域也保持兴趣，并在闲暇时间阅读哲学文献。1908年他在海德堡通过了他的国家考试，成绩是“优”。在取得行医资格的见习期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名为《乡思与犯罪》(得到了最高的评分)，在之后的1909年，他在海德堡取得了行医资格证，然后结婚，专事精神病理方面的治疗。他想理解病人和疾病，为此他需要掌握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这两个领域多年以来已具有广为认可的、普遍流行的一些科学原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科学革命为这两个领域的形成铺平了道路。1894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率先使用了“催眠的”和“医疗用的”“心理分析”概念。心理分析对这场革命运动的发展的影响起初还是边缘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创制性的东西。尽管如此，对许多自然科学领域乃至精神科学领域来说，心理学是上述学科的主导科学，心理分析还没有成为它们的主导科学。

P4-7

汉娜·阿伦特，这是一个与复杂性相关的名字。她的学术路径很复杂，她的思想领域也很复杂；她的社会关系很复杂，她的感情关系更为复杂；她不仅身世复杂、生活经历复杂，且因为她深度卷入了20世纪的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而显得更为复杂。

汉娜·阿伦特，这又是一个与单纯性紧密相关的名字。她是一位思想家，不管生涯有多少周转，也不管因时因事而有多少偏离，思想以及思想的安顿始终是她不离不弃的主轴。她的炫目是因她的思想而炫目，她总能比她的同性更深些再深些，她总能以自己的深刻活跃并生长在别人的心里，她总能在第一时间就让人感到她的非同凡响，她总能在别人思想结束的地方开始。人们记住并在乎她，不仅因为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更因为她在思想上所留下的痕迹。

汉娜·阿伦特，这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名字。这个女人，这位女性思想家，这位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恋人！严格说来，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但阿伦特的不可替代性更具有符号价值。不管她有多么坎坷，也不管她有多么辉煌，她唯真唯美的地方全在于她是一个在思想中安身立命的女人。她的思想是不可替代的，她与海德格尔晦暗的恋情关系无论对她还是对海德格尔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

汉娜·阿伦特，这是一个幽暗的名字。她幼时的玩伴称她儿时的眸子里就透出一股幽暗的火。愤怒之火？激情之火？欲望之火？是这股幽暗之火点燃了她与海德格尔宿命般幽暗的恋情？点燃了她思想的不归路？点燃了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当思想地平线的幽暗与女人地平线的幽暗交错在一起，那绚烂，那光辉，那深远，岂是一个幸与不幸就能了得。

无论幸与不幸，汉娜·阿伦特都是一位灿烂的女性，而且这种灿烂是以一个世纪为尺度的，是以20世纪那些伟大的事件为参照系的。

与汉娜·阿伦特相关的事件，当首推她的政治哲学家身份。20世纪是极权主义总爆发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的夭折，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战后旷日持久的冷战格局，一种极权对抗另一种极权的伪合法性，民主与群氓暴力的真假难辨，民族国家与主权暴行相互之间的话语馈赠，精英理论与庸人之恶的互为土壤，民族与种族的混淆以及这种混淆所唤醒的道义力量、道德力量和正义非正义的力量，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国家与工业化规模资本扩张的全球化之间的冲突与倾轧，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阿伦特所生活的20世纪，政治哲学的场域到底有多大？政治哲学的空白又有多大？

能够以政治哲学的姿态总揽20世纪政治哲学全局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制高点。从纯哲学的角度看，阿伦特的思想并不具有在20世纪代言哲学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都对她的写作持保留意见的缘故。但就一个思想家、知识分子所担当的道义力量和无畏的勇气来说，就公民政治的公民责任来说，无论雅斯贝尔斯还是海德格尔都远逊于她。当然，这是两个领域的事情，严格来说是不可比的。但因为她是他们的学生，他们自然会以这种思想上的渊源对她发出期待指令。只是他们忘了，汉娜·阿伦特不仅是他们的学生，她还是女人，她还是犹太人，她还是在美国重构话语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阿伦特的政治哲学道路是她人生轨迹各种合力的结果。但如果她不是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学生(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她虽然也有可能走上政治哲学的道路，但这种所谓的政治哲学很可能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东西，根本就运思不到政治哲学的高度，无法生发对极权主义渊源的洞见，无法为政治哲学增加本无期待的思想尊严。

