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公的儿子两岁时继承王位，人们称他为小主，由他的母亲在背后把持朝政。由于信任太监，朝廷混乱，朝廷上有才华的人都隐退了，百姓也怨声载道。
公子连逃亡在魏国，听说国内的情况就想回国夺权，到了华山的关口时，右主然把守，不允许他进入，并说：“忠臣不事二主，现在的国君虽然幼小，但法令要求我只能为他效忠，公子您还是退回去吧。”
公子连没办法，只好改道到了翟国，从翟国边境进入秦国。小主的母亲听到公子连入境的消息，立即命令军队开往边境。不料，到了边境以后，官兵反而把公子连拥立为国主。
公子连带领部队赶回都城，小主的母亲没有办法，只得自杀。公子连自立为献公。当百官朝贺时，公子连想起当时在华山关口被右主然拒绝人关的事情，于是就想把他抓来治罪，以泄心头之恨，同时奖励在翟国边境关口把守的菌改。
大臣监突劝道：“千万不能这样。秦国还有许多公子在外面，您如惩治了右主然，那其他公子都可以轻易回国与您争夺王位，那时国家的法纪就乱了。”
公子连这才明白过来，于是将菌改赏赐后调离关口，另给了一个职位，同时原谅了右主然，并大加奖励，要其他关口守将向他学习。
这个故事所隐含的思想在于：只有规则，才是制止王位争夺的东西，而人的效忠反而会引起更多的混乱。事实上，在法家那里，规则的最大作用就是确定包括王位在内的一切权益的“名分”，只有确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而如果不确定名分，天下必将大乱。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100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在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
法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都不厌其烦地复述这个例子，说明他们都认为法律和秩序的根本作用，是“定分”或者说是确定名分。
法家的这种理念，很接近斯密在《原富》里政府“守夜人”的论述。根据斯密的论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项：(一)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二)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负或者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三)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当然，为了维持政府的尊严，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花费。
在法家看来，规是木匠用来校正圆形的，矩是用来校正方形的，而法律像规矩和绳墨一样，虽然可以使人合作诚信，防止各种不必要的纷争；但这些只是过程、手段和结果，只有“定分”才是它的最基本的功能。没有确定名分，赏罚无由实行，诚信无由实现，纷争便无法消止。
尹文子指出：“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可见，在法家那里，“法”的“定分”的功能并不只是一句抽象的空话，它把规则或者说法律的性质、特征和作用都涵盖在内了。它对于现代领导者的启示在于，只有把员工应得的待遇都用规则确定下来，并且一丝不苟地执行，才能得到员工的合作。须知，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每个人对于自己该得到什么、该得到多少都是很清楚的，领导者如果因此指责他们自私是毫无益处的。真正的要做的，一是一视同仁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各种“自私”需求，二是真正使规则具有规范性，并伴以权威性和强制性。特别是后一点，如同一把尺子和一杆秤，长短有度，轻重有衡，必须有一定之规。只有如此，才能使尺子和秤发挥应有的作用吧？
P45-48
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相当另类的异数，法家萌芽于春秋，正式形成并活跃于战国。之后，秦始皇用它为思想武器统一全国，并以之作为统治全国的独门绝招。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秦朝土崩瓦解，法家失去了靠山，同时把思想界老大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儒学。
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大多自称“法士”、“法术之士”或者“耕战之士”等，不过，儒家的掌门人之一孟子，则不客气地称其为“辟草莽，任土地者”，也就是强迫人民开垦土地来增加税负的人，将其列为需要打击的黑名单的第三名。
事实上，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也许只有剑走偏锋的法家思想是用血来祭奠的。因为流血的，不只是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平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子。
到东汉末年，刘邵把春秋中期以后的管仲等政治改革家也都算在法家之中，这种看法很具有代表性。后来，郭偃、子产、邓析、吴起、邹忌、荀子也都被当做法家来看待。他在《人物志》中说：“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