历史无法假设，一个人的成长也不能假设，谁都无法推倒重来。阿伦特在上大学之前就四处打听，在哪个大学的哪个人那里能学到真正的哲学。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她推荐马堡大学的海德格尔，人们传说海德格尔是秘密流传的思想王国的国王。这位生就一副幽暗心肠求知欲超强的小姑娘理所当然去了马堡。去马堡是冥冥之音的引导，到了马堡就确定了她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命运。她在海德格尔那里学习的时间并不算长，就因为思想的逻各斯与爱欲的厄洛斯的激烈碰撞而被迫逃离，逃到海德堡的雅斯贝尔斯那里，在那里做完博士论文。但她的灵魂却丢在了马堡，她的思魂和爱魂也一同丢在了马堡。虽经一生的逃离，生存的逃离，思想的逃离，爱情与婚姻的逃离，却终究无法改变灵魂一次性丢失的厄运。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并且是用她一生演绎的故事。她是女人，爱情当然是终极的东西，无论其他方面(包括思想方面)怎样光彩夺目，没有点燃爱情的激情，不曾透彻地爱过或者不曾将爱情落到实处，她终究是不幸福的人。但她同时又是思想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就是对本能的控制、约束和驯化。做女人还是做思想家？一个女人不做女人行吗(况且是否道德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女性思想家不约束女人的天性可假设吗？(思想越是中性对女性天性的损害也越大，而中性化程度恰是思想深刻性的标志)。更严重的是，无论这个故事的爱情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是以海德格尔为背景的，都要在海德格尔的延长线上伸展。回过头来看，海德格尔构成了汉娜·阿伦特的天命。很多了解这段故事的人，抱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感情关系不平等。是的，是不平等，但这段故事岂是平等不平等之类标准可以衡量！这是命运，这是造化，即便有种种的不幸和痛苦，它也是命运所致，造化所致。不幸也有自己的尺度，痛苦也要具备痛苦的能力，造化不及，想分享阿伦特的痛苦也是奢望。因为爱情不仅是缘分，不仅是奇遇，更是一种能力，对一些传奇的爱情来说，那就更需要传奇的能力，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爱什么人的。就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来说，这种爱的传奇之能力乃是此在与思想同一的遭遇和汇聚，它造成了一个事件，这种事件不是市民小报可以随意评说的东西。

海德格尔自以为自己制造的爱情事件是逻各斯向外完型的必备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自己也是逻各斯的仆人，只不过这个仆人不能自足，他要借助于厄洛斯神的爱欲之火的助燃。阿伦特成了他的助燃之火？而阿伦特与他遭遇时，给他留下了一篇名叫《阴影》的作品。这部作品尽显一个小女孩遭遇爱情的恐慌、胆怯和燃为灰烬的渴望，最终留下的却是伴其终身的幻影。阴影变成幻影？不！阴影始终是阴影，幻影则是亦幻亦真。海德格尔是光，而且是强光，影子及阴影则留给了阿伦特，阿伦特自己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无论是否阴影，阿伦特离不开的是光，尤其是光的强度，这个强度在阿伦特一生中是不可替代的。阿伦特爱海德格尔，这并不构成悲剧，阿伦特以女性之躯浸润海德格尔的思想，这本身也构不成悲剧，真正的悲剧是以海德格尔的思想演绎对海德格尔的爱情故事。这就注定不是平常爱情的平常事。这就注定要发生故事的偏离和人性的扭曲。

爱情是神圣的，每个人的爱情都自有其神圣之处。只是一经转过他人的价值评说，神圣和美感就被各种价值偏见湮没了。谁都有爱谁不爱谁的自由，但谁都不爱的自由在哪里？无处寻得。在自然律面前，尤其深藏在自然律背后的目的论面前，道德非议和价值偏见对理解事情的真相全无意义，只会在原本就被偏见盲目的地方再添一层偏见。不管从市民价值观的角度看，阿伦特在爱情方面是怎样的不称心不如意，海德格尔又是怎样的欺骗和不诚实，他俩都已经把爱情浸入了思想，也在思想的分延中丰富了爱情的释义，从此，人们就不会只谈论苏格拉底和可珊蒂帕，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深思海德格尔和阿伦特。