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韩非子……一个个相对不那么成功的法家人物，组成中国历史上的狮子座流星雨。他们曾经是舞台上的主角，冷酷、自信，是天生的领导，在思想界最受瞩目的位置散发夺目的光芒，也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在铁与血的政治舞台上谱写各自的辉煌。
汉朝以后，典型的法家人物寥若晨星，但是法家的思想却与死对头儒家互为表里，共同成为历代领导者刚柔并济的两把刷子。
法家的智慧有力度、够深刻。换句话说，它就像一把有着多棱角锋芒的刀，把人性最深层的东西剖开来，并借以形成管理游戏的规则——法。
法家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其思想哲学也已和儒、道、墨、名、兵、阴阳一起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法家的影子隐现于很多王朝的庙堂上下，以至于有一些牙尖口利的学者指出，历代王朝的治理术从本质上看就是“阳儒阴法”。
从中西政治文化的对比来看，法家还与西方政治学的鼻祖、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
马基雅维里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有一句名言颇能代表这种观念：“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正因如此，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sm)也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它意味着重视实效，与人保持情感上的距离，相信结果能够为手段做出辩护。
马基雅维里主义在西方是贬义词，是旁门左道的文化支流。在西方，一提到马基雅维利，马上想到权术的邪恶。
回头再看看中国法家的政治哲学，我们不能不为这种中西文化的相通而惊讶。
中国人对法家的评论，有些像西方人对马基雅维利的态度。在批评者眼里，中国的法家代表人物和马基雅维利一样，被看做是臭名远扬的政治哲学家，厚颜无耻的恶棍。因为他们都直言不讳地提倡，一个有志于维持和扩大自己权力的统治者应该把欺骗、狡诈和谎言等手段与残酷的武力结合起来使用。
西方某个人一旦被冠以“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那他就名誉扫地。而中国一旦某个领导被冠以“法家”的帽子，那么就相当于被贴上了残暴不仁的标签。
不过，如果以权力设计和运作等政治学眼光来看，把法家一律视为阴谋权术并不客观。国强则兴，国弱则亡，这种敏锐意识，常能引出许多深邃的思考。无论如何，如果要从传统中吸取立身处世的智慧，就必须抛弃打棍子、戴帽子的作法，回头看一下这间珠宝和废铁同时杂陈其间的铺子，客观地分析和借鉴古人的智慧，这才是现代文明的题中之意。 有的朋友问，法家思想对我有用吗？
答案取决于你工作的类型，以及你是否在评估绩效时考虑到道德的评价。
在一些领域中，最后的成就能带来实质的收益，并且能够使别人忘记其手段，比如政治、管理和商业竞争等。在这些领域，法家的智慧可以使你表现出色，所获不菲。但在另外一些领域中，成就并不能为手段进行辩护，你的一言一行都必须遵守绝对的规范标准，比如教育和社会工作。对于后者，法家思想不仅爱莫能助，而且恐怕只能作为一种反面教材来使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思想是给领导者准备的。慈不掌兵，仁不聚财，并不是说掌兵和聚财与人道主义格格不入，而是因为所有的人道主义，必须有铁一样的规则、水一样的领导策略，以及高如崖岸的势为后盾，才是有效的和可以持续的。这种后盾，显然只有法家思想才能提供。
作者
2010年3月
西风东渐，注重人性和谐慢慢成为当代中国的管理潮流。但物极必反，人性深处的矛盾，却使强势领导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也给管理带来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韩非子等这些法家人物所留下的管理智慧，却可以使我们轻松高效、游刃有余地了解人性。
本书用图解的形式，通过善与恶、思与行、法术势、矛与盾、冰与火、有私与无私、赏与罚、贤与愚等八个对立的方面，说明一个懂得领导艺术的领导者，必须掌握法家管理思想的精髓：法(固定的法则)、术(控制的手段)、势(政治的权力)。管理者若能很好地把法、术、势相结合，领导的位置就不容易被蒙蔽，而下级也不会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而作乱，才能轻轻松松做领导。
如果你就职于政治、管理或商业竞争等领域，要想从传统中吸取轻松驾驭局面的智慧，那么法家的领导艺术是你不二的选择，它可以使你表现出色，所获不菲。
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虚怀若谷才能了解事情真假，保持定静才能判断行为对错。要取信，罚不如赏，赏大不如赏小；要立威，赏不如罚，罚下不如罚上。一个规则，必须让聪明人和笨人都能理解并且遵守，这才是最好的管理方法。高明的领导，不必绞尽脑汁就可以明察一切，不必显示才华就可以成就大业。
本书用图解的形式，通过善与恶、思与行、法术势、矛与盾、冰与火、有私与无私、赏与罚、贤与愚等八个对立的方面，说明一个懂得领导艺术的领导者，必须掌握法家管理思想的精髓：法(固定的法则)、术(控制的手段)、势(政治的权力)。