阿伦特是思想家，是女性思想家，这已经有一丝宿命的味道。如果再加一个定词，犹太女性思想家，不知读者您做何感受。犹太人，这使阿伦特原本复杂的命运变得更加复杂。犹太人，这不仅使她生来就被打上坎坷的烙印，不仅让她在主流社会受尽屈辱并强化了她的反抗意志，扭曲了她作为女性的人格，改变了她思想的向度，增加了她对人性劣质成分的敏感度，而且也铸就了她受迫与自虐的性格，自然也干扰了她对海德格尔的感情判断和思想判断。

但所有这些在理解犹太人方面都不是最根本的。在欧洲历史和思想史上，相对于主流社会来说，犹太人始终是个变数，从斯宾诺莎到马克思，到爱因斯坦、阿伦特等现代人物，概莫能外。一直潜伏在欧洲思想深处的二元论，其根源就在这里。虽然犹太教被罗马化为基督教，使西方思想的希腊源头和犹太源头完成了形式上的神学融合，但在生命的最后一问一答和世界推定的最终依归上仍然各自紧守自己的源头。仿佛两条互为交叉的弧线，各有自己的成圆轨迹。从思想的原点来说，信证与证明始终各说各话，虽然犹太的信证也融合了希腊的逻各斯式证明，反之亦然。思想上各有自己的节奏，都按自己的拍子起舞。

自文艺复兴(希腊精神复兴)之后的近代性，实际上是大规模地奠基希腊理性的世界图景，所谓科学的解释系统替代了神学的解释系统。犹太人信证的话语能力被大大地抑制了，使犹太人的思想方式边缘化了。在社会体制上，由于工业化的扩张规模，犹太人在贸易领域所占有的传统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也相对弱化了，且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作为少数族群被分散在各个民族主权国家中，渐渐沦为任人宰制的弱势群体。因此，犹太人在近现代社会主流的压制下，普遍倾向于变革甚至革命的思想。如果把启蒙运动以来欧美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书籍刊物和舆论媒体的沿革梳理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犹太人对主流社会的革命姿态的脉络。思想的二元论“血统”始终有变成社会体制二元论的倾向和动力，这也衬托出近现代(尤其是现代)犹太人在思想界和社会变革理论方面异常活跃的缘由。

虽然作为变数的犹太人十分活跃，但在工业化规模推进的技术理性运动中，犹太人始终无法成为常数。无论你作为犹太人多么优秀，你却始终在主流的摆幅之外。阿伦特自然也不例外。除了感情上的颠簸和政治上受迫害这些实存层面的困苦之外，她真正的痛苦却在于她始终不能靠岸，总是往返于两岸之间，一岸是希腊的证明式，一岸是犹太人的信证式。多少次的往返，总是差那么一步，就是无法上岸，过一种在精神上有家园的生活。流浪是现代人的集体命运，但阿伦特更是经历了现代犹太人在信证和证明之间的深层的流浪。这是一种不得不把流浪本身当做常数的生存轨迹和思想轨迹。

无论从身世上说，还是从思想和感情上说，汉娜·阿伦特都是流浪者。虽然她是在多重漂泊中书写命运的人，但她却勇于担当，捍卫公理，甘为真理的仆人。什么是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的一生都在注释知识分子。斯人已逝，但她的思想轨迹和行动轨迹对知识分子来说仍具有标本价值。人们可能对她的思想层次有争议，也可能对她的感情生活有争议，但对她的知识分子良知想必无可争议。

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近代生成的概念，既是工业化生产分工的产物，也是近代价值观形塑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具有无畏的批判意识，具有天然的以人权为原则的思想，具有趋向中性的话语倾向，对以偏见为前提的价值叙述深恶痛绝，对一切都要做科学的检视，一切教条(哪怕再具有传统道义的教条，哪怕上升到形而上学崇高感的教条)都要接受中性化检视的怀疑和批判，绝不容忍以个人好恶为前提，绝对警惕利己原则，为真理、自由而牺牲是他们的当然使命。知识分子可以终结于自己的限度，但不能把这个限度设为公理和公义的前提；知识分子可以在生存层面满足于知识性生产的分工，但不能以自己居有的分工为优先；知识分子可以在各种(民族、国家、党派、团体等)复数语境中工作，但不能把这些复数语境视为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东西；知识分子要比其他人更理解一切实然的东西，但任何实然的东西都不能以牺牲应然为原则……

汉娜·阿伦特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她身为犹太人，受尽了屈辱和迫害，她当然希望犹太人能像其他民族的人一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享有公民社会应有的一切人权保障。但不能因为犹太人受尽迫害，就反过来迫害其他人。在犹太人建国问题上，阿伦特始终抱持这种清醒的、坚定的知识分子立场，不能把原则和真理交由民族和国家来左右。她为此招来朋友的辱骂，经受一次又一次非理性的攻击，甚至以伤害她内心最隐秘的感情为目标。她在青少年时期结交的几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是她成长的最艰辛时期赖以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之一，但随着个人的成长和时事的变化，这些人大都成了以侮辱她为快的敌人，这让阿伦特意识到，他们不仅无力成为真正的朋友，把私人感情与公器分开的朋友，而且在一个女人面前连起码的男性自尊都没有，竟需要她以一个伤感的女孩姿态来唤醒他们的基本人性，而这些人看上去大都做出十足的知识分子模样，骨髓里却填满了龌龊与偏见。

阿伦特终身探索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促使她进入这一领域的初始动机，就是她的犹太人身世，并因此使她偏离了纯哲学甚至纯思的海德格尔道路。但她的研究和思考并不是为了犹太人而犹太人，不是为了让犹太人扬眉吐气，也绝不允许犹太人在现代公民政治上有任何优先地位的预设。不能因为敌人迫害了我，我就可以迫害敌人。报复与复仇是低级的东西，它只能滋养更多的偏见与傲慢，只能使一个民族和社会变得更浅薄更狭隘，更无知识分子的成长空间，更无公民社会的道义力量。

艾希曼审判是中年阿伦特着力最大用心最深的事件之一，也是她知识分子品格的集中体现。对这个案件的观察和评论，她没有问自己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抑或是美国人，她在乎的是公民的权利，国际法的缺陷，犯罪者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政治与法律的区分，感情与事实的区分……。一个深受法西斯种族主义政权迫害的人，有N+1个理由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去，但作为知识分子，阿伦特对该事件秉持了纯分析的立场，这当然伤害了那些持各种民族主义立场和受害人立场的人的感情。但公民政治与知识分子的特殊联系就体现在这里。公民是一个权利与责任的集合体，公民政治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公民元素，对这些元素采取分析姿态，无论姓甚名谁，无论民族血统，也无论男女长幼，只要处在公民元素的规定中，都应一视同仁，不能为了主张自己的权利就剥夺他人同理主张的权利。知识分子就是探索这个同理的理型。阿伦特做到了，虽然伤痕累累，她做到了，并坚持住了。

如果抱持世故的态度(我们的“知识分子”？)讲代价的话，阿伦特的知识分子代价鲜有人能比。美国人认为她是德国人，虽然她对美国公民政治的新鲜空气赞叹有加；德国人认为她是美国人，虽然她在德国经历了无尽的痛苦和辛酸，但她依然对欧洲尤其德国充满了乡思和归属感；反犹主义者认为她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她是犹太人的叛徒，她招致这些误解和辱骂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她淡化种族、民族和国别色彩，主张人作为公民的权利，无论这个人属于哪个种族、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她爱她的老师，但在真理和公义面前，感情不是蒙眼布，任何感情都要被分解为真理和公义衡量下的元素，为此她既批评过雅斯贝尔斯，也批评过海德格尔，批评有时是尖锐和冷酷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对老师的真挚的感情；作为女人，她当然在感情问题上指责过海德格尔，而且随自己心态的变化指责的方式也不同，但她从来没有像勒维特那样，把个人的感受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混为一谈；对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和当纳粹的校长，她的批评尖锐苛刻，但这并不妨碍她探索海德格尔当校长的大学理想，并不妨碍她在海德格尔和国社党的思想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从个人的温情来说，她当然对雅斯贝尔斯的人格评价更高，但这并不妨碍她以更肃穆更虔诚的态度对待海德格尔的思想。让思的事情回到思的事情，让人格的事情回归人格的事情，让感情的事情限于感情的事情，让政治限于政治的场域……。一个知识分子到底要做出多少区分？并因这种区分以及在行动上贯彻这种区分付出多少代价？世故文化中的圆滑人格能否做出这一区分并愿为此一区分付出牺牲？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些奢侈了。在中国谈知识分子问题，既觉得最紧迫，也觉得最乏资格。放眼望去，偌大的中国，悠远的中国，变体中的中国，有几根知识分子的脊梁？专业分工下的专家利益集团，人格的整体依附，追逐利益的自觉意识，恶俗的价值导向，国格与人格的背反，民族主义的畸形补课，世故到智慧等级的灵魂，以为了生存的名义被频繁交易的原则与公义，权力透视镜中的众生相，相互欺骗的集体默契，本就贫弱的良知在各个角落里无时不在经受着的拷打……。在一个以消耗良知来背书的社会导向里，知识分子的土壤在哪里？知识生产的话语张力与知识分子的人格依附(甚至是自觉期待的依附)怎能塑造公民社会，怎能从权力导向过渡到权利导向，怎样才能实现从权力到权利的现代公民政治？做一个公民而不是属格的人，做一个捍卫自尊而懂得尊重其他同样自尊的人，这是知识分子的当然属性，这样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是公民社会的天然载体。如果知识分子只不过是知识的生产者和出卖者，甚至通过人格的自觉附庸来扩大知识的卖价，甚至不择手段，那就是知识贩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现代社会公民政治的价值，反倒成为现代社会塑形过程中的负担。余下的只有人格依附和利益寄生的半吊子的知识分子，半吊子的文人和文化人，这是滋养偏见和傲慢的多么理想的场所，这是极权主义和平庸之恶多么期待的土壤！荒漠在延伸，我们都不过是荒漠延伸中的鬼影。

这里不是展开这个论题的恰当场所，我只想藉此来参照一下，对有极深的(因被迫而成习惯的)明哲保身传统的国人来说，像汉娜’阿伦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何等值得我们期待！知识分子又是何等庄严肃穆的称谓，没有真正知识分子阶层的所谓现代社会又是何等之空洞与虚伪！如果现代技术与恶俗的导向和空洞的人性化合在一起，以工业化规模倍增，那是怎样的场景与后果？会不会重演阿伦特所说的极权社会的庸人之恶与平庸之恶，会不会又是极权主义复苏与强化的更大周期？我们是不是已经参与了极权主义的大业并在大声叫卖？虽然我们自命为知识分子。

回到阿伦特，回到说不尽的阿伦特。随着阅历(尤其是内在的思想阅历)的纯熟，晚年的阿伦特又回到她思想的出发点海德格尔这里。自《论积极生活》之后，她始终围绕海德格尔打转，或通过海德格尔延及其他，一如雅斯贝尔斯临终前还在阅读海德格尔，无声地(也是孤独地)与海德格尔争论。她在晚年始终想写一本海德格尔水平线上的书，或者能被海德格尔认可的纯思想领域的书，或者对海德格尔的著作和内心并行阐释的书。也只有她有资格做这样的阐释，海德格尔对她的这一书写计划也并非没有期待。于她来说，这既是她的愿望，也是她的情结，她想献给他，她总想献给他，在经过一系列的曲折和辛酸之后。但她没能够，上苍没有让她完成这个心愿。

1975年8月，她最后一次(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目击、见证和检视了海德格尔，觉察到了海德格尔的老朽态势。她当然紧张和伤感，意识到自己要加紧工作，在他去世前能见到自己奉献给他的礼物。伤感、紧迫、焦虑与触动内心奔波一生的憔悴，使她不堪重负。当年的12月她就在纽约突然撒手。牵不动的是心愿？是思想？是海德格尔思与情的晦暗？还是两人终于相互允诺了什么(默契地允诺)，可以释怀了？作为学生的阿伦特先走了，把咀嚼的滋味留给了老师海德格尔？这个残局在说什么？半年之后，海德格尔宁静地“终结”。

这是一本有关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关系”的书。“关系”的关联方式有很多，因人而异，亦因立场而异，这就注定了不能当做纯思想的著作来读，只能说是一本很有玩味价值的书。本书的作者是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女教授，也是研究阿伦特的专家，一位政治学的女教授写另一位她很尊敬的女政治哲学家的爱情故事，这本身就很值得玩味。既然是有关两人“关系”的书，只说一个人当然不成故事，既不是阿伦特一个人的故事，也不是海德格尔一个人的故事。不过，在其他地方，海德格尔我已说得够多了，在译余废墨里，我就不打算废更多的墨了，只补充一句话：在思的层面，海德格尔有无尽的言说需要，但在爱情问题上，海德格尔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只是在阿伦特的衬托下，这桩支离破碎的爱情大案才有了深度书写和深度阅读的价值，而且是在思想史的当代见证的意义上。

无论写书还是译书，只要不是功利的目的，都是在了却某个心愿，或出于虔诚，或出于敬畏，或出于感激，而实际留下的却是遗憾。作者有作者的遗憾，译者也有译者的遗憾。一本书，一部作品，严格地说，就是一个遗憾。未说出的，总比说出的多。技术层面的错与失就更不待言了。

陈春文

2009年3月

前言

第一章：世界土崩瓦解——哲学的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半路出家的哲学：卡尔·雅斯贝尔斯

 新哲学的破晓：马丁·海德格尔

 相遇：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

 两对夫妇

 走向哲学的途中：汉娜·阿伦特

 同化文化的破裂

第二章：生命中具有事件性的事件——爱情从天而降

 大学生活

 首次遭遇

 《存在与时间》

 第一批读者的反应

 分手之后

 海德格尔和卡西尔在达沃斯

 汉娜·阿伦特和京特·施特恩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开始默声的友谊

第三章：20年代背景下德意志人与犹太人共生的失败——朋友变成敌人

 民族同化与职业生涯的终结：汉娜·阿伦特

 犹太复国主义与存在哲学

 拉赫尔·瓦恩哈根的两难处境

 追捕与逃亡

 海德格尔：把哲学付诸实践

 柏拉图学园与国家社会主义的高校改革

 海德格尔与他的同事

 海德格尔校长

 开始撤退

 汉娜·阿伦特：被抛入政治洪流

第四章：逆境中的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发现美国

 美国啊，美国

 在美国与欧洲之间

 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陷阱

 有关帝国主义的写作计划

 战后时期的德国：罪责问题

 美国人眼中的海德格尔

 作为在美国生活的欧洲人

第五章：传统断裂与重新开始——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对位

 海德格尔：为荣誉而战

 海德格尔：艰难的岁月

 前后一贯的思考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友情结束之后

 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和海德格尔

 汉娜与马丁的重逢

 汉娜与马丁：充满矛盾的感情

 海德格尔：身处时局争论的中心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传统的断裂及现代性

 《极权统治的元素与起源》

 面对老师的两难处境

第六章：爱神蒙迪——思索浩劫之后的世界

 海德格尔的爱欲生活

 汉娜-阿伦特：处在时代的中心

 阿伦特重新开始思想

 一本“政治小册子”

 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

 艾希曼审判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重归信任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统治的元素与起源》这本书的结尾谈及由极权主义的统治所导致的内在的荒芜，藉由此一荒芜，极权主义的统治以“恐怖的铁幕”创造了一种荒凉的气氛，这种荒凉感包围着每个人，并且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延展着这种荒凉感。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她写道：“好像发明了一种能使荒漠自行延展的途径，沙暴如脱缰的野马所向披靡，在有人栖居的地球的任何地方概莫能外。”

我的这本书就是要谈谈这场沙暴，并且要说清楚，这场沙暴是怎样基于人并伴随人而发威的，这些人又是怎样以革新世界的巨大热忱和自觉而为沙暴肆虐推波助澜的。

1924年秋，年轻的柯尼斯堡女孩汉娜·阿伦特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来到拉恩河畔的马堡。她之所以来到马堡是为了追随一个传言，说在马堡大学有一位年轻的哲学家，人们在他那里能学到真正的思想。她是求知欲旺盛的女大学生，他则是哲学家中的一个反叛者。她18岁，一个精神自由的人，他35岁，已经结婚。之所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爱的激情和哲学思想的魅力。

两个人双双坠入危机四伏的爱河，伴随着爱河的流淌，一条冒险的思想道路也一并开始了，正是这条思想道路的引领，他们分分合合，却彼此终身不能脱掉干系。1927年，海德格尔以他的《存在与时间》扬名世界；这本书思想上之所以神采飞扬，也要归功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爱情。在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的同时，汉娜·阿伦特开始转回犹太复国主义；她想对充斥着杀戮行径的排犹主义采取战斗姿态。随着国社党掌握了权力，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被撕裂，分道扬镳了。她和她的朋友们被迫纷纷逃亡，而他则期待着国家社会主义能唤醒民族并使自己能在教育界领袖群伦。海德格尔的“动向”毁掉了他的爱情，一如毁掉了他与老师、同事和学生的关系。

相爱的人变成了敌人。然而，当他们分离十七年后再次重逢时，旧有的感情弥合了恩恩怨怨，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从此他们又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就是在这二十多年的友谊里，也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危机而断断续续。

对他俩的爱情故事，后人困惑甚多。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众多的人仍然认为他俩的爱情故事是一桩丑闻。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一个犹太女人怎么能与一个纳粹扯到一起？她何以在战后居然又公开地设法与他交往，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情结？

谁若是带着偷窥隐私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他就不可能洞察此一故事的真谛，即在他们的关系中，有双重关系交织在一起，一重是爱情，另一重是思想。爱情这一重，通过故事的一波三折和故事当事人的负载表明，他们的爱情光影重重相叠：爱欲与爱神，忠诚与背叛，激情与平淡无奇，和解，遗忘，忆起。就连爱神蒙迪也显现出“爱的人间烟火味”，只是爱神蒙迪的爱举不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事件。从他们的爱情延展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在欧洲通过战争和种族灭绝的自我毁灭之后，一个新的开始能以怎样的面目出现？这样一问，思想的问题就浮上了表面。在他们的关系的开局之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哲学之思该当何是？一种被准确理解的存在哲学能够转化到行动世界上来吗？

海德格尔想成为全民族的教育家的期求失败了。当他省悟到他的失败时，他重又深沉地退回到哲学中。

1933年，汉娜·阿伦特也被她的敌人强逼着去思索类似的问题，其结果却极端的不同：思想必须达及人世，必须更强烈地关注人9性和人性的经验，必须修补断裂和排除灾难。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都痛苦地察觉到了没有任何过往经验可以类通的经验背景，他们同是不可挽回的传统断裂的见证人。他们俩虽以迥异的方式和途径，却都义无反顾地尝试新的开始：一种“无地带的思想”，顺应传统断裂的事实。从他们政治上对立的两极里，发展出20世纪硕果最丰的哲学阐释之一，在一种政治世界(阿伦特)的思想和一种让予的哲学话语(海德格尔)之间。这是一种给整个世纪烙下深刻印痕的阐释，也是一种至今仍以无穷的变体加以重复的阐释。

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作为相爱的人和思者的双重关系以过去的整个世纪为背景，伴以这个世纪的断裂、灾难和个人的戏剧性变化被一再地讲述。可是，越是把两个人之间的故事与世纪的故事联结在一起，故事中出现的人物也就越多。卡尔·雅斯贝尔斯与马丁·海德格尔：一个是年轻的医生和精神病科的专家，来自德国北方地区，一个是来自南巴登地区的年轻的哲学家，他们彼此向对方趋近，共同战斗，为的是极端地革新哲学，并通过极端革新的哲学极端地革新大学。他们的友情开始于两人都有相同的想法：哲学已经不再切合当代的生存问题。他们呼吁反对大学体制中这种经院哲学的业已僵化的结构。他们变成一种新思想的使者，存在主义哲学的使者。1933年，他们的友谊破裂了，因为卡尔·雅斯贝尔斯蔑视新当权者和排犹主义。作为后果，他被大学驱逐出来。战争快要结束前，卡尔·雅斯贝尔斯已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也不得不为他太太的生命担忧。战争结束后，面对海德格尔，他成为海德格尔思想的尖锐的批评者，但同时也呼吁保持他们老友之间的旧情。然而，这种友情无论如何已经行不通了。

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她的博士学位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5年以后成为她了解德国的可资信赖的人物，战后的德国阿伦特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对于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建立起来的联系，雅斯贝尔斯虽然是不曾在场的第三方，但他的影子却无时不在。海德格尔同样忍受着与雅斯贝尔斯友情破裂的痛苦，阿伦特想让马丁·海德格尔与卡尔·雅斯贝尔斯重归于好也未能如愿。

海因里希·布吕歇尔(Blucher)，阿伦特的第二任丈夫，对阿伦特的思想工作的触动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他对阿伦特的意义一如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的太太)对雅斯贝尔斯的意义，雅斯贝尔斯把自己(不曾产生偏差的)“人性”归功于他的太太，在雅斯贝尔斯家里，他太太介入他与其他人交谈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最后还有埃尔弗里德·海德格尔(马丁·海德格尔的太太)，这位曾满怀希望地要成为妇女解放运动意义上的女人的人，最终还是步入了婚姻，很早就与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始终不能从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中解脱出来。在她的一生中，她自始至终反对海德格尔与众多的犹太男女学生的交往；海德格尔一生对爱欲的不离不弃使她苦不堪言。

还有众多的学生：卡尔·勒维特，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来说，他是一位有才华的早期批评者；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出类拔萃的女学生，职业教育学家；汉斯·约纳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学家在海德格尔那里学习；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位曾经着迷于海德格尔的学生，后来又同样转向另一种着迷，着迷于马克思主义；还有智商很高的京特·安德斯，阿伦特的第一任丈夫……

对后人来说，好像一切都清清楚楚，泾渭分明(老师是凶手，同事和学生是牺牲品)，但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则是一个混杂的世界，在共产主义者与弥赛亚主义者、犹太教信仰者与基督教信仰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混杂在一起的传统中，他们同时存在，相互抵触又共存共生，他们相互抵消又交互作用。因此，在本书的一些段落也会谈及，在德国精神史中“德意志的”思想是怎样可怕地与“犹太人的”思想拆分开的。

到此为止，好像两个人的交互纠缠还不够似的，两位主角的生活自20世纪40年代始分别在两个大陆上相照应。汉娜·阿伦特在美利坚合众国有了新的发挥作用的舞台，和她在那里的朋友们一起找到了新的家乡。她介入到那里发生的有关以色列前途的政治辩论，并为奠基一种新的政治思想而埋头工作。她的新朋友玛丽·麦卡锡、阿尔弗雷德·卡静、瓦尔德马·古里安、赫尔曼·布洛赫和德怀特·麦克唐纳，还有其他很多把她领进美国世界并与她争论有关欧洲前途的人。

马丁·海德格尔视美国代表着一种后果严重的技术的时代，汉娜·阿伦特则相反，她想把“美国的视野”带入到欧洲的思想。他们在交谈中争吵了一辈子，这种争吵不仅是观点之争，而且也关乎国民的政治意愿怎样才能在一种迥异于欧洲特性的民族国家的陈述中得以表达。仅就这层意思来说，人们在这里完全有理由谈论他们的关系代表了一种“跨大西洋的关系”。

本书在终局呈现出的两位主角是什么样子？面纱揭去了吗？受到伤害了吗？复原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吗？让他们的故事回到本来的面目，如果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1924年，一个学哲学的18岁的犹太女大学生在马堡遇到一位反叛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后来成为纳粹运动的思想先声。于是，在年轻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和已婚的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之间演绎出一段激情四射的爱情故事。将近十年后，恰恰是海德格尔寄予民族“觉醒”厚望的纳粹把阿伦特这位德国犹太女性置于流亡境地。她先是逃到法国，最终流亡美国。而海德格尔在短暂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一职后，又回到他的哲学中去。1950年，两位主人公久别重逢，旧情复萌，继又开始了关于这个充满破坏的世纪的论辩式对话。

作者在这部关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双重传记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巨幅全景。她发掘新材料，向当事人求证。政治巨变及其灾难、崭新的哲学、德国的大学、阿伦特的博士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及其他重要的思想家、美国和欧洲——作者以此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最富争议的爱和思的故事。

牵不动的是心愿？是思想？是海德格尔思与情的晦暗？还是两人终于相互允诺了什么(默契地允诺)，可以释怀了？作为学生的阿伦特先走了，把咀嚼的滋味留给了老师海德格尔？这个残局在说什么？半年之后，海德格尔宁静地“终结”……

这是一部关于年轻的学哲学的18岁的犹太女大学生汉娜·阿伦特和已婚反叛的哲学家的马丁·海德格尔的“关系”的书。在思的层面，海德格尔有无尽的言说需要，但在爱情问题上，海德格尔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只是在阿伦特的衬托下，这桩支离破碎的爱情大案才有了深度书写和深度阅读的价值，而且是在思想史的当代见证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